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冰场上的舞者——忆在60-70年代逝去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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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项因被称之为封资修的贵族运动，自然逃脱不了被革命、被关闭的命运。我的那位邻居大哥，他也由此而销声匿迹了。
我居住的街是一条国民党执政时的老官街。一条路从北正街蜿蜒着向西、向明德中学方向延伸。路面不宽，刚刚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沿途有几株苦楝子树，不时有一些细小的叶片随风慢慢落下。
西园民居老照片。第一栋房屋原为国民党少将官邸，作者儿时曾居住于此
旁边是一栋接一栋两层楼高的小楼房。一张接一张的石库门紧挨着，做工精致而考究，厚厚的青砖墙和幽深的庭院暌隔着环肥燕瘦的流言。于是乎，家与家之间平添了几分威严的衙门气息。房子里住着不少大户人家，按当时的话说，就是住着不少国民党的所谓残渣余孽，即上至将军，下至宪兵大队长等一大批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
因此，这条街不自觉地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大哥的家离我家不到五十米。我多次看见他和他的那些同伴们戴着红袖章，在街上横冲直闯。更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他居然带着他的同伴就在这条街上抄家——今天抄东家明天抄西家，好像还没完没了。当时，我大吃一惊。后来问街坊邻居才知道，他和他的同伴受人蛊惑后，凭着一腔热血，一起参加了一个红卫兵组织。
后来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又看见他戴着一副塑料圆框的遮风镜，骑着边三轮摩托，腰里还别着盒子炮，在街上擂来擂去。那画面真像电影里鬼子进村。老实说，如果我当初不认识他，现在肯定认不出他了。问街上的熟人，才知道，他又参加了一个名叫青年近卫军的组织。
双枪李向阳手里的盒子炮（驳壳枪）
他在街上的招摇，比之在溜冰场上的表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确实引起了不少街坊的反感。当时，群众组织分为两派。青年近卫军、“六号门”等组织是造反派，而“工联”、“高司”等组织则是保皇派。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从一开始就由各自组织的性质确定了。后来为了争夺地盘，甚至还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真刀真枪的打斗。比如发生在中苏友好馆附近的厮杀，就以留下多具“高司”人的尸体而告终。
有一段时间，我当了姐姐的跟屁虫，早出晚归，因而很少看见他了。记得大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一直没有见到他。出于好奇，我问了大人们，他们才露出口风说他已经死了。并说他是从长沙去坪塘驰援当地造反派，被当地的保皇派用冷枪打死的。死时刚刚年满二十岁。刚听大人们说起此事，我就朦胧地感觉到了生命的无常。也为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且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从地球上消失而感到惋惜。
我重新看到溜冰场的时候，已是几年之后。那时武斗已经平息，而“文革”尚未结束。溜冰场还冷闲着，光滑的场地已经落满厚厚的尘土，有些裂开的缝隙中居然稀稀落落长出了半尺深的杂草。过了好一阵子，就看见有几个人开始在这里搭建大约三十公分高、四十公分宽的木梯台。后来又有人在上面扯起绳索，细细密密地编织成网状。再过不久，赫然发现一批大小不一的花盆被整整齐齐地摆上去了。久而久之，一个育苗的花圃园地就初具规模了。
花草给溜冰场增加了绿意。但是不是同时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绿意呢？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极个别逍遥派有一些闲情逸致，不时来看看外，很少有人光顾。
溜冰场从此就这么荒着。随之而来的便是另外一种场景了：花盆溢出杂草，杂草萧萧覆盖整个溜冰场，木架子向天发出溃烂和腐败的气息。
我相信，一次朴实无华的回忆，恰似一次心灵的洗礼。在大彻大悟中我终于清醒：一切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丰富多彩美轮美奂的生活，只有免难的岁月和年华，才是生命的本真与极致，才是烙在人们心灵深处一道不易抹去的真实记忆……
【城市档案】 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
“文革”时期，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一般来说，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中，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因此，湖南群众组织活动实际可以省会长沙市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
在“文革”的某一阶段，长沙群众组织的数量可以用“多如牛毛”来形容，十来个人凑一起就可自称为“司令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可叫“XX兵团”，且很少有人核查。但随着运动的发展，长沙也慢慢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
按其在派性斗争的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大派别，分别为“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曾称“保皇派”，以“长保军”（“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八·一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红色怒火”为代表，是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
“长保军”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批“三家村”，揪“小邓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其前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所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其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后期许多回忆、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基本上指各地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八·一兵团”系省委、省军区支持的组织，由已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后因中央为防止出现第二武装，下文命令这类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的组织，不论是造反观点还是保守观点，一律解散，所以存在时间教短。
“红色怒火”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它像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在长沙市第二轮派性大战中，因武斗已成为文革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不讳言武斗的“红色怒火”因此大出其名，成为造反派组织的铁杆死对头。
（二）“新保守派”：造反派称这类组织为“新保守派”，但其自身自称为“老造反派”，是长沙市第二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首为代表，以“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旗帜。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在1966年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的“八·一九”事件中，其成为受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造反有理”火把。
“省红联”是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其任务是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打击、排斥其他造反组织，筹备和实行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三）“湘派”：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前期代表。其代表性组织有“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井冈山红卫兵”（“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青年近卫军”（“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孙大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圣挺进军”）。
“湘江风雷”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组织庞大，高峰时成员达百万，且人员构成复杂，思想和行为较为激进，其左翼，则与以后成立的激进组织“省无联”一脉相承。
“井冈山红卫兵”主要成员为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时年19岁）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因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笔记本有“毛泽东”签名的红卫兵，且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高潮的序幕。
“青年近卫军”的出名与保守派的“红色怒火”类似，因其也是一个准暴力组织，只是它属于造反派阵营，倾向于“湘派”。在文革“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阶段中，该组织几千人全部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且大部份成员都身着只缺红星领章的正式军装（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所赠送），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较强的武斗实力。
“孙大圣”由省水电系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所组成，组织不大，但因其是在“二月镇反”期间成立，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对“二月镇反”的不满和反抗，所以意义重大。
（四）“工派”：即“工联派”。在第三轮派战中，造反派内部分裂出激进极左的“省无联”，而“湘派”中许多组织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因此，在反“省无联”的过程中，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又单独形成了“工派”阵营。“工联”（“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即为该阵营的核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其他代表还有贫下中农的造反派组织“市农联”（“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长沙最早的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相对立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五）“极左派”或激进派：“极左派”组织当时属于造反派队伍之左翼，带有“不停止地造反”、“要对所有其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与制度造反”的激进味。其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并不大，主要影响体现在宣传舆论或意识形态上。主要代表有“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湖南红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旗军”）、“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东方红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
（六）“炮打三红派”或“湘瓷派”：“炮打三红”是由某些造反派组织，以推行所谓反“三右一风”（即“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与为‘二月逆流’的翻案风”）的中央指示精神为口号，发动的新一轮派战后给失败方定下的政治罪名。主要代表有“永向东”（“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其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干部，在斗争中被省革委会、军队方面与原“工联”组织人员构成的“工代会”联合摧垮，因此背上罪名。
（资料来源：《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陈益南 叶长青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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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垒土，本名韩定昌。湖南汨罗人。曾就读南京大学中文系。下过乡，当过中学教员，后长期在省有关报刊从事编辑工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出版诗集《垒土的诗絮》《在城市的调色板上》，散文集《累土集》《走在历史的雨巷》等作品。
本文编辑 | 洪心怡，文章有删节，题目和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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