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周敦颐的“灵魂对话”
”
人与人相处有时像鱼一样,虽身在同一片水域,却处于不同水层,故而往往难以相遇。人与人的相知,又有超过鱼的灵妙之处,可以跨越水层,甚至穿透水域而心心相通。
黄庭坚与周敦颐,一个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一个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文艺与道学两个领域的巨人,虽未曾交接从游,但黄庭坚却在千万人中率先以一语说破周敦颐的襟怀气象,令人千百年后,也能生起知音之叹。
坐落于九江市濂溪区周濂溪墓园的周敦颐雕像。视觉中国/供图
一
有人问起黄庭坚(1045-1105)的为人,南宋大儒朱熹说:“(黄庭坚)孝友行,瑰玮文,笃谨人也。观其赞周茂叔(周敦颐字茂叔)‘光风霁月’,非杀(特别)有学问,不能见此四字;非杀(特别)有功夫,亦不能说出此四字。”
朱熹高度评价了黄庭坚的德行与文学。“孝友行,瑰玮文”的评语实际上套用了苏轼的话,苏轼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中说:“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
朱熹沿用前人的话,虽不能说是敷衍,并且也符合事实,但毕竟是间接的,少了一些特别的心得。
朱熹所说重心在后一句,即黄庭坚曾以“光风霁月”四字赞美周敦颐。
其言下之意是:朱熹高度认可周敦颐,但周敦颐不容易认识,在当时也没有得到准确评价;“光风霁月”却是搔到痒处的论断,朱熹的老师李延平也说,这四字“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正因为独具慧眼,能够在庸众之中看出周子的非常之处,足见黄庭坚自己也绝非等闲之辈。
朱熹不愧是旷世大儒,他的只言片语耐人寻味,启示我们去追寻一段高山流水的往事。
周敦颐(1017-1073)因《爱莲说》被大众所熟知。
在古代,由于南宋胡宏、张栻、朱熹等人的推崇,周敦颐得以从祀孔庙,头顶“理学开山”“道学宗主”的光环。
然而,这些都是周敦颐的身后事;他在生前,即便谈不上声名寂寞,其重要性也实在没有显现,影响力非常微弱。
周敦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巨人星光熠熠的时代,周敦颐的光芒就显得晦暗多了,不管是在文坛,还是在政界,抑或在儒学方面,他都不是天空中那颗最闪亮的星。
文坛之上,有庐陵欧阳修,高居盟主地位,正配合政治维新,轰轰烈烈地推进文学革命,而周敦颐不仅主观上轻视文艺,有明显的崇道抑文倾向,只承认文辞文艺的修饰性小用,而且创作实绩虽有一篇《爱莲说》,却并没有太大的文学成就。
在政治上,周敦颐的重要性更加无足轻重,他没有中过进士,靠舅父的恩荫才得以担任洪州分宁县主簿,此后30年都在远离中央的地方为官,虽然恪尽职守,行事严密,但毕竟未能参与朝政重大决策,其政治影响力与年龄相仿的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相比,简直有萤火与月光之区别。
在儒学方面,周敦颐的确见道深微,度越诸子,但当时他在学术上的知音并不多,尊崇者就更少,即便是遵父命追随他受学的程颢、程颐,在其文集中除了三两处片段回忆之外,绝少像朱熹门人传承师道师说那样的文字,似乎缺少对“夫子”足够的敬意。
濂溪书院。图源网络
二
周敦颐在赣州为官时的上司、后来官至相位的赵抃,几乎是当时唯一表彰周敦颐的政界中人。
史载,赵抃对周敦颐的政事处理相当折服,因而根据周敦颐“官清赢得梦魂安”之清廉,而领会其心之“渊然澄澈”,给他贴上“真吏隐”的标签。
无独有偶,周的妻兄蒲宗孟也指出,周以“仙翁隐者”的姿态,常与高僧道人结伴,逍遥于山水之间,寄托“高栖遐遁”的志趣。赵是周的同僚,蒲是周的亲戚,对周的事迹是熟悉的,他们已经感受到周的特立之处,因而在为“吏”之外,以“隐”来说明周的不凡。
然而,胸中时常体味“孔颜乐处”、能够图说“太极”从而明天道根源、究万物终始、探宇宙奥秘的周子,会仅仅止步于与鸟兽同群的隐士之境界?
由此可见,时人对周敦颐的理解中伴随误解、相知中包含无知,不足以全然抉发他的精神内蕴。
在周敦颐去世16年之后,苏轼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就指出评价周敦颐的突出问题,在于仅仅着眼于外部行迹,把周子等同于清廉的官员或高洁的隐士,实际上清廉谦退仅仅是他的一个方面,不能概括他超越世俗认知的“全德”。
但对于什么是周子的全德,苏轼只是捡拾庄子的老话,赞其“造物乃其徒”,似未能完全体现苏轼的水平,也难以达到朱熹认可的程度,仍嫌意犹未尽。
对照之下,黄庭坚“光风霁月”的评语就显得极为切实而高明,是周敦颐胸怀气象的绝妙表达。
“光风霁月”出自黄庭坚应周敦颐之子周寿、周焘的请求而作的《濂溪诗(并序)》,该诗包括篇幅颇长的序及楚辞体之诗,兼容事迹、议论与诗意的礼赞。
一方面,黄庭坚叙述了赵抃和蒲宗孟可能见证的周子事迹,肯定他处理政事的明敏;另一方面,与苏轼一样,指出周敦颐超迈流俗的气度。
但他更进一步,揭示周敦颐不受世故束缚之超然与“不卑小官”之泰然自适,总结他“短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的高贵品质,逐步从外部行迹转向内在潜藏的德性,尤其注重展露周敦颐“雅意林壑”中的精神意趣。
诗中清洁而光明的意象奔涌而来,玉、雪、云、月、芰荷、白鸥,无一不鉴照周子胸怀的澄明与高迈,无一不皴染并应和诗序中的最强音:“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何谓“光风霁月”?
南宋史季温说:“‘光风’,和也,如颜子之春;‘霁月’,清也,如孟子之秋。合清、和于一体,则夫子之元气可识矣!”
早在先秦,孟子阐述了圣人的清、任、和、时四种境界,清、和即是其中两种,光风霁月则是这种理性境界的感性显现。
德性与诗性在“光风霁月”中交相辉映,揭开了周敦颐在吟风弄月的表象之下深沉沛旺的“元气”。
“光风霁月”这一诗意的概括,非常人所能道出,它有铸鼎之力,成为理学家胸怀气象的传神写照。
清代邓显鹤因此说,黄庭坚的《濂溪诗》“为推崇濂溪先生之始”,据此也可以说,黄庭坚是周敦颐的第一知音。
朱熹。图源视觉中国
三
为什么黄庭坚能够说破周敦颐的“光风霁月”?
其原因已被朱熹点出:黄庭坚特别有学问,故能看得见;特别有功夫,故能说得出。
这话当然不错,但太宽泛,还有必要追问黄庭坚与周敦颐的深度契合点。
黄庭坚具有看人识人的特别眼光。他曾对周寿说:“真实道人不易识,直须高着眼目。”
真正的得道之人,既有和光同尘的表面,又有道德充盈的里面,需要透过一层,因此不易认识;而认识的条件则是“高着眼目”,洞观其人的精神境界。
它与“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观人方法大有不同,不再据行为活动与礼义规范来裁判君子、小人,而是注重体察他人的内心世界。
因此,黄庭坚赞赏的是平时与俗人无异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俗之士。
周敦颐也是如此,他教人寻味孔颜乐处,而颜回贫居陋巷不改其乐,正是显示,其行为举止安于命运,并未刻意怪异,看似与常人没有不同,其不可及处乃在于精神德性的完满丰盈、自足自乐,似乎平凡,实则超迈。
这种共通的观念倾向,还表现为二人都钟爱“莲出淤泥”的典故。
周敦颐的《爱莲说》即表明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之“独爱”,而黄庭坚也有相近的志趣,他在《赠别李次翁》中歌咏有德之人,说:“利欲薰心,随人翕张。国好骏马,尽为王良。不有德人,俗无津梁。德人天游,秋月寒江。映彻万物,玲珑八窗。于爱欲泥,如莲生塘。处水超然,出泥而香。孔窍穿穴,明冰其相。维乃根华,其本含光。”
其立意与周敦颐如出一辙,表现出对佛教莲花譬喻的认同。
佛家常以莲花来比喻佛法,有著名的《妙法莲花经》阐释教理。在佛教语境中,莲花的要义在于喻指法性真如在泥不染,自家真性自开光华。
黄庭坚与周敦颐不约而同,从中获得修身与品人的识度,形成两人精神上的默契。
周敦颐出身边陲,学无名师,官不通显,正如处于“淤泥”之中。而其超拔之处,全在不易从外部获知而实则蝉蜕于尘埃之外的德性气度。
如果他不践行这种处世方式,反而不容易被黄庭坚推崇;如果缺乏心心相印,的确又是容易与他失之交臂的。
黄庭坚另一项本领是他杰出的诗才。他能够别出手眼,将德性充分诗化,善于用“秋月寒江”之类具体可感、通体光明澄澈的意象来妥帖传达抽象的哲思,因而不仅他自己能够体察到内在德性,也能让别人感知到内在精神,“如见其肝肺然”。
于是,黄庭坚拈出的“光风霁月”,就水到渠成为周敦颐写心,也令后人叹服不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