俄罗斯与西方是怎样分道扬镳的？
点击“欧亚新观察”
近日卡迪夫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教授谢尔盖·拉德琴科（Sergey Radchenko）在俄政论网站Riddle发表了其最新学术论文的简写版，重新审视了90年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我们结合学术论文版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1993年12月中旬，俄罗斯举行了国家杜马选举，这是“炮打白宫”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或许也是新生的俄罗斯的历史上最 "民主"的一次选举。然而，选举的结果令人震惊："民主派 "遭到了激进的左右翼激进党派的强力反击。
美国领导层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1994年2月，克林顿政府负责俄罗斯事务的塔尔博特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的团队分享了他的想法。"他(塔尔伯特)在国务院内部已经着手安排相关事宜——尽管他最着急的是不能泄露美国对俄政策正在被重新评估"——梅杰的助手罗德里克·莱恩写道。
莱恩还指出，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讨论与俄罗斯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是一个错误。第一个这样的宿命论者是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按照莱恩的说法，俄罗斯 "已经在往坏处走，我们不应该鼓励俄罗斯人的这种想法，即他们可以消极地干涉各种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给了他们‘伙伴’的地位”。
这种关于俄罗斯未来的争论，无疑反映在北约东扩这一克林顿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议题上。随着档案文件逐渐开放，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克林顿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否正确？在北约东扩过程中，美国是否“失去”了俄罗斯？
第二个问题可以明确回答：没有。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美国，所以美国不可能失去它。很明显，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内部：大国情结、有毒的政治叙事等。但美国因素确实在塑造俄罗斯政治叙事方面发挥了作用。
俄罗斯能否成为北约的一部分？
在克林顿担任总统初期，他面对着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坚定意向。一些人（如捷克总统哈维尔）主要援引的是共同的欧洲文化和文明这样的理由。另一些人（如瓦文萨）则毫不妥协：要么加入北约，要么波兰将消失在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黑暗中。"不能让波兰毫无防备，"瓦文萨对克林顿说，"我们需要得到美国力量的保护"。克林顿听取了瓦文萨的发言。考虑到俄罗斯晦暗不明的转型轨迹，北约的扩张似乎能为欧洲提供很好的安全保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莫斯科冷静下来，他们严重担心这种北约东扩将会在欧洲划出新的分界线。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叶利钦和外长科济列夫都没有反对，恰恰相反，他们是支持的，但有一个条件：俄罗斯将成为其中的一员。1994年1月，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俄罗斯必须是第一个加入北约的国家，然后中东欧其他国家可以加入。应该有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欧洲人组成的“卡特尔”，以确保世界安全"。
提及"卡特尔"，说明了叶利钦在外交政策上想达到的目的。他口中的 "卡特尔 "是19世纪欧洲协调的另一个版本，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斯大林1945年在雅尔塔试图实现同样的目标。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说的："听着，我想和你私下谈谈——没有别人，不要记录......你将成为我们的伙伴，你和我们将管理世界"。
叶利钦的"卡特尔"内含了对俄罗斯作为不可替代的大国地位的承认，这样的地位意味着在解决每一时期的关键问题时，都应该考虑其立场。诚然，与亚历山大一世的俄罗斯和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不同，叶利钦的俄罗斯只是纸面上的大国。实际上，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需要西方的支持。欲望与可能性并不完全匹配。
科济列夫认为他知道如何解决这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他经常被批评为是一个 "西方派"， “亲西方”的立场是其"卡特尔"外交方针的直接后果。1993年，科济列夫在外交部的一次会议上说道："做美国的伙伴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必须成为美国的首要伙伴，否则，大国地位将荡然无存。" 所以他和叶利钦一样，致力于推动俄罗斯加入北约。1994年5月，在与德国同行的一次会议上，这位部长斥责西方国家不愿意同俄罗斯一体化。"为什么北约不想要俄罗斯？是否有隐秘的指责？怀疑？甚至可能是敌意？"
今天看来，科济列夫的假设显然是正确的。除了对俄罗斯心存戒备外，还有一点：北约担心俄罗斯的加入会导致自己的崩溃。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曾在1992-1997年担任英国国防部长和外交大臣的马尔科姆·里夫金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在我自己看来，我比我的一些同事对这个问题更能有同理心，但我自己心中毫不怀疑，如果不想损害北约，俄罗斯永远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
科济列夫当然不满意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他抱怨说，这只会加强俄罗斯的左翼和民族主义势力，削弱叶利钦及其执政团队。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加入北约的想法不仅得到了科济列夫和叶利钦的支持，俄罗斯精英阶层也很欢迎。因此，当时试图在叶利钦和议会之间取得平衡的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不仅支持俄罗斯加入北约，而且还谈到了加入北约的具体方法：法国模式。在1994年12月与法国议员的谈话中，他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当有人谈论北约的扩张时，我们建议从乌拉尔开始扩张，或者我们可以仿照法国的例子，谈谈我们参加这个组织的问题"。
这是指1966年，在戴高乐的倡议下，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但仍是北约政治结构的成员(2009年回归)。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分析人士热衷于谈论这种北约成员国的"法国模式"。诚然，西方当时并没有听到（或不想听到）雷布金的提议。中欧和东欧的代表普遍认为，决不应该让俄罗斯加入北约。
这种态度自然激怒了莫斯科。正如杜马议员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曾希望被纳入西方文明国家之列，但只被允许加入那些已显示出无效的组织"。
从伙伴关系到对抗
两种叙事——与西方的伙伴关系和与西方的对抗——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引向相反的方向。尽管近年来对抗性特征占主导地位，但它们仍然共存。这些叙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俄罗斯政治精英提供合法性。
两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西方（主要是美国）对俄罗斯的 "承认"。一种是作为伙伴的承认，这使俄罗斯作为"卡特尔"的成员获得某些优势。另一种是承认为敌人，敌人的身份也有其优势。比如，它使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北约成员的侵犯成为可能。同时，"国家利益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俄罗斯作为西方的"伙伴"或"敌人"时的 "国家利益"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
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美国，因此也无所谓“失去”俄罗斯。但美国把俄罗斯作为敌人还是伙伴，无疑会影响俄罗斯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我们是否可以说，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机会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却错过了这个机会？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到，关于俄罗斯为什么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论据（太大、危险、感染了帝国主义等等）是基于冷战思维的。
很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渴望加入北约，并准备考虑加入北约的各种方案，包括 "法国 "方案。满足这些愿望对北约来说的确有一定的危险性，可能会加强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是否值得冒这样的风险？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自我认同的结构是如何在社会情境中的"实践"影响下形成的。俄罗斯的自我认同也是在社会叙事的斗争中确定的。这两种叙事（甚至同时）都为政治精英的合法化服务。
"伙伴关系"的叙事从未被抛弃：它仍然存在于威权的、"反西方 "的俄罗斯叙事的阴影中。安东尼·莱克是对的——俄罗斯变 "坏 "了。不过，他本人也参与了这个过程。俄罗斯与西方都参与了这场离婚。俄罗斯精英通过与美国的敌意使自己合法化，从而促成了这一过程；美国精英对这一进程的贡献则在于不提供（或不想提供）通过真正的全面合作关系使俄罗斯精英获得合法性的可能。
结论
总的来说，西方世界的主要决策者们从来没有对将俄罗斯纳入北约抱有任何兴趣。他们担心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如果成为北约成员，将使北约陷入瘫痪。俄罗斯方面，莫斯科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让自己屈从于一个美国领导的安全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关于不在欧洲制造新的分界线的讨论，充其量只是天真的一厢情愿，甚至可能是故意混淆视听，以缓和俄罗斯对因此被故意排除在最重要的欧洲安全组织之外的不满。
加入北约的收益并不只是安全上的。对俄罗斯来说，北约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也是一种对自己成为西方一员的宣示。莫斯科在1993-1994年坚持不懈地、愈发绝望地推动自身加入北约，主要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种承认对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来说是极有意义的。叶利钦和科济列夫认为，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以及保存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意味着来自外部的认可，有助于他们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
美国的问题在于，尽管作为现实主义者，美国的执政团队无可责备。但是，由于在他们本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过于现实，缺少理想主义成分，他们也为俄罗斯的帝国复辟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出了一份力。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