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裕乾｜抗战与艺术的交织——西京金石书画学会考略

Original 《美术》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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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美术

Modern Art

抗战与艺术的交织

——西京金石书画学会考略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艺术学博士生｜董裕乾

摘要：成立于1933年的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是受当地政府支持的艺术组织，成员多为政界人士。其成立与活动，是20世纪传统知识分子在特殊语境下寻求“救国”和“自救”的综合方式，对传统金石书画的保护和发扬起到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古都西安的时代步伐，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作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镜像，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直接映射出当时陕西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等诸多面向，更反映出抗战与艺术的交织，展示了艺术、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密切联系。

“西京金石书画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是1933年成立于陕西西安的艺术组织，其活动受政府经费和政策的支持，成员亦多有从政背景。因而，学会在彼时成为民族精神凝聚力的象征，关涉动荡时局中的历史、政治、文化诸方面，反映出抗战与艺术的交织，展示了艺术、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分析该学会的成立缘由、运行方式、展览和传播，以及主要成员的艺术成就，力图探讨该学会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价值，从中也可窥探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的美术图景。

一、成立缘起与宗旨

学会成立之前发生于西安及周边的几起事件颇能勾勒出这一时期陕西政局、人心及对历史遗存之态度。其一，1914年和1918年曾发生了两次地方军阀伙同洋商盗取昭陵石刻，后一次因靖国军的施压及当地民众的奋力追缴而壁还。其二，1923年曾发起“维新变法”失败而闲赋的康有为在游历西安卧龙寺时，因同寺庙主持及佛教会私下进行佛经交易而引发“盗经”事件，后经古物保存会和文化届人士的多方协调始追讨归还。这几起事件均发生于民国初的地方军阀时期，即杨虎城接管陕西军政之前，反映了陕西政界、士绅、民众对历史遗存的守护态度与立场。1926年，杨虎城主政陕西后，同后来的邵力子分工合作，发展陕西农业、教育、文化等事业，并间接地参与了对金石书画的保护工作。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并承担时代使命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上海，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的预案，定名为“西京”，并于次年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西京之名同西安千年帝都的历史荣誉相呼应，得到了当时文化艺术领域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革旧”目的已达成，其过激的方面所造成的传统伤痕正在被具有新型视野的精英群体以各种方式悄然修复，启发民智以弘扬国粹。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胡适“整理国故”等均属此列。这种文化态度不仅在上海、北京等地蔚然成风，在古都西安同样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

学会发起人之一、陕西籍学者党晴梵在《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中以开宗明义口吻指出，“中华开国五千年，典章文物，蔚为东亚大邦，其艺术之足以表现者，尤以金石书画为特著”。在对中华历史文明的追溯中，“书画”一度被奉上崇高的地位，成为甲骨钟鼎诸艺术形式的集大成者，在逐步的理论确立中形成了“书画同源”观点。这一视角在元代及后来的书画家中被反复提及，并逐步凸显了书画的社会属性和精神承载，相对于书画的流通性和时代性，青铜、碑刻、器物等更多地显示出其“历史遗存”的文物价值。因而，党晴梵以“证古信今”的诘问，重申了美术史、书法史的形成与变迁史，试图在社会价值层面确立了金石书画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随即话锋一转，指出西安作为地域和历史概念的“西京”成为承载这一文化梦想的栖宿之地：

复艺术者，社会精神文化所演之剧目也，即以社会之经济与政治为其背景。高文典珊，不产于蛮陌之邦；元鼎神龟，必毓于升平之世。民族文野，治术隆污，又悉于此系之！翳我西京，其命维新。本文化策源之地，作民国复兴之基。

党晴梵借用《诗经·大雅·文王》中的“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版，其命维新”，将之演绎为“翳我西京，其命维新”，进一步确立西安“本文化策源之地，作民国复兴之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赋予了西京文化艺术复兴的新使命。尽管这一愿望在后来的政治决策中屡遭否定，但却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列强环伺、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时的某种理想。这种理想支撑着他们去完成一项项人文使命，并在险象环生的历史背景下保存了传统文化的“火种”，以及为延续中国金石书画的道统进行的积极探索。

党晴梵还考察了德国哲学家尼采“艺术即生活”的论调，将金石书画学会的成立同社会现实需要相比较，强调了金石书法作为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在民众道德修养提升方面的重要性。党晴梵既指出提高道德修养、改变社会风尚，又准确地意识到“不必期尽人而为艺术专家，实望社会多数有艺术兴趣”的现实诉求。这一视角同20世纪初“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学术观点、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的冲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安所兴起的“移风易俗”活动亦与之相关。最终，党晴梵《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一文将学会立下“发扬国光，振兴民族”的终极使命，确立了发展方向。

1933年7月26日，在时任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支持下，由寇遐、党晴梵（图1）、张寒杉、李白瑜等倡导发起，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核准立案，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即颁布了学会章程和任职分工。学会正式确定并颁布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的名称，以“提高艺术，发扬国光”为宗旨。这同黄宾虹在1926年发起成立的以“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研究艺术，启人雅尚之心”为宗旨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颇为相似；同时期北京、上海、杭州各地围绕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成立了多个社会组织，均标榜“发扬国光”的使命。在入会条件中，章程规定赞成学会宗旨，经两名发起人推荐并缴纳会费即可入会。具有进步意绘画义的是，这份章程指出“发起人为本会当然会员，此外不分性别”，尽管在发起人中没有女性会员，但后期女性会员的加入足见这一时期“男女平等”观念已影响至陕西文化领域。

图1 党晴梵《篆书对联》纸本尺寸、年代不详

引自陕西书法家协会：《陕西书法》总第11期，

中国香港紫荆国际出版社2010年版

学会在内部组织中分为4个部门。其中，事务部掌管学会印信（公章）和会费，负责抄发文件和统筹各项事务；设计部负责搜集金石书画研究之资料，分析研究之方法，对接学会的对外交流和推广事宜；评议部审核会员作品，承担会刊编辑与出版预备事项；保管部负责图书资料和会员作品的保管，征稿及展览布置各事项。

在人员组成方面，章程规定由大会公选会长、副会长各一人，会长总理一切事务，各部负责人由会长在会员中提名，经大会审议后担任部长，并具体负责章程所规定的工作。同时，各部部长可在会员中选择干事若干，还显示“会务繁多时得酌用雇员”。学会的运行经费，除政府支持补助、社会捐赠以及规定会员入会缴纳会费一元外，会员每月还须按具体情况捐赠，以维持学会的正常运行。章程还显示学会每年秋季召开一次经常大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展览会，各部每月召集一次职员会，并阐明由会长召集可召开临时会议。值得提及的是，学会章程第八条“传习”名目显示的“本会为广育人才，得设传习所，教授生徒办法另定之”，可为党晴梵《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的精神和学会宗旨的落地，显示出学会诸位发起人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相对于旧式社会组织，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是符合时代需求的进步组织。原因有四：一是它以艺术发扬国光的精神同上海、杭州等地同时期的艺术组织形成了呼应，借以艺术救国的思想消除此前西安这座城市身上“保守”的标签；二是学会在会员选择上不拘一格，业已消除了清代妇女学习禁忌，倡导“不分性别”，因而女会员多填列其中；三是在组织形式、职能分工方面出台了翔实而具体的实施方案，为学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依据，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四是从会名、宗旨、会员、组织、职员、经费、开会、传习、薪金及附则十条章程框架可以看出，该学会对各项事务的规范限定和组织逻辑，反映出规章制度中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严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社会组织的雏形。

二、运营、展览与传播

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成立后，迅速按章程遴选人员、确立分工，从而保障学会展览、交流及学术活动的有效开展。在首次成立大会上，学会确立了人员任职，各理事长、理事和各部主任均通过推荐选举产生。其中，理事长寇遐、王健、赵守钰，理事党晴梵、谢曾华，事务部主任张伟，保管部主任李维诚，设计部主任张靖（张寒杉），评议部主任匡厚生。

核心成员除寇遐、党晴梵、张靖、匡厚生外，其余多属国民政府各机关官员，杨虎城、邵力子被聘为名誉理事长，这种搭配的方式有利于经费的筹措和日常活动的开展。经费方面，除去会员会费与月捐款，学会呈报陕西省国民政府的经费申请情况为每月240元，按1935年月度概算显示，每月开支包括3名勤务员、3名事务员工资，纸张、笔墨、茶水、薪碳、灯火及杂费，月计130元；学会所属图书馆每月同类开支85元；学术演讲预备费每月25元。

在经费的确保下，学会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并由章程所显示的暂借“四府街二号”迁至鼓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长西安行营总务处曾致函学会称：“陕省政府为保存古迹起见，重加修理，决议将该楼（鼓楼）作为本会办事地址。”并据此提示“查该鼓楼为历代胜迹，兹称作贵会办事地址，关系地方文化，自应加以保护，业已电话通知所驻宪兵缩让矣”。至此，学会有了日常办公及活动的固定场所，组织和运作得以完善，活动开展频繁。值得一提的是，学会设计部负责搜集金石书画研究材料，接受会员及社会捐赠，图书及藏品内容涉猎了文史、诗词、艺术、医学诸方面，以此为基础筹建成立了图书馆，并由评议部负责具体管理。

1934年4月，学会组织出版发行了《西京金石书画集》（以下简称《书画集》）第1期（图2），次月出版第2期，1936年先后出版第3期（图3）、第4期。由于当时的西安还没有先进的印刷技术，画集由北平故宫印刷所承担印制并代为刊行。至第5期改由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内）印刷所于1936年11月刊行，即“西安事变”前夕，而后尽管第6期已编妥待刊，但终因受政治时局的冲击而未能刊行。画集出版后寄送全国各地重要的博物馆、学校、书店及个人。学会委托北平西北书局、杭州西泠印社、南京松花斋、天津《大公报》等机构代售。来自各地的贺信和感谢函，体现了对学会活动、画集内容及会员作品的关注与肯定。

图2 商代《立戈鼎》纸本传拓

载《西京金石书画集》1934年第1期

图3 《西京金石书画集》 1936年第3期扉页书影

《书画集》为学会提供了一个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如第1期刊载了清代画家周璕《墨龙图》，因观者来函表示“欣赏不已”，第2期又刊一幅，因“读者询及”，第3期再选一幅。由于周璕擅拳枪之术，于雍正七年（1729）曾预策划反清起义，后遭迫害。《书画集》连刊3幅绘画作品，除了同观众互动外，亦显示出决策者对“反清”志士的某种追慕，颇有政治喻指的意味，也隐约表明了学会的进步立场。《书画集》还分19个部分刊登了南宋夏圭《溪山无尽图》及历代题咏，奉行了经典常读的人文传统。除了以主题性刊载表达文化立场之外，《书画集》刊载历代钟鼎、瓦当、碑刻拓片及历代书画名作，以彰显“金石书画学会”的经典旨趣，包含商离戈鼎、周盂鼎文、魏杨范墓志等拓片，以及宋代方椿年、夏圭，明代张瑞图、文徵明，清代八大山人、恽寿平、王石谷、王铎、高其佩等历代书画作品。除此之外，《书画集》还承担了传播陕西本土书画家的任务，如活跃于光绪年间的“青门萍社”等陕西名宿书画作品就曾被刊载。对于学会内部，《书画集》则每期刊登4名会员作品，每人一幅，每幅一整页的体例，并附作者字号、籍贯等，寇遐、张寒杉、党晴梵、张伟、谢文卿等作品均有刊行。

在书画展览及活动方面，学会每周举行习会，进行内部交流学习，也接纳社会人士参与。展览遵循章程中提及的“每年至少一次，日期临时定之”而开展活动，按每年两次展览为常例。1933年学会成立之初，开展展览活动时由于筹备仓促，经验缺乏，会员之间缺乏必要的磋商，导致展览效果并不理想，也鲜见于文献记述。而从1934年5月11日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出席第二次展览会并致辞的内容中可见学会有着多方面的提升：

去年金石书画学会各位同仁很热心的组织团体，对于金石书画等艺术加紧研究，在去年曾办过一次展览会，兄弟也来参观过，但觉得成绩尚属平常。今天第二次展览会，距去年展会无半年之远，但据一般通家言，已较前不同了。会员作挺拔清秀，均有长足进步。搜集的材料繁复琳琅，也有益考古者多。

据此来看，第二次的展览吸收了第一次的筹备经验，除了会员作品，还增加了历代金石拓片文献展示，以综合提升会员专业水准与文化素养。1934年11月3日，学会第三次展览暨周年纪念展开幕，并提前公开向会员征集作品，编号陈列，展览的运行趋于完善。

除了定期的展览之外，学会还以书画展义卖、门票、募捐等方式支持对日战事，表达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11月27日，学会召开临时会议，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倡议举办展览，筹款救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曾于1937年向学会颁发公函，对学会所筹集的1330元进行致谢。但在其后，由于核心支持者杨虎城被迫离开西安，学会以不可逆转之命运在1938年1月30日后停止了公开活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三、主要成员与艺术成就

西京金石学会成员中，不乏具有留日、留美经历或已在国内书画领域斩获名声的艺术家，也有积极参与时代政治和社会进步活动成员。整体来看，他们的视野、情怀及政治选择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也确实间接地渗入当时的政治核心圈，但在艺术表现包括总体风格上，学会成员们与上海、北京等地的主流艺术存在一定的错位。

按学会规定，除学会发起人外，会员不分性别，凡赞成学会宗旨，经两名以上会员介绍并缴纳会金者，均可成为会员。同时，由于学会定位于“增高道德修养，移易社会风尚，不必期尽人而为艺术专家，实望社会多数有艺术兴趣”。由此使得会员发展较快，最多时已达176人，其中最小会员仅有15岁。成员身份涵盖了军政官员、教师、学生、书画爱好者等。

概括而言，学会成员可分专业型和官员型这两部分，两者在当时各司其职，共同维系了学会的开展。学会成员中在抗战前后的艺术思想阐发与书画实践上较有影响力的有阎甘园、石磊园、寇遐、张寒杉、冯友石头、李白瑜等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为20世纪50年代长安画派的崛起，起到了续接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陕西蓝田名宿阎甘园（1865—1942）早年随父习文，18岁中秀才，后在西安设馆授徒，目睹社会凋敝现状，遂有所觉悟，主张维新易俗，废除八股。他于1897年创办《广通报》，宣传“维新易俗，振兴中华”思想。后接触英国传教士敦崇礼，了解欧洲政治、教育、经济，并于1903年随敦崇礼赴日本考察教育，眼界渐开，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志趣和使命，回国后于西安创立“绅立蒙学堂”，开陕西私立教育的先河，并针对当时女性普遍无法接受教育的现状，遂以妻子名字设立了“雅阁女校”，以办学行动践行了维新易俗、废除八股的初衷。其对女校的重视同西京金石书画学会部分性别的会员制度有一定联系。

1927年，阎甘园随冯玉祥赴南京，后转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上海返西安。其间，缘于其七子阎秉初系西京金石书画学会会员，故曾参与学会活动。阎秉初曾记述其父在上海同王一亭、黄宾虹、张大千等人的交往及在日本展览事宜，可以看出阎甘园大致的艺术活动轨迹及社会影响。阎甘园不仅善书画（图4），还精于收藏，按陈少默所述：

阎甘园的书画出自自学，在书画和金石考据上，他得益于晚清名鉴定家、收藏家端方的教导不小，闫先生是端方任职陕西时彼此相识的。端方对阎先生在书画上、金石考据上的造诣，非常钦佩，曾亲书“学古有获，风雅玉种”八字横幅为赠。

图4 阎甘园《玲珑石》纸本设色尺寸不详 1944年

引自陕西文史研究馆编：《阎甘园先生书画选集》，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1924年，鲁迅赴西安讲座时曾专门前往观摩阎甘园藏品。另外，为使“维新易俗”的思想落地，阎甘园响应“五四”精神，自1919年起，先后编写了针对时弊和倡导婚姻自由的剧本《爱国贼》《车夫婚姻》《丙寅兵灾之一瞥》等，推动了秦腔剧的改良。

陕西华阴人石磊园（1877—1946）曾供职晚清军机处，从宫廷画家习书画，后出任河南景观学校校长。辛亥革命率部起义，民国时期任陕西省财政督办，陇东警备司令，冯玉祥部少将副官长、姚虎成部高级参议等职。后辞职归华阴故里，居华山镇月宫，专攻画石（图5），独成一家。“画家崇尚石头，是从中发现了自身的品格特征。由此来看，磊园先生也很可能是在石头身上找到了自我完善的回声，找到了人格的象征”。石磊园专心致志泼墨画石数十年，作品透出一种沉雄、冷静、遒健、从容和超拔的境界（图6），他曾和齐白石、陈师曾合编《海人名画册》，与当时的谭海陵齐名，有“北石南谭”之称，其诗曾自诩“不妄姓石爱画石，海陵之外推第一”，可见其对画石的自信。

图5 石磊园《醉卧疏篱》纸本设色 18cm×51cm 年代不详

引自宋平、石林芳主编：《石磊园作品集》，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图6 石磊园《势与岱岳争雄尊》纸本设色 237cm×118cm

年代不详引自宋平、石林芳主编：《石磊园作品集》，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与阎甘园、石磊园经历相似的张寒杉（1879—1969），陕西咸阳人，早年感于晚清政府之腐败，赴日本学习，于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以图救国。课余研习书法与绘画，回国后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后转上海从事教育。“淞沪抗战”后应邀回陕担任杨虎城秘书，参与发起西京金石书画会并兼任设计部主任，“西安事变”后淡出政坛。解放后历任西北文物研究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会长等职。张寒杉著有《碧澄楼史界拾遗录》《篆隶形影》《张靖墨迹》《张寒杉草书千字文》等，其对金石书画的坚守和实践带有强烈的精神依托色彩，其千字文“假途灭虢践土会盟，何遵约法韩弊烦刑。起翦颇牧用军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早年临《峄山碑》《琅琊刻石》，后习《石鼓文》《石门颂》，对清代金石诸家广有研习，草书以章草为根基，参以汉隶魏碑，习黄道周、王铎、张瑞图等大家，融入自己的草书创作，广采博涉，书风古拙典雅，引句颇见心境。另有《五字美意》（篆书对联）、《独有敢教》（草书对联）、《东方朔诫子诗》（篆书条幅）、《人在帆归》（篆书对联）、《先民箴言一则》（篆书条幅）等存世。其绘画善写兰、竹、松、石、水仙等，于“赵望云、石鲁之前被尊为陕西书画泰斗”（图7）。石鲁曾于1960年绘制水墨设色作品《张寒杉之像》，其中张氏侧身端坐，旁有茶杯、拐杖，其儒雅状貌可窥见一斑。

图7 《张寒杉先生八十诞辰长安画派同仁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区丽庄、林金秀、王冰如、张寒杉、

石鲁、叶访樵、蔡鹤汀；中排：陈瑶生、韩秋岩、

田登五、蔡鹤洲、李梓盛、袁白涛；后排：郑乃珖、

康师尧、星冠五、何海霞、李西岩、方济众、修军）

会长（理事长）寇遐（1884—1953）系陕西蒲城人，1906年入西安师范学堂，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毕业后就任陕西同州中学监学，1912年任新成立的陕西议会副议长，同年任（陕西）国会众议院议员，后投奔孙中山。1931年应杨虎城之邀，回陕任省政府委员、高级顾问。寇遐在担任学会会长期间，主编出版《西京金石书画集》6册，发起筹办《秦风日报》并任董事长。1949年解放前夕为胡宗南挟持至汉中，后转兰州，解放后返回西安，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西安画家冯友石（1889—1965），1905年入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受日籍教师影响而接触素描、水彩等科目，并尝试与国画相融合。1911年加入同盟会，曾任职于康伯佛、李友鹤、景志伊创办的《历史画报》，后被张凤翔聘为机要秘书。张凤翔离陕后，冯友石投身教育事业，并在此期间加入学会。冯友石1940年入兴国中学担任美术教员，在1949年西北人民艺术学院二分部由山西临汾迁往长安，成立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前身）时担任国画教员；1956年该校更名为西北艺术专科学校并成立中国画系，冯友石担任系主任，为此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陕西汉中西乡人李白瑜（1907—1986），1928年赴上海艺术大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受到潘玉良、方介堪、马公愚、潘天寿等指导，其间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33年毕业返西安后，参与学会活动，1934年担起任武功农专（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调查员，参与《西北农业考察》一书的调查与插画绘制，其间受于右任指导。抗战期间协助来汉中的平津流亡剧团开展抗日活动，绘制抗日宣传画。解放后，在陕西省立风翔第二中学、省立西乡师范学校和省立南郑中学任教。李白瑜对篆、隶、草多有涉猎，对隶书、章草用力颇深，治印受方介堪影响，自成风格。受环境所限，曾以桃核治印，独创“桃核印”，颇具影响力。时评其“篆刻崇尚朴厚，治印工稳秀逸，潇洒清新，独具风格”。代表篆刻作品有“凤翔东湖”“苏公祠”等印，刀法古拙清新，显示其对凤翔二中任教时期的怀故之情。李白瑜还长于大写意，善绘梅、竹、荷等，用笔简素，墨色浓郁，多以红花墨叶相配；亦工山水，有意简萧索之感。

学会成员中，除上述长期从事书画活动的发起人和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书画家，仍有不少青年会员在20世纪40年代后在各地活跃，他们对书画创作的浸润与市场的良好表现也反映出陕西这一时期传统书画的社会需求情况。

四、时代价值

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所活跃于1933年至1938年，恰是20世纪中国历史重要的转型时期之一。一方面，晚清灭亡后，军阀割据的局面趋于短暂的统一，从水深火热的军阀混战后得以喘息的国体亟须休养生息，消化王朝更替和时代巨变所淤积的精神残留；另一方面，“七七事变”和“西安事变”暂时终结了国内矛盾，总体上开始一致对外，战争的打响中止了一切非战争活动。前者促成了学会的成立，后者则中止了其进一步的发展。

从历史宏观层面来看，由于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在寻求精神归宿中更倾向于回归到原有的文化系统之中，从而寻求短期的慰藉及安全变革的可能。学会所秉持的时代使命恰在于此，由于其是一起文艺复古运动，因而，其活动在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未能延续。这既是学会的时代局限所致，也是政治变革的直接后果。正如瑞士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所强调的：“每一个民族在它的艺术史上都有这样一些时代，这些时代看上去比其他时代更能展示它的民族特性。”学会符合了这一民族特征，可以说，它是“陕西艺术家群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对全国其他地区‘国粹派’艺术社团的响应”。

虽然学会确立了美好的愿景规划和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但由于过分依附于国民党政府及政治人物，因而未能在艺术上形成独立的机制和创作方向，更未能以艺术的方式直接参与到抗日战争活动中。所以，学会不如后来的“长安画派”那样能形成较为持久的社会影响力，亦未能像“西北文物考察团”那样为人民政府所肯定。诚然，由于其目标定位于“增高道德修养，移易社会风尚，不必期尽人而为艺术专家，实望社会多数有艺术兴趣”。导致在学会成员的艺术水准难免良莠不齐。这种问题在学会的集中展览上体现得更为直接，如学会名誉理事长杨虎城就曾表示：“在创造期间，当然还不能臻于极美至善，要继续不断的精研，以求艺术进步，满足社会希望。”

总体来看，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是20世纪传统知识分子在特殊语境下寻求“救国”和“自救”的综合方式，对传统金石书画的保护和发扬起到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古都西安的时代步伐，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尽管学会存续时间不长，但作为20世纪30年代坚守传统文化的团体组织，交织出20世纪抗战同传统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其“标本性”价值应高于其章程所预设的时代使命。（注释从略详参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