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舒沥｜现实主义的中继——刘国枢的油画探析

Original 《美术》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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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

Contemporary Art

现实主义的中继

——刘国枢的油画探析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侯舒沥

摘要：中国现代艺术在20世纪初期展开了多方向的探索与实践。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大部分艺术家将重心转向了以抗战为对象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从以唐一禾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开始，中国艺术史进入了一个现代性的转向期。作为唐一禾的学生，刘国枢的创作呈现出“人民性”的特征，且在继承前辈精神的基础上对后来的“四川画派”起到了奠基作用。本文试图将刘国枢置于现实主义油画发展的时间维度，讨论其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的方位和贡献。

刘国枢（1919—2023）在平凡又伟大的一生中，为中国现实主义油画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唐一禾先生的学生，他在继承先辈遗志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并对之后出现在西南地区的“四川画派”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师承关系

刘国枢出生于四川涪陵（现属重庆市），其父刘骧是一位颇具开明思想的教师，对于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门类都有一定的修养。刘国枢自幼受父亲影响，培养起对艺术的浓厚兴趣。1936年应同学王德明邀请，刘国枢在涪陵龙潭小学担任美术教师。也是在这里，刘国枢开始潜心学习绘画，临摹古画印刷品。同年应红庙小学校长王文俊之邀，教授美术。在此期间，刘国枢结识了军界美工人员鲜于风，互相交流切磋之下画艺渐进。正是在此时期，刘国枢在对人物肖像和风俗画的研习中，逐渐坚定了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相对于早期所受到的熏陶，刘国枢真正意义上接受正规、系统的绘画教育，则要到1938年。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中国艺术蔓延的多元探索状态发生了改变，逐渐呈现出汇聚和收拢的现象，某些现代派的枝蔓开始枯萎。写实主义绘画对战时宣传和民族情绪宣扬有着最为直接的表达，这让本就具有广大影响力的写实主义绘画，逐渐占据了画坛的绝对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选择将创作重心和表达方式转移到写实主义潮流之中。这一年，刘国枢进入迁移至江津的武昌艺专，开始了正规的绘画专业学习；也是在这里，遇到了对其艺术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师唐一禾。

在刘国枢的回忆中，无论在技法运用还是材料搜寻上，唐一禾都事必躬亲，将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没有木炭条画素描，唐老师指导学生用木头树枝劈成小木条，装在铁管里自己用火烧。没有调色油，唐老师教学生用桐油代替，买不到锡管的油画锌白，就用锌氧粉混合在桐油里慢慢地磨细”……而唐一禾给刘国枢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在教学上的态度认真，更多的是唐一禾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心系国家民族的胸怀。在刘国枢对恩师的回忆中这样写道：“20世纪初期，正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有志青年纷纷以国家前途为重，肩负民族兴亡的重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唐一禾先生正是沿着新文化运动的道路，关心人民，关心国家，用他的画笔作武器奋勇直前，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

唐一禾的绘画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抗战时期确立起来的新写实主义美术观，昭示了美术发展方向，而在战争中孕育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在艺术视野上向下层民众生活的转换，使唐一禾及其学生不仅在战争中显示其精神价值。救亡的现实、民族的灾难，让唐一禾走出艺术的象牙之塔，转向抗战的现实，用画笔去表现火热的抗战生活。如果说唐一禾是当时践行“新写实主义”美术观最积极、贡献最大的艺术家，是抗战现实主义美术体系的重要奠基者，那么刘国枢则是对唐一禾创作精神的继承。在刘国枢的作品中，充满了现实主义以人为本的态度，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底层叙事的方法，将“人民性”这个关键词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江津期间，除继承了唐一禾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刘国枢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同为武昌艺专老师的冯法祀。1939年，经吕斯百介绍，冯法祀来到武昌艺专教学。24岁的冯法祀因拜在徐悲鸿先生门下，自然深受徐悲鸿写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徐悲鸿从法国回国后，对法国现实主义与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的思考。1949年，徐悲鸿在《漫谈山水画》中言：“现实主义，方在开始，我们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冈峦。”中国的现实主义在当时语境下，其价值取向更明显地倾向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对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的发扬，对苦难的直面以及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冯法祀作为徐悲鸿的弟子，在其1954年的一篇文章标题中就坦言：“向现实主义画家徐悲鸿先生学习。”当时，第一代油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唐一禾、林风眠等，在追寻中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尚须兼顾油画本土化的问题；而到了第二代油画家群体，他们不曾拥有像前辈一样的留学经历，所以并没有对西方的文化精神有切身的体会和领悟，但这也使他们在创作中回避了第一代油画家所经历的文化抉择与迷茫，这让刘国枢等人在创作方法和主题选择上，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精神道路无畏前行。

二、现实主义绘画

在抗战大背景下，刘国枢切身感受到民族兴亡系于自身的危机感，加上其早年在生活中所经受的挫折与窘境，所以在他笔下所反映的更多是关于现实中的劳动人民形象。刘国枢通过在武昌艺专所习得的专业绘画训练之后，创作了一批充分展示其扎实的写实功底和娴熟的绘画技巧的肖像作品，例如《盲婆》（1941）、《流浪汉》（1943）、《门房老张》（1945）等。这些作品体现出刘国枢对人物形态塑造的准确性，表情刻画的生动细腻感。他用精准且丰富的色彩和生动的笔触，将表现对象的形象气质及情绪状态真实地还原。此后，刘国枢在技术和观念上愈加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油画家激情满怀，在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奋斗的指导思想下，立足劳动人民生活，从社会活动中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和主题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形成了一种新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刘国枢如同许多对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憧憬和希望的艺术家一样，把自己对艺术的满腔热情倾注到表现革命历史、反映社会主义劳动和建设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之中。由于青年时期所奠定的扎实的写实造型功底，以及早年就建立起的对革命军事和战争题材的浓厚兴趣，刘国枢在20世纪50年代就跻身于成表现革命战争题材和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形象最具成就的油画家之列。

刘国枢于1953年创作的《送饭》，可视为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主题创作的开始。作品描绘的是在一个工厂车间内女青年正在给男性工友送饭的场景。女青年坐在凳子上，一边擦汗，一边与男性工友聊天，身旁放着一个金属饭盒。身后几位男性工友围在周边，或坐或站，有的伸手打开饭盒探查美食，有的则在两两交谈着生活中的趣事。该作在技法上，用笔柔和沉稳，色调融洽和谐、温润自然，画面人物间的融洽氛围营造了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积极、乐观、热情、上进的主人翁形象。整幅画面洋溢着和谐友善的氛围。而这种氛围的营造，正是刘国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融洽的人际关系的热情歌颂。

刘国枢《送饭》布面油画 90cm×122cm 1953年

1957年，刘国枢在川北进行了一系列写生活动。他在穷苦的川北体验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真实的生活环境，此后创作出《红军到川北》这件作品。这幅画的创作主旨是反映1935年红四方面军到川北解放当地群众的事迹。画面中的一支红军宣传小队，先期抵达后正在用写标语、现场演说的方式进行宣传动员、发动群众。与《送饭》不同，此画在绘画手法上不再用圆润的笔触和柔和的色调，而是用一种比较粗犷的笔触对红军人物及川北百姓进行塑造，用厚重的肌理感来体现他们身上褴褛的衣衫，用较单一的颜色来反映川北地区军民黝黑的肤色。在皑皑白雪的衬托下，一切都显得格外凄凉，老百姓长期被军阀剥削，衣衫不整，衣不蔽体，但老百姓们的笑容却是发自心底的，因为他们迎来了真正的救星。在红军战士身后的墙上，毅然用红色的字体写着“平分土地”几个大字，这无疑为饱受土地问题困扰的劳苦大众带去了生存的希望，也反映出土地革命施行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刘国枢《飞夺泸定桥》布面油画 138cm×193cm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此后创作的《飞夺泸定桥》（1959），则是刘国枢在艺术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作品。为了创作这幅作品，刘国枢亲自到泸定县进行了一番考察，积累了丰厚的素材。整个画面充满了宏伟的气势，波涛翻涌的江水，两岸险峻的悬崖绝壁，战士们仅凭借几根铁索，在充斥着战火与硝烟的江面上试图穿越天堑。这幅作品与《红军到川北》在绘画技法上如出一辙，同样是用大刀阔斧的笔触，充满激情地表现了战士的勇敢，营造出一种英勇的大无畏气概。此作品无论在笔触的自由度，还是意境营造上，较之前无疑都更为纯熟，体现出艺术家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熟稔。

如果《飞夺泸定桥》可算作刘国枢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代表，那《县委书记》则堪称其现实主义题材人物画创作的典型，该作品体现出作者对塑造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典型人物的敏锐嗅觉。刘国枢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县委书记形象，这是他多次到各个区县与各地区县委书记接触后得到的形象。在画面中，刘国枢以昏黄的光线为基调，将县委书记的神情与状态真实地描绘出来，其中并没有那种刻意的拔高和带有目的性的形象塑造，只有寄情生活的真实感。这件作品体现出作者对于工农阶级翻身做主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的关注与肯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共情。

三、对“四川画派”的影响

笔者将刘国枢定义为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中继”，这其中包含了传承与发展两个方面的意义。从传承的角度看，作为唐一禾与冯法祀的弟子，刘国枢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恩师的现实主义绘画手法及精神价值。可以说，是对唐一禾以及冯法祀现实主义绘画的继承；而“中继”的另一方面则是承上启下，刘国枢对于西南地区，尤其是对“四川画派”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

1948年，刘国枢在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现四川美术学院）任教，并担任西画科主任。重庆解放后，刘国枢担任此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主持校政。1953年，该校与李有行担任校长的四川省立艺专，以及由赵治昌创办的南虹艺专合并，刘国枢继续担任素描教研组主任。1955年，刘国枢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美术院校素描教学座谈会，回来后就着手将绘画系分为油画系、国画系和版画系，为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提供了空间。1959年西南美专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此后直至1984年，刘国枢一直担任该校油画方面工作的负责人。

刘国枢《解雇》布面油画 68cm×82cm 1965年

在20世纪50年代，因人力财力严重不足，刘国枢一人承担了学校素描、油画、创作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并创造性开设了“集体进修室”，由那些出去培训过的老师，包括他自己，将所学技艺毫无保留地相互分享、相互磋商，就连创作草图也集体讨论。这种教学方式改变了强调竞争、个人主义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和态度，树立起了艺术创作中的团队精神和群体意识，为最终锻造出“四川画派”储备了精神力量。从罗中立的《父亲》、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高小华的《火车站》、王亥的《再见吧，小路》、王川的《春》等作品中，不难看到与唐一禾创作的《七七号角》以及刘国枢的《盲婆》《守门人》等系列作品，在技法风格和精神取向上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而且还把由唐一禾、刘国枢等人在20世纪40年代所推崇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发扬光大。

结语

刘国枢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全面抗战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要事件，每个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状况不同，这使得其创作主题有所转变。但是刘国枢在创作中始终贯穿不变的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执着。无论是对革命战争中残酷和悲壮场景的描绘，还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现实生活的表现，他始终怀揣的是一种高亢的爱国情怀和对各阶层人民的无差别的人文观照，体现出浓厚的“人民性”特征，这一点正是他对恩师唐一禾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

今天在回顾“四川画派”孕育与崛起的历程时，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样的行进图：唐一禾的教学思想与艺术观是其基础，刘国枢在数十年中将其熔铸油画教学，并使其成为“四川画派”的精神理念和美学尺度。梳理“四川画派”的历史，刘国枢是一位应该被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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