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日苏谍影重重,再看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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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日寇及东北伪军。
东北,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是苏俄和日本的满蒙利益最重要、最悠关的地区。
所以,九一八事变爆发,最为关切、震惊的除却南京政府之外,必然就是苏俄。
中国处于南北军阀混战,国力孱弱。
苏俄在欧洲方向几乎和所有邻国签署了合约,国内“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以掠夺、牺牲乌克兰等广袤国土的农村换来的工业崛起初现雏形。
同时,在1925年间,苏军完成了伏龙芝主导的军改。
虽然苏俄国内经济疲软、饥馑不断,但是,勒紧裤腰带换来的迅速重工业化的结果,催生了苏军海军、空军、坦克和炮兵、军事运输等现代化军种全面迅速发展。
当时,苏军已经初具军事列强雏形,并且,苏军陆军总军力五分之一,海军总军力的五分之二,以及近半的战机、火炮,都部署在环中国北方边境线上。
以往,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表述,通常疏忽了苏俄对中国东北的影响。
可是,在张作霖多次感慨的东北被苏俄、日本夹击态势上去看,苏俄国策和苏军远东驻军对东北局势巨大影响终究是显而易见的。
如此,适逢九一八国耻日,请各位随橡树闲聊,隔空漫步,再看从前。
苏俄一五计划期间的红场。
1924年,苏俄内战结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在欧洲方向几乎和所有邻国签署合约的同时,列宁和莫斯科也把注意力转移到沙俄传统的侵略方向远东。
随着《加拉罕宣言》的废弃,苏俄美妙词汇点缀的对华庄严承诺,也就成为一纸屁话,徒留不知情者为之涕泪俱下、百感交集了。
《加拉罕宣言》的废弃,苏俄重兵驻扎中苏边境,苏俄扶持蒙古分裂势力,这是北洋政府与苏俄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与传统沙俄鲸吞蚕食中国满蒙大同小异,苏俄苏俄内战结束同年,即开始深度介入中国军政乱局。
到北伐战争爆发时,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已有两个被派往中国。
布留赫尔元帅,即著名的加伦将军,此人在宁汉合流之前,即为北伐战争中国共北伐军队最重要的指挥者。不是之一。
与布留赫尔元帅相关的黄埔军校、南方革命、北伐战争等,这些故事不算陌生,在此不赘述。
此外,是叶戈罗夫元帅。
他与布留赫尔元帅同期抵达中国,以元帅军衔就任驻华武官,既负责莫斯科与北洋政府外教,也是中国北方“革命力量”的军事负责人。
叶戈罗夫元帅在中国与冯玉祥、李大钊等人合作,成就斐然。
当时,北中国最为活跃郭松龄在“革命”失败死去,剩下冯玉祥独领风骚。
在得到莫斯科源源不断的军事、资金援助后,不算起眼的冯系军队迅速崛起,成为与直奉北洋政府逐鹿北中国的头号对头。
1926年初,北伐战争开始,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妥协,直奉联合,既要向南作战,也要与冯系军队在北方作战。
就此,自满清终结后,中国陷入空前规模的漫延几乎全国的军阀混战。
同年春,奉系军阀控制平津,成立了安国军政府。
大局初定,张作霖不免为短短二、三年间,苏俄先后策动、援助郭松龄、冯玉祥为敌,对苏俄恨意加深。
苏军最初的五大元帅伏罗希洛夫(中)、布留赫尔(后右)、布琼尼(后左)、图哈切夫斯基(前左)和叶戈罗夫(前右)。其中,两人插手中国军阀混战。
于是,在函商外国领事团后,张作霖以《加拉罕宣言》苏俄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领事团认为苏俄使馆牵涉介入间谍活动,不受《辛丑条约》保护等理由,派出军警,搜查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并在苏军营房缉捕了多位中国人。
4月,北洋政府处决了这次行动中,在苏俄大使馆内抓获的20名国共人员。
奉系军阀与苏俄的矛盾由此更为激化。
在苏俄大使馆内搜查缉捕藏过程中,中国军警不仅查获匿大量藏军火,还获取大量苏俄及莫斯科国际插手中国的联系证据、指令。
为此,张作霖和京师警察厅整理编辑这些资料,不仅广发中外记者,还出版《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中外舆论为之哗然,苏俄的国际形象应声轰然倒塌。
事态继续发酵。
驻北京、广州、上海、汉口等地的苏俄外交机构纷纷遭到袭击,大量苏俄深涉染指中国军政资料被查获,苏俄难堪之极。
为挽回苏俄形象,莫斯科急电召回叶戈罗夫元帅,并要求布留赫尔等头目尽快销毁自己的档案,要求驻华机构尽快检查所存档案,销毁可能有损苏俄名誉的文件。
最后,苏俄干脆召回布留赫尔,并且要求苏俄各外交机构,应及时销毁所有往来档案,最多只保留本月的书信往来。
这一事件对中、苏、日三国的东北局势,却预埋着更大的影响。
苏俄数年布局中国的庞大、繁杂、缜密的地下情报网络,在一夜之间几乎全盘崩溃。
布留赫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元帅回国后,在后来被清肃枪毙,难说没有搞得中国情报网全盘崩溃的原因。
在苏俄、日本虎视眈眈中,奉系顾得上对付苏俄,却还是在对付日本上,出了漏洞。
一战之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日本在1918年修订国防策略时,在假想敌国的排序上,恢复把中国列为假想敌国。
中国排在了俄国、美国之后,成了日本排名第三的假想敌国。
于是,日本每年既要制定对华年度作战纲要,也制定相应的对华谍报计划。
日本和苏俄一样,大致也在1925年完成了以战机、战车、火炮、机枪装备陆军的军队现代化改革和国家总动员战争体制。
在宇垣一成主持下,日军关东军及朝鲜军率先并且全部完成军改,朝鲜军也由此担负起支援关东军的战略任务。
几乎同时,辅佐张作霖父子的奉系智囊杨宇霆,在主持东北现代化军工布局后不久,死于军阀最高权力博弈的内讧。
空有数十万大军、配套军工和仓库堆积如山的军火,张学良东北军急于入关占地盘,军队却没有任何由近代化向现代化进行军改的迹象。
918事变,日军不战而占领吉林东北军军械厂。这也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也就在张作霖忙于驱逐苏俄势力的同时,日军与东北奉军战力对比拉开了代差。
不仅是军力拉开了差距,日本在东北的谍报机构同样开始迅猛发展。
到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在东北拥有伪装成商贩、医生、学者、旅行者等的特工,往往数以千计。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满铁成立于1906年,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隐秘目的却是用尽办法搜集情报。最盛时期,满铁一家,便有情报人员4500人。
此外,日本人也往张作霖身边派遣顾问。大大小小的各种顾问,说到底,也是日本情报机构对东北渗透的特工。
虽然不如苏俄对中国采取明火执仗的干预,日本对东北的挤压同样鬼祟且咄咄逼人。
苏俄在1927年后,因为中国各地的抵制和世界舆论,不得不收敛、隐蔽其侵华国策。
此后,张学良推行“革命外交”,苏俄随之入侵东北,中东路战争爆发。
然而,苏俄虽然取得胜利,但是,苏俄与奉系张学良再次撕破连绵,再无调和余地。
苏俄顾忌国际影响,也不得不收缩势力在黑龙江之内,在中东路各种企业之内。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苏俄自然短暂失去了插手中国东北的机会。
在1931年前后,日苏之间,无论侵华野心和势力,都呈此长彼消态势。
日俄势力在东北基本失衡,无疑是日军敢于发起九一八事变的军事上的主因之一。
在这一阶段,奉系老张小张们都缺乏对这一局势的判读。
尤其张作霖不明不白身亡,东北乱局再无强人后,继承人张学良偏又爱国热情高涨。
中东路战争惨败后,张学良并没有在对苏俄推行“革命外交”失算中进行反思。反而,他更热衷入关夺利,当然也就无心斟酌、修正奉系军阀对日本的“革命外交”。
不出意外地,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也就不清不楚地接连发生了。
张学良的“革命外交”与日本的爱国愤青擦出的愚蠢的火花,掉在了中国东北的火药桶上。
在日军愤青看来,张学良反正都是软蛋。既然,苏军可以在中东路做初一,日军又何尝不可以在南满铁路做十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军一群低阶层愤青们发起的事变,让苏俄异常恼火。
不战而降,正被缴械的东北军一部。
本来,在集中化原则改造后,根据斯大林要求,莫斯科国际及其驻各国的组织、机构均服务于苏俄对外情报工作。十分高效。
然而,到1928年初,苏俄外交主要负责人李维诺夫受命通知莫斯科国际,要求其不得在苏联驻外使领馆从事情报活动。
随之,莫斯科国际和其他所有苏俄情报机关、小组在华的一切活动,受命紧急转入地下潜伏状态。
在得知日军挥刀切下自己在远东一直垂涎欲滴的大蛋糕时,苏俄和莫斯科国际的各位大佬虽然心急如焚,但是,他们对日本军队、事变经过、张学良及中国的应对等等情报一无所知。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斯大林远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别墅。
由于东北是苏俄在远东根本利益所在,苏俄及莫斯科国际大佬们连夜会议。
负责汇报东北态势的加拉罕满头大汗,会议只能以各国媒体报道进行事件分析,自然议而无果。
反之,事变爆发后,日军各路特工撒开脚丫子就往黑龙江乱窜,不断向苏俄散布关于关东军的虚假消息,以及日军准备由本土、朝鲜向东北调兵5个师团的虚假消息。
事件爆发时,中苏边境线上,苏俄远东特别军拥有第21、第35、第36步兵师、太平洋第1步兵师、阿穆尔第2步兵师、第5独立骑兵旅及第9独立骑兵旅等主力。
然而,日军间谍、特工们的这些乱纷纷的虚假消息,还是震慑着苏军近10万精锐裹足边界,不敢越雷池一步。
显然,张学良最初的不抵抗,其实多少都有借苏俄去以夷制夷的意思。可是,始料未及的是,苏俄眼睁睁看着规模很小的日军冲过中东路,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小股日军大摇大摆向黑龙江苏俄传统利益地区开进。
被日伪军警搜捕抗日志士。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大言炎炎声称: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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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斯大林指示莫斯科国际,要该国际号召各国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
但是,斯大林又强调:
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
总结这两段话,核心无非是:既要说糙话,更要飞眉眼。
苏俄及莫斯科国际应对九一八事变的基调就此确立。
正是在这一基调下,事变之后,苏俄外长李维诺夫急于表态不干涉、不援助的中立态度,企图以向日本输诚而达成《日苏友好条约》。
在中国九一八国难时期,苏俄多次提出希望与日本签署合约,本质上,无疑是苏俄对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肯定。于是,日军气焰更甚。
918事变中的日军。
日军那些“下克上”的冒险者们一旦判读了苏俄的企图,便索性开始了南下锦州、北上齐哈的更大冒险。
溃逃、龟缩在华北、京津的张学良东北军既畏敌怯战,又幻想日军不敢在九一八事变后再冒险北上南下。
张学良最大的企图,便是保住军队,待苏、美、英、法、意等国出面斡旋,靠类似中东路战争后丧地辱权的《伯力协定》,换回他的东北。
然而,美、英、法、意等国鞭长未及。唯一能够有军力扼制日军的苏俄,却又首鼠两端。
到1931年12月,随着日军南下锦州、北上齐哈既成事实,东北沦陷大势已定。
这时,日军冒险成功,自日本裕仁天皇到普通平民,日本人无不欣喜若狂。
愤青情绪泛滥全国,那些“下克上”的日军冒险者们急于“建功立业”,有鲸吞东北野心,当然也就不再满足靠谈判去寻求事变善后了。
到1932年初,九一八事件终于不可挽回地演化成当时中国的悲剧。
伪满洲国的执政(皇帝)溥仪等伪官及日本顾问等。
后来,在日军在狂躁的侵略步伐中迅速膨胀、崛起,苏俄也顺利地被“购买”了其远东命脉中东路,彻底被挤出了他们盘踞三十年的中国东北。
在日本的侵略,苏俄的绥靖,如是扼杀中国在军阀混战后和平发展希望的十字绞架。
绞架之后,谍影重重。至今再看,唯有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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