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基扬诺夫：2020年缘何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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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国际政治专家、《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卢基扬诺夫在“侧面”网站发表文章，对俄罗斯2020年对外政策进行了点评。他认为，2020年是俄罗斯外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瓦解，国际机制在世界上中的调节作用失灵，以武力为后盾的强权再次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在中东和外高加索问题上纵横捭阖，展现出新的外交风格。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战略界对国际秩序走向及对外政策工具的基本看法正在发生变化。现将文章主要内容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2020年疫情暴发，万物失色，世界政治问题退居次要地位。历史将这样记录这一年。但是政治议程并未发生变化，强制停摆已成定格画面，留待以后的人们加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变革早已成熟，不可能回到原点。1990年查尔斯·克劳萨默宣布世界进入“美国单极时刻”，30年后，这一时刻已成过往，即便承诺重回理想主义和追求全球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执掌政权也于事无补。
对俄罗斯来说，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虽然其官方对外政策并未作出调整。新形势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后苏联空间虽仍然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但俄罗斯已不再追求落实无所不包的统一的倡议。
第二，与西方首先是与欧洲建立特殊关系的前景已被淡化，欧洲将被视为某种潜在的伙伴。
第三，与西方拉开距离并不意味着自动转向东方，至少不是直接转向，而是相当克制。
第四，军事实力重新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国际机制退居次要地位。
过去的一年在两大事件之间展开：2月份伊德利卜形势急剧恶化，11月意外签订纳卡问题协议。两大事件有三大特点：俄罗斯和土耳其扮演主要角色，使用武力是决定性因素，国际制度处在游戏之外。
叙利亚问题涉及俄土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土耳其试图以武力方式锁定和扩大其所得，但遭致武力应对。两国高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确立了新的临时均势，合作得以维持，虽然在形势紧张之际莫斯科和安卡拉似乎已处于全面战争边缘。
纳卡问题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场景相似。土耳其的干预打破了现状，并提醒人们可以武力方式解决冻结的冲突。俄罗斯采用军事外交手段，使其在冲突地区维护住了自己长期和巩固的存在，但不得不同意土耳其获得第二主导者地位。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均未发挥作用，无论是正式的国际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均未启用。叙利亚问题是依靠引入大国这一因素得到解决的，伊德利卜危机得到化解，“阿斯塔纳三角”并未参与其中，此前这一机制曾显示出其效力。在纳卡问题上，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名义上主导谈判，实际上却置身事外，无所作为。
俄土关系变得如此重要并非偶然。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是具有悠久帝国传统的大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欧洲政治的参与者，冷战后都曾试图进入西方体系，但在意识到无法全面融入西方后均深感失望。俄土两国对与欧洲关系的伤痛记忆不同，但结果相似。
俄罗斯和土耳其在2020年的行动是对国际制度失望的结果，是传统的武力决定论的回归。类似的政策充满风险，且并非胜券在握，但可带来具体成果。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次重大转变。俄罗斯是20世纪后半叶国际制度（联合国体系）的设计者之一，其一直坚定捍卫这一制度，并试图加入苏联未曾加入的西方制度，但西方却宣布获得了冷战的胜利。换言之，俄罗斯虽然一直批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但实际上是制度至上的坚定拥护者。
2008年以后形势突变。俄罗斯不再寄望于通过国际制度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试图绕过这种制度，其所采取的步骤也切实有效。2008年格鲁吉亚事件和2014年乌克兰事件均是例证。2015年叙利亚危机则更为明显，这次俄罗斯行动更加坚决，行事更加独立，没有通过授权的国际机制。莫斯科曾试图借助于这些制度来降低高昂的政治和经济成本。
俄罗斯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关系的变化，是另外一个突出事件。2013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普京。正是他建议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并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此后7年，俄罗斯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建设性合作逐步走向相互排斥。目前的主要刺激因素是纳瓦利内事件（此前则是因为指责叙利亚使用化武）。俄罗斯批评该组织充满偏见和政治化的做法，徒劳无功地破坏程序和规则。禁止化武组织在政治上坚定地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俄罗斯缺乏扭转禁止化武组织方针的影响力和工具，且无证据显示形势会得到改变。
倘若上述冲突是在稳定的自由主义秩序下展开的，则将成为俄罗斯面临的严重问题。但自由主义制度已不再发挥作用，各层次的功能失调已无法掩饰，以普遍性法律为基础难以解决问题，随机应对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在成为日常规范。大流行将这种趋势凸显出来，且使这种趋势得到了加强。即便是制度主义的最坚定拥护者也开始信奉随机而非普遍的法则。俄罗斯历来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并非如自由主义兴盛时期所认为的不合时宜，而是一种理性行为。另一方面，上述制度虽然处在危机之中，但却正在变成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俄罗斯也不得不对如何对待这些制度做出决定。这是近期俄罗斯外交的根本问题之一。
近30年来与西方的关系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另一衍生问题，俄罗斯也有加入这一秩序的愿望。俄罗斯追求和得到了什么，前人多有论述。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已经结束。纳瓦利内事件就是一例。此次事件后，莫斯科不再将欧盟及其领袖国家德国作为创造新未来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官方外交人士将德国的行为视为是向美国投降，认为德国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角色。现实则更为复杂。
德国的行动（为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治疗，并利用这一话题进行政治炒作）有悖于德国和俄罗斯的现实利益。德国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成为欧盟的领头雁。柏林认为，面对俄罗斯“不正确”的方向、中国崛起和不可靠的美国，欧盟应团结起来。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中获得的利益，而今被认为不再有足够的诱惑力。但现如今的俄罗斯也并非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使德国领导人不得不加以重视的那种威胁。
俄德关系不是唯一事例，但却最能说明问题。两者没有能力构建某种模式的“全欧大厦”，彼此都深感失望，近15年来失望情绪加剧，导致双方分道扬镳。俄罗斯对欧盟及其个别成员国的行为感到愤怒，这与欧盟不接受俄罗斯的行为方式相互应和。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兴盛之时，“全欧大厦”构想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最杰出产物是欧洲一体化，目前这一构想与欧洲一体化自然都处在威胁之下。欧洲将倾其全力挽救这一杰作，其措施包括处理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目前可以确信，俄罗斯正在脱离西方，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和崛起的亚洲。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或者俄罗斯正在自掘坟墓，投入巨龙的怀抱，要么沦为仆从，要么成为他人的鱼肉。或者在西方衰落背景下，俄罗斯正与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国家结成轴心，使其在未来若干年的地位得以巩固。
实际上，如果将这种转向视为向一种特定行为方式的过渡，而不是政治经济偏好的简单选择，那么俄罗斯所转向的东方，更多是指土耳其，而不是中国。所谓俄罗斯的亚洲转向目前正在顺利进行，如果说当中存在额外障碍，实际上只是为了强调障碍本身。国际政治学者博尔达乔夫指出，俄罗斯在亚洲无法发挥其主要优势，即外交资源所依赖的不小的军事能力。这一判断恰如其分。在亚洲，经济潜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不是俄罗斯所夸耀的那些东西。普京不久前指出，在原则上不排除与中国结成军事联盟，虽然现在还无此需要，这一说法引起很大反响，这符合俄罗斯在亚洲寻找根基的逻辑，即如何将目前亚洲并不需要的自己的主要资产转化为对现实有实际影响的资本。
后苏联空间需要俄罗斯的资产。这一地区正在迎来决定命运的时刻。脱胎于苏联的国家们目前正在经历发展危机，正在通过自主性测试，形式各异，但无所不在。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认为有必要创建一种框架结构，将原苏联的大部分领土重新整合起来。最有效的模式是欧亚经济联盟，虽然不能将所有国家纳入这个一体化结构中来。在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中，有三个（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陷入政治动荡。俄罗斯试图与联盟外重要国家（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保持合作关系，迫使俄罗斯转向另外一种更符合世界潮流的原则。这就是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首先寄希望于实力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卡停火已成为一种模式，应邀使用武力，而不是强加于人。
目前俄罗斯所主导的集团只是西方集团的复制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后苏联的北约”）和欧亚经济联盟（“欧亚地区的欧盟”）是在欧洲大西洋制度成为样板的时期构建起来的。但是这一时期已与自由主义秩序一道结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或中东，并未复制出大西洋联盟，虽然这样乐观的估计20年前一度盛行。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倡导建立的机构应该解散。这些机制发挥了效力，但不能成为基本的政策工具。耐人寻味的是，俄白联盟并不是对其他国际组织的复制，而是成了一种独特的合作形式。因此，这一机制可能有自己的发展前景。
关于“俄罗斯是国际舞台上的孤独存在”，已成为习惯说法。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周边国家陷入混乱，转向亚洲并无明显动力，2020年事态证实了“俄罗斯躁动不安”的说法。但眼下应如何对此做出评价？
大国的实践证明，“孤独”就是完全遵从自身利益，首先寄希望于自身资源，这是一种规范。如果形势需要，如果仍存在必要性，大国可以与他国建立联盟，确立盟友关系。有些国家经常如此，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或中国）从不如此。
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前20年告诉我们一种思想：制度性合作和增加共同性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自然方式，但放在国际关系史的长河中，这个时段是短暂的，且是一种例外。随着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世界将重回历史规范。制度经验不会不留下痕迹，也不会瞬间消失，但变化的方向已经确定。从总体上看，认为“孤独”是俄罗斯政治问题的说法没有意义，要讨论的是在具体领域和方向上是否存在机会。最重要的是内部发展的机会和在“原有规范的世界上”巩固国家地位的机会。但这不是当前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对对外政策的未来来说，搞好自家事务的能力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
（编译：薛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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