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专刊】刻在石头上的文明对话
原载《群言·福建专刊》
泉州，又称刺桐，一座美好的城市，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芒而璀璨无比。星罗棋布的各种外来文化遗存点缀在古老与现代交织的空间里，细说着这个城市曾经独有的辉煌。
在中世纪，泉州是世界性的大港，由这里通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帆樯林立，商贾云集，中外商品堆积如山，其开放与繁荣的程度带给世界前所未有的震撼。四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伊本·白图泰毫不吝惜笔墨，极尽所能地赞叹这座神奇而富庶的城市。
与此同时，伴随着贸易与财富而来的则是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接触与互动。这里汇聚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民族，他们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意大利人、摩洛哥人等，身份形形色色，有商人、传教士、王公、贵族、旅行家等，他们在这里构成了一个混居的侨民社会，并在这里自由经商、传教、通婚、从政。在泉州这个侨居地，他们有自己的学校、教堂，这里曾经耸立着六七座清真寺、一座极其壮丽的印度教寺庙、一座名为兴明寺的景教堂、一座由亚美尼亚妇女捐赠的天主教堂、一座以道观命名的摩尼教寺，还有不知名的修道院、静修院。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和平共处，闪烁着人类文明对话之光。这种文明相遇的结果或说是意外，对泉州而言，便是从普通的一个沿海港口城市成为当时举世闻名的商业与宗教中心。
元明之交，政权更迭、政治动乱带给泉州的影响是致命的，泉州的繁荣戛然而止，以致19世纪的欧洲学者为刺桐在哪里而争论不休。直到20世纪初大量的各种外来宗教石刻重见天日，无可辩驳地印证了泉州便是旅行家笔下的那个多元而繁荣的城市。
这些外来宗教石刻以墓碑、墓盖石和寺庙构件为主，所刻文字和图像丰富而独特。就语言文字来说，有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叙利亚文、回鹘文、八思巴文、泰米尔文、汉文等，以多种文字混刻的形式最为常见。石刻上的艺术图像精致而神秘，在保持自身宗教信仰特征的同时，还融合了许多其他宗教与世俗的元素，是那个时代这个城市独有的开放与自由的体现。透过石刻上的语言与文字，能够追寻到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侨民发生的许多有趣而生动的故事，甚至能够还原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与信仰的历史场景。
这些外国侨民为了融入泉州的文化，努力学习汉字，也认同当地人给予他们的身份。有一件名为“伊本·奥贝德拉”的伊斯兰教徒墓碑，碑文为阴刻六行阿拉伯文，在第五行至第六行之间，嵌入“蕃客墓”三个大字。泉州人称外国人为“蕃客”或“番客”，而这样的身份被外国侨民接受了。伊本·奥贝德拉本人或其家人或所属教会如果不是在泉州侨居了较长时间，与泉州当地人有着友好交往，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称呼并刻在墓碑上的。对大多数宗教虔信者来说，死后能够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那是何等的神圣与庄严。接受“蕃客”这样的身份，应该是得到死者本人生前的认同。有意思的是，这块墓碑上的“蕃客墓”三个字都有错误——“米”上少了一撇，“口”上多了一横，“曰”上多了一竖，不难想象这是出自初学汉字的穆斯林教徒之手。
刻有“蕃客墓”的墓碑
一些外国侨民也喜欢给自己冠上汉姓或取一个中国名字。一件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混刻的伊斯兰教碑，一面用外文显示这是死者“乌姆·白耶尔和伊本”的墓碑，另一面则刻着汉字“黄公墓百氏坟”，可以判断这是一对来自波斯的夫妇，男的取黄为姓，女的取百为姓。另一件基督教徒墓碑，显示了死者名为司塔尔，在另一面的汉字中有相对应的中文名字为“王芣道”。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冠汉姓取汉名似乎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这种喜好或风尚的追求体现的是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尊重。
汉姓汉名往往还出现在民族通婚的后代身上，即“土生蕃客”。有一件伊斯兰教石刻，一面刻着六行阿拉伯文，译为：“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皈依他。这是罪人奈纳·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即众所周知的……之墓。他祈望真主的怜悯和宽恕。卒于（伊斯兰历）704年6月白天。”另一面的汉文原文为：“先君生于戊辰十二月初九日，卒于癸卯二月初七日，享年三十六岁。安葬于此。时大德七年七月初一日，孤子吴应斗泣血谨志。”这件石刻表明立碑人是死者奈纳·穆罕默德的儿子吴应斗，这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名字，意味着他的母亲有可能是汉人甚至是泉州人，而吴应斗则是民族通婚后的混血儿。从墓碑汉文的表达来看，这是汉人墓碑的标准格式，可见吴应斗这一代“蕃客”受中国传统习俗的影响是很深的。
还有一件石刻是民族通婚最直接的证据。其中一面阴刻着六行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译为：“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生于（伊斯兰历）692年即龙年。享年三十岁。”另一面汉文碑铭为：“先君生于壬辰六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年三十岁。于元至治辛酉九月二十五日卒，遂葬于此。峕至治二年岁次壬戌七月□日，男阿含抹谨志。”这件石刻揭示了一段有趣而重要的历史：艾哈玛德的先辈娶了一个刺桐妇女为妻，并已数代居住在泉州，因为碑文明确称“艾哈玛德家族的母亲”，而不是艾哈玛德的母亲。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的儿子阿含抹，十分熟谙汉文，其碑文的写法、历法的换算都是依据中国的传统方法。阿含抹在为父亲立碑时，指出其父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这个历史信息也为后来学术界那场关于刺桐在哪里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可以说，民族通婚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融合最直接的方式之一，这是在摒弃了民族偏见、彼此尊重与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发生的。民族通婚产生的“土生蕃客”，也即混血儿，对泉州这个中世纪的国际商业城市来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些混血儿往往既通父亲的语言，又会汉语或泉州话，是天生的“翻译家”，是生意上的好帮手。意大利犹太人雅各来到泉州后，就雇佣了一个叫李芬利的青年做翻译，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泉州人。
外国侨民在泉州不仅能够自由居住、经商、通婚，不少还当了官。有一件残缺的伊斯兰教石刻，只留四行阿拉伯文，两侧共有十个汉字，即“潘总领四月初一日身亡”。据《宋史》载，宋朝总领由朝官充任，以总制财赋为名，而专掌报御前军马文字。又《金史》载，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可见，这个取潘姓的外国侨民有可能是南宋末的一名军官。另一件基督教徒墓碑，为叙利亚文与汉文合璧，其墓碑右边是两竖行叙利亚文，译为：“这是马可家族的主教大人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之墓。牛年八月十五日（1313年9月5日）扫马领（队）来此并题铭。”墓碑左边的两竖行汉文为：“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这件墓碑显示，死者名为马里失里门·阿必斯古八，是基督教的一位主教，也是宗教掌教官，同时管领着江南诸路的摩尼教、景教。
如果说石刻上的文字透露出中世纪泉州所发生的许多真实而有趣的事，那么石刻上的图像则展示了那个时代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融合。每一种宗教处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总是在保持自身宗教认同的同时，努力适应异质文化以便生存。在泉州众多的外来宗教石刻中，可以看到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借用佛教或道教等元素进行图像融合与创新，也可以看到外来宗教彼此在艺术创造中互相学习与模仿的痕迹。莲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续生生之脉”这种迥异于其他植物的特质，契合佛教教义，为佛教所吸收，并最终成为佛教至高无上的象征。另外，中国先民基于云雨对于农耕生产与社稷民生的利害关系，而产生对云气的敬畏与崇拜，云气纹成为中国传统的吉祥象征，又因其神秘飘渺、充满生命力量，而成为天的隐喻，为道教最基本的装饰。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石刻的图像来看，具有浓厚的佛、道元素。基督教石刻最基本的图像特征是莲花托起十字架，而伊斯兰教石刻则是云纹托起圆月。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墓碑或墓盖石的造型上同时采用了佛教的壶门造型，墓座建置又往往是中式的祭坛造型，或须弥座式。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石刻艺术上的某些相似，恰好证明了他们之间是和平共处、互相借鉴的。
在泉州外来石刻中，景教石刻堪称多元艺术融合的典范，学者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局部地区封闭的基督教文化，而是若干种艺术类型的汇合。就十字架而言，有希腊十字架、拉丁十字架、波斯风格十字架、马耳他风格十字架以及许多十字架变体，可以说融合了东西方十字架的各种造型。景教石刻艺术对本土元素的借用也是不遗余力的，有飞天、云纹、莲纹、华盖、璎珞、幡幢等图案。单就飞天的造型来看，从面容、头冠、服饰到姿态都有很明显的佛教痕迹。不仅如此，景教石刻艺术还融合了海路传播与陆路传播的特点。从陆路传播来看，泉州与新疆、内蒙古、北京、河南、扬州等地出土的景教石刻具有共同的特点，都借用了许多中国元素，并采用了莲花十字架作为象征，最终成为景教东方教会的标志。泉州景教石刻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景教石刻所不具备的特点，如四个翅膀的天使。这种四个翅膀的天使在扬州也曾出现，但造型不如泉州的精美。对于泉州这种奇特的天使造型，德国学者艾克博士认为是“古希腊和波斯有翼神像与基督教的天使相合并”的产物。泉州学者吴幼雄指出，这种四翼天使是源于波斯式的希腊月神四只展开的羽翼和波斯四翼的古体妖妇。可见，这种四翼天使与波斯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并可进一步追溯到波斯文化的亚述传统。在亚述文化中，这种背长四翼的形象，被认为比其他守护精灵更具神性，往往用于守护王宫。泉州这种四翼天使应该是经由海路传播的西亚或中亚的景教徒对景教石刻图像创造所施加的影响。
四翼天使
通过这些外来宗教石刻，可以解读中世纪泉州迷人而艳丽的秘密所在，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间交流与融合所绽放出的和平之光，领悟文明对话的真谛。如今，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观念与价值的改变仍影响着今日的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