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获得感”一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个本土性较强的“中国概念”，其应用语境和使用范围正在变得越来越广泛。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后多次强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并将“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获得感”迅速成为热议话题，引发学者广泛讨论，但其主观性强、包容性广、综合性突出的特征导致鲜有量化研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减税降费始终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形势，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冲击，减税降费政策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优化，成为践行“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减税降费力度持续加大，其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综合影响之深、政策效应之显著前所未有。据财政部统计，2018-2021年我国减税降费规模累计超7万亿元，在对冲新冠疫情影响、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拉动经济增长0.8％，其中增值税减税拉动GDP增长达到0.59％。此外，为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小微企业作为减税降费的重点支持对象，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持续下降。2021年，全国小微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缴纳税收同比下降12.4%，凸显了减税降费的政策效应。与客观经济数据相对应，本文致力于从小微企业的主观认知和综合感受出发，对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影响因子及形成机制进行讨论，进而构建小微企业满意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调查研究数据进行验证，以期丰富该领域研究文献，为下一阶段减税降费的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是国际税收规则近百年来的最大变革，由于支柱一金额A设定了200亿欧元的销售收入和10%利润率门槛，并将采掘业和受监管的金融业排除在外，因此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数量相对较少。目前情况下，支柱一对我国跨国公司影响相对有限。支柱二未设置行业限制，适用范围是全球收入达到7.5亿欧元以上的跨国企业，这将对跨国税收分配产生较大影响，跨国企业应及时跟进业务所在区域的税改动态和立法进程，主动评估潜在影响。 （一）理论分析 已有研究认为，获得感不仅表现为实际的物质所得，还表现为心理上的满足程度（汪来喜，2017），并在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辛秀芹，2016）。对于企业而言，万广南等（2020）认为，企业的获得感从两个层面产生，一种是企业自身享受政策红利导致发展状况变好所产生的“纵向获得”；另一种是相较于其他纳税人而言，自身所处的竞争环境改善所产生的“横向获得”。在企业纳税方面，王晖等（2020）认为，企业的纳税获得感主要表现为企业从减税政策、补贴政策等优惠政策中的物质获得和心理上的满足感。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这种获得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税收因素和非税收因素，前者表现在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的制度性与程序性成本、税收征管强度和税负分配是否公平以及税收制度与税率等税制要素设计等（朱青，2011；樊轶侠，2018），后者包括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社会保险费、排污费等各种收费政策，行政管制、物价变动和劳动力价格变动导致的生产成本变动等因素（宋佩航等，2023）。 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我国政府逐渐加大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并将着力点逐步从“结构性减税”转向“全面减税”，从“减税”到“减税降费”。学术界有关减税降费政策效应的讨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如企业税收负担（张学诞等，2019）、企业纳税遵从（李昊楠等，2021）、企业劳均增加值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李明等，2018)和企业金融化（彭俞超等，2017）；其二，认为减税降费政策不仅会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还会对财政压力与风险防范（郭庆旺，2019）、地区经济增长（李戎等，2018）、收入分配（倪红福等，2016）等产生影响。具体到小微企业，王业斌等（2019）认为，减税降费会影响小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房飞（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减税降费显著降低了小微企业的税负水平。 从已有研究不难看出，学者们对相关课题研究保持了极大热情，但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减税降费对企业税负等客观指标的影响，而对企业政策反馈评价，尤其是以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综合感受为基础的政策效应研究相对不足。一是未对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予以区分。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在成本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样的减税降费政策可能导致大企业对政策的满意度高于中小企业的满意度。比如，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相对较弱，与大型企业相比处于相对弱势的市场地位，税负转嫁能力较弱，导致减税降费带来的经济红利可能被大型企业挤占。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相比大型企业较低的现象，也表明对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进行专门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二是考虑企业主观感受不足。评价减税降费政策效应的好坏不仅需要通过客观的财务和经济数据加以印证，还应当充分考虑减税降费给企业带来的主观感受。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担负着更多的就业和民生功能，经营决策表现出更多的“人格”特征。因此，研究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仅考虑财务和经济数据是不够全面的，还应当充分考虑企业经营者的主观感受。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的获得感，并借助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研究框架，参考借鉴辛秀芹（2016）、钱力等（2020）的研究方法，从提升减税降费获得感角度对小微企业需求进行结构分析，再运用C市小微企业减税降费问卷调查数据，确定不同类型需求对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假说 从减税降费政策目标来看，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既包括降低税费负担、缓解企业财务困难等措施，也包括增加现金流的留抵退税措施，还包括配套出台的系列优化服务流程制度措施，起到了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作用。本文认为，增加现金流、缓解财务困难有助于帮助企业渡过生存难关，帮助企业“活下去”；降低税费负担，有助于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更好地满足其发展需求；通过连续出台税费支持政策，持续加大税费优惠力度，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有助于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考虑到不同种类的税费支持政策有着不同的政策目标和优惠内容，政策存续时间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类型优惠政策之间无法相互替代。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获得感可反映为企业在物质与情感获得作用下产生的主观满足感（李丹等，2018）。结合调研走访情况，本文假定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强弱取决于其需求满足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将小微企业的需求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层次，作为影响小微企业获得感的因子。1.生存需求，主要指维持生产经营必要投入的连续稳定方面的需求。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生存需求是其最基本的需求，在需求体系中位于最底层。现有文献常用间接指标反映企业的生存能力和需求，其中最为常见的有生产成本、经营投入和营业收入等要素。本文以办税成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总体税负、社会保险费负担等方面变化趋势测度小微企业生存需求。2.发展需求，指小微企业对维持稳定向好的经营状态，持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升管理水平、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盈利水平、改善企业形象等方面的需求。发展需求位于需求体系的中间层次。本文以企业现金流量、社会形象、经营和纳税信用等调查数据作为主要表征进行测度。3.信心需求，即增强对企业自身、经营环境、发展趋势的认知，进而稳定发展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的需求。信心需求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位于需求“金字塔”的顶端。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信心需求量化为盈利能力预期、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大环境变化等因素，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生存需求对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有正向影响。 H2：发展需求对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有正向影响。 H3：信心需求对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有正向影响。根据上述假设，调研组绘制了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图（见图1）。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 为检验上述假设及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C市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展开调查研究，同时运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取统计法对数据进行验证。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2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203份，有效回收率95.8%。为确保变量的科学性和数据可量化，本文参考获得感评价、生活质量评价等相关测量指标构建过程，从企业基础信息、生存需求、发展需求、信心需求反映情况等四个维度设计问卷，并结合前期走访情况和基层工作实际加以修正，组织专家学者对问卷进行审核评估。问卷第一部分主要采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主要从办税成本等6个维度采集企业生存需求的满足情况；第三部分主要采集减税降费资金用途、经营成本、政策预期以及税费缓缴期满后一次性缴纳税费的潜在资金压力等因素；第四部分主要采集企业对未来利润、自身、所处行业及宏观经济环境等方面的评价信息。最终形成的调查问卷包含了20个因子、100个测度项。各变量的具体测度和得分情况见表1。
2203个有效样本数据情况如下。（1）行业构成：批发零售业、服务业、制造业小微企业占比分别为28.7%、26.6%、10%，其余主要分布在建筑业等行业。（2）雇员数量：59.9%的受访企业雇工人数在20人以下，26.9%的企业雇工人数在20～100人之间，雇工人数达100人以上的企业仅占13.2%。（3）经营规模：年营业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比35.3%，在100万～500万元之间的企业占比19.2%，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45.5%。（4）受惠情况：81.3%的受访企业表示享受到退税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对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有感”，其中受惠多集中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和“六税两费”优惠政策方面。 （二）模型构建 为便于对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评价体系中3个层次需求及其表征变量进行计算，并检验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评价模型拟合程度，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量化计算。结构方程模型的优势在于可通过设定外显指标（企业生产经营、税费成本、政策享受流程等）作为潜变量因素（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评价指标，间接计算潜变量，并能同时对模型拟合程度进行科学检验。基于文中假设，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四、结果分析与模型检验 （一）计算结果 本文运用AMOS 25.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计算，选取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所提假设进行检验，计算结果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假说H1、H2、H3验证成立（检验结果见表2）。即企业生存需求、发展需求、信心需求的满足均对其减税降费政策获得感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三者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5、0.132、0.447，也就是说，生存需求对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影响最为显著、信心需求次之，发展需求因子影响权重相对较低（SEM路径系数与因子载荷见图2）。
进一步分析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三个层次需求的影响因子可以发现，办税成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总体税负、社会保险费负担、行业地位对小微企业生存需求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社会保险费负担是影响小微企业生存需求最显著的三个先行因素，这表明小微企业对通过减税降费增加营业收入、提高经营利润、降低社会保险费负担等方面抱有强烈期待；同时也表明，减税降费通过税式支出让渡经济利益，为小微企业带来“真金白银”，并通过减税降费推动税制更加简明、优化，进一步降低企业交易的制度性成本，是形成减税降费获得感的一个重要机制。 通过进一步分析企业经营预期、行业前景、国内环境、利润增长对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信心需求的影响程度，可以发现，小微企业对自身、行业、国内市场的预期是最重要的三项先行因素。这表明小微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给市场预期和宏观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十分看重，甚至与减税降费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几乎同等重要；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小微企业对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稳定发展预期方面的需求较为突出。 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的经营成本、资金流入、政策预期、缓税一次性缴纳资金压力会对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发展需求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经营成本和资金流入影响最大，表明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在抑制原材料成本过快上涨、缓解资金压力、防范经营风险等方面起到显著作用，并且得到广大小微企业的认可。同时，企业对税费缓缴到期后集中缴纳税费带来的资金压力也较为关注，担心因为阶段性支持政策的到期退出带来经营性风险，进而影响减税降费获得感。 （二）模型检验 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运用SPSS 22.0与AMOS 25.0软件对模型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首先，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剔除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题项：（1）因子载荷小于0.5；（2）跨载荷大于0.4；（3）共同度低于0.5。经过多次因子分析，最终剔除无效因子得到修正后的量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提取出3个主要因子——生存需求、发展需求、信心需求，累计解释方差56.522%，高于50%，表明所选取的3个因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KMO值为0.861，大于0.7，表明数据检验效果较好；Bartlett球形检验为0.000，说明各观测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运用SPSS 22.0进行信度分析，量表整体Cronbach‘s α值为0.835，大于0.7，表明量表整体可靠。 2.模型适配度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科学性、合理性，本文运用AMOS 25.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指数、简约适配指数均位于合理区间，表明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数据达到适配标准。在简约适配指数中，卡方自由度比小于3，残差均方根（RMR）小于0.08，节俭拟合指数（PGFI）大于0.5，这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五、政策建议 （一）注重税费协同，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总体成本 总体来说，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但在协同税费政策持续降低小微企业经营成本方面还有提升空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费支持政策能否满足小微企业的生存需求，与减税降费获得感高度相关，是影响减税降费获得感的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小微企业用工成本对生存需求的路径系数影响较大，这与走访调研中部分小微企业反映人力成本是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因素相一致。部分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社会保险费征收率逐步提升，企业用工面临的社会保险费等缴费成本较高，推升了企业总体用工成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社会保险费率下降带来的获得感。长远来看，减税降费政策的完善应当更加注重税费协同，统筹考虑与企业用工成本相关的要素，如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费等政策，针对小微企业经营特征加强顶层设计、细化制度安排、出台降费措施，推动小微企业经营成本持续降低，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生存需求，提升减税降费获得感。 （二）稳定政策预期，进一步提振小微企业发展信心 减税降费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内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和政策导向的主基调。研究表明，注重满足小微企业信心需求是提升减税降费获得感的重要路径。为此应将减税降费作为中长期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考虑，对针对小微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予以延续，推动部分成熟的阶段性优惠政策上升为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增强税收政策稳定性，助力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坚持为民、利民导向，改进执法方式，坚决不搞集中清欠，防止因阶段性优惠措施到期退出而导致新的经营性风险。同时应加大税费优惠政策宣传力度，针对小微企业经营特点和办税人员的行为习惯，丰富税收宣传的渠道和方式，提升政策辅导精准性和有效性，进而提升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获得感。 （三）构建监测指标，促进减税降费获得感持续提升 研究表明，小微企业的需求可以划分为生存、发展、信心等多个层次，持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可以有效满足小微企业各层次需求，进而形成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但这种分析是定性的，尚不能精确测度获得感的高低。下一步，可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等经验做法，尝试构建减税降费获得感动态指标，从生存、发展、信心等多个维度构建减税降费对市场主体获得感影响的数理模型，借助问卷调查、访谈、座谈、案例剖析等辅助手段，开发出符合国情税情的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测度指标体系，为开展连续监测、定期评估和绩效评价，更好地释放减税降费促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制度性成本持续降低的积极效应，以及下一阶段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