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抗战，维系中日国运的制令线（下）

七七事变爆发当日，1937年7月7日，正是上海特别市成立十周年纪念日。

这天夜里，北方突然传来的枪炮声，并没有影响到上海的气氛。

为英、美、法、德、意、日等在华投资首重的世界第七大都市上海，此刻车水马龙、张灯结彩。社会各界名流和市民、侨民们正在庆祝纪念日。

日本军政高层以一贯的蚕食中国的战略思路，正在密切关注华北事态。

与之对应，中国高层则按1936年制订的对日国防战略，筹划即将到来的中日全面战争。

淞沪会战中的日军。

与华北对日国防备战不同，中国自一二八淞沪事件在欧美列强外交斡旋、干涉解决之后，事实上已经将京沪杭地区明确为对日国防最为重要的战区。

在德军顾问团指导下，中国在京沪杭战区向东方构筑苏州—福山、无锡—江阴和嘉兴—乍浦的永备国防工事，铺筑极具军事价值的苏嘉铁路。

当时，苏嘉铁路已经竣工。如此，中国要在京沪杭战区全面对日作战，即可由南京、苏州方向，无需上海转折，既可向上海侧翼嘉兴、杭州方向投放兵力。

沿苏嘉铁路，在路基下面，中国还修了无数半永备工事，工事的交叉射口经过精心设计，朝向一律向东。

鉴于当时中国与日本国力、战力对比悬殊。以近代化步兵为主的中国，也只能依靠这些体系化的永备工事和半永备工事，客观上才有勉力与日作战，并且在较长时间能够坚持作战的可能。

只有中日首战能够坚持下去，在中日战争大战略上，中国的持久抗日战略才可以实现。

这是中日对抗中，中国相比华北、平津战区而更重视京沪杭战区的战略原因。

当时，在华北保定、漳河一带，中国也构筑了永备、半永备防线。

上海市民慰问参加淞沪会战的国军。

抗战初期的保定、漳河会战，中国军人浴血奋战却碍于军力、地形的原因，不敌日军在华北平原的机械化推进。保定、漳河会战也为此被很多史家片面认定为指挥无能、作战无力的典型战例。

可见，抗战爆发初期主要作战方向的确定，对中日两国决策者而言，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走向。

日本选择华北，中国则选择了京沪杭。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中日一次极为重要的战略博弈。

当时，二二六兵变之后，日本军政精神分裂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部在分裂，日本海军与陆军在分裂。

回望昨天，日本军政高层也许没有三个月全面吞并中国的战略狂想。不过，日本自挟国力、军力的巨大优势，愤青茂盛，底层军民不乏有类似叫嚣。

日本陆军在华北闹事，确实有速战决胜中国，逼迫中国屈服，索取控制华北、绥远、内蒙，进一步取得对华战略优势，以及未来对苏俄，甚至美国进行终极作战的战略构思。

日本陆军作为侵华主力主力，同样也分裂为激进派和缓进派。

日本陆军激进派主张扩大对华侵略，日本陆军缓进派则主张稳步侵华，不急于扩大中日战争。

以武藤章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激进派和缓进派争执不下时，陆军参谋本部最终还是下达了临命第400号命令，要求侵华日军：

为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然而，愤青众多的惯于下克上的日本陆军还是促成了近卫内阁做出继续增兵华北的决策。

这个背景下，对日本而言，淞沪会战突发，便是中国在中日大战略上交给日本的难题。

在上海欢迎日军的日本侨民。

日本在华投资以上海投资最多，同时，日本侨民在华侨民也是居住上海最多。

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日侨超过欧美，以及大量涌入的犹太人，大约4、5万人。主要聚集虹口一带。

日本既在华北挑起事端，又不舍在京沪杭的利益。日本面临在华北和京沪杭利益的取舍。

彼时，有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欧美列强的外交介入，以及当时日本在国际备受孤立的刺激，陆军参谋本部对七七事变及京沪杭局势做出模糊不清判断：

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和暗示，那么中国方面一定会屈服；

事态难以轻易解决，随形势的发展必演变为大事，其结果难以预测。

显然，日本陆军激进派相信自己的飞机大炮，然而，日本陆军缓和派也顾忌着列强外交介入甚至干涉中日战争。

最终，日本还是以保护上海侨民为借口，调转了战略方向，大举出兵京沪杭。

1937年8月13日，淞沪事变当天，在中日并没有宣战情况下，日本即向上海方向派遣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15日，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声称：

中国方面如此轻悔帝国，非法暴戾已极，在中国各地我侨民之生命财产限于危殆之今日，帝国实已忍至最大限度；

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

日本政府这一声明和日军以陆海军战略军力投入淞沪战场，是日军激进派完全占据上风的体现。

8月17日，日本近卫内阁在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主导下，正式决定：

放弃不扩大方针。

随后，在空前规模和惨烈的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4万余人，创造了日俄战争以来的新纪录。

书本上通常以七七事变作为八年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实际上淞沪会战的爆发，才是中日局部战争扩大化为全面战争的标志。

驻守卢沟桥的国军。

期间，日军激进派的速战决胜中国战略，不仅在华北增兵，在京沪杭扩大规模，还策划、预备实施由广州登陆开辟战场的作战方案。

这时，欧美列强，包括纳粹德国、意大利等均有在外交上对日军扩大侵华规模的不满，同时，在石原莞尔离开参谋本部之后，日本陆军激进派和缓和派也进行新一轮博弈。

在缓和派强烈反弹下，参谋本部给日军侵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下达命令，要求松井统一指挥华东各部日军：

以挫伤敌之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之敌。

这一命令，为侵华日军确定了淞沪会战的作战目标和划定了淞沪会战作战区域：

大概定为苏州、嘉兴连结线以东。

这一条作战终止线，便是制令线。

在缓和派看来，对侵华日军作战的制令线的明确，既可以控制中日战争不再继续扩大，也在与激进派的博弈中挽回一局。

可是在日军激进派的上上下下的愤青们看来，一旦结束淞沪会战，在苏州、嘉兴一线暂且休整，制令线也可以为后期攻击南京的预备攻击线。

制令线不过是一条虚线。

在极端缺乏理性约束，整天叫嚣帝国荣光，民粹主义空前猖獗的日本军政，在淞沪会战之后即注意到了南京。

在政治及外交方面，南京，是中国首都。日军以为占领南京便可以沉重打击中国，既可用军事优势换回外交优势，也可以摧毁中国抗日决心。

在军事方面，京沪杭地区江河、铁路、道路交通相对便利，适合日军陆海军联合推进。战力绝对优势，再次重创中国，决胜南京几无悬念。

南京屠城战犯松井石根(左) 朝香鸠彦(中) 柳川平助(右)

此外，松井石根以下的侵华日军愤青及国内愤青们认为，攻占中国首都南京，是日本光耀古今的大事。

手握重兵，时年59岁的日酋松井石根大将谙熟中国，是激进派代表性人物。他在中日淞沪会战之初，即认为：

如果陆军依然一味沿袭过去的方法，顾及对俄关系以及其他对外关系，左顾右盼断然回避作战，反而会使将来的国策陷入危险的境地。

陆军的传统精神和作战方针是基于速战速决、把握重点进行今后的作战，这是极其重要。

当时，中日战力极为悬殊，日军在淞沪战场往往以师团、旅团单位，展开战役方面行动。

在松井石根默许、放纵下，日军各部也以既成事实的作战战果汇报东京。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休整不过两日，日军即向苏嘉一带制令线发起攻击。

15日，昆山失陷。19日，常熟、苏州、嘉兴等地沦陷，日军占领吴福国防工事线全线。

日军参谋本部得到侵华日军攻击苏嘉制令线战报惊讶不已。

苏嘉铁路遗址，是抗战重要文物。

参谋次长多田骏为此立即致电松井石根要求中止攻击。而侵华日军则是军队和国民情绪，以及具体作战等理由婉言回拒了参谋本部的命令。

22日，吴兴失陷，日军两路钳击无锡。25日，日军占领锡澄线。29日，日军攻占常州，侵略锋芒直逼南京门户丹阳。

至此，苏嘉制令线已经被废除。

就在参谋本部手忙脚乱研讨、准备划定新的制令线。

参谋本部命令尚未下达时，在激进派呼吁、促成的，新成立的由日本天皇垄断日本军政最高决策的日本大本营，终于京沪杭侵华日军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

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即日本侵华华中方面军）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无疑，侵华日军第一战犯，就是这位裕仁天皇。

可惜，此人战后并没有受到审判。

客观而言，制令线的确定，不过是日本侵华各派在侵华战争中的短暂的相互妥协。制令线的被突破和废止，是继淞沪会战扩大化华北七七事变之后，再次把中日战争推向全面化的重大事件。

此后，抗战历史上出现了悲壮的南京会战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沦陷，本来在三十年代就被孤立的日本再次过街，成为世界上人人厌恶的国度。即便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也委婉发声同情中国。

日本对英美苏俄等列强外交继续降温，中国宣布迁都重庆后，本来山头林立的政治、军事势力空前团结，抗日情绪更是空前高涨。

自此，以解散议会，集权天皇，发展军备，以“大日本”幻觉刺激下的日本昭和维新终于吊诡地以全面侵华噶然收场。

日本侵华头号战犯裕仁和伪满溥仪。

南京沦陷，意味着中日战争将不再是以往局限在关外、平津、京沪杭区域的局部战争。中日战争将在广袤的中国战场更为广阔地展开。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军力，虽然强盛一时，如此应付迅速扩大的战争，立刻入不敷出。

南京沦陷是日本侵华取得战绩的最高点。

此后，日军虽然攻入，攻陷中国腹地的更多城池、乡镇，但是，日军再无法仿照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寻求实现速战决胜战略。

盛极必衰。维系中日国运的制令线牵动了中日两国在后来战争中的走向。

此后，在日本一浪一浪凶猛的侵略攻势中，再无如取得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类似胜利。

反之，中国经历数十次尸山血海的会战，却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艰苦卓越的八年中苦苦支撑。

最终，中国赢得了1945年的胜利。

多谢支持、鼓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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