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家Lucas Chancel，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和Gabriel Zucman为首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表了2022年度的《世界不平等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经济数据，并且测算出了世界中不平等的规模。报告中显示，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不能准确衡量全球不平等的现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往往大于国家之间的。而这份报告也首次包括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等指标，作为另一种考虑不平等的方法。
Photo by Tom Parsons on Unsplash对着全世界举起一面镜子的工作可能是令人沮丧的。当新闻持续糟糕时，当镜子里的皱纹比我们愿意看到的更多时，我们很容易去找借口，比如我们即将转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为了效率必须这样做、想想所有其他正在发生的好事等，还有一个长久以来的人们的最爱：数据是错误的。找到这类叙事并驳斥它们却需要顽强的意志和艰苦的工作。在过去的25年里，托马斯·皮凯蒂（专注于研究不平等的法国经济学家）一直在领导这场战斗，首先是他孤军奋战，然后是与埃马纽埃尔·塞兹、法昆多·阿尔瓦雷多和已故的托尼·阿特金森爵士（注：以上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团队合作，最终组成了世界不平等实验室。本报告是这个实验室目前的旗舰产品，在卢卡斯·钱塞尔的领导下，由托马斯·皮凯蒂、埃马纽埃尔·塞兹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协调编写。它是无情数据积累的产物，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出几乎所有关于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的问题。然而答案并不美好。在除欧洲以外的世界每个大区，底层50%的人在总收入中的份额都低于15%（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甚至低于10%），而最富有的10%的人的份额却超过40%，在许多地区，接近60%。但是，也许更引人注目的是财富的变化。根据估计，世界上底层50%的人在全球总财富中的份额是2%，而前10%的人的份额是76%。由于财富是未来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而且越来越多地是权力和影响力的来源，这预示着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事实上，这种情况暴发的核心是经济权力极端集中在极少数超级富豪手中。全球前10%的人，也就是富国的中产阶级和穷国中富人的财富，实际上比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得慢，但前1%的人则增长得更快：从1995年到2021年，前1%的人占有全球财富增量的38%，而底层50%的人仅占有可怕的2%。在此期间，全球前0.1%的人拥有的财富份额从7%上升到11%，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飙升。而随着股票市场的繁荣，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然而，正如报告所表明的，没有理由放弃或选择坐以待毙，等着革命的到来。从1945年或1950年到1980年，在世界许多地方（美国、英国、法国，还有印度和中国），都代表了一个不平等缩小的时期。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也是生产力快速增长和日益繁荣的三十多年。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初步证据表明快速增长必然需要与不平等的增长相伴而行。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政策有很大关系，比如当时的税率很高，有一种意识形态认为需要控制不平等，而这种意识形态在企业部门、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得到了共识。同样的经历在这个世纪的头几年在拉丁美洲重现，即使只是短暂的，当时增长加速，贫困和工资不平等下降，这要归功于对再分配政策的坚定承诺。然而，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决定性的事件是对1970年代美国和英国增长放缓的恐慌反应，这导致人们相信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是使不平等保持在低水平的一系列制度（最低工资、工会、税收、监管等），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释放一种创业文化，帮助私人财富的不加掩饰的积累。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里根-撒切尔革命，它是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争先恐后地上升的起点，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国家控制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成功地）放松，允许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时，同样的意识形态被拿出来作为不必担心不平等的理由，结果是使印度成为现在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根据本报告的数据），中国也有可能很快达到这个程度。政策使不平等受到控制，而政策的改变又让它肆意妄为。而这份报告再次明确指出，要想让事情恢复原状，需要进行深刻的政策变革。政策解决方案通常是存在的，而当它们不存在时，我们通常也知道如何找回它们。我们自己的研究，以及我们协助创建的网络中的研究人员的研究，都集中在如何正确的排设管道，以便让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和所有参与本报告的人都在为如何更好地收税并再分配做同样的工作。随着世界摆脱疫情的影响，人们重新关注经济政策，这样一份报告是非常及时的。它有可能为我们点燃一把火，让我们尽快地采取行动，在经济以及其他权力不断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少数人手中，使我们无法进行反击之前动起来。请仔细读它，并大声地传播出它的信息，并想办法根据它采取行动。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丰富的世界，但我们却缺乏关于不平等的基本信息。全球各国政府每年都会公布经济增长数字，但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增长是如何在人口中分配的，既谁从经济政策中获益，谁从经济政策中受损。获取这些数据对民主至关重要。除了收入和财富，提高我们衡量和监测社会经济差异其他方面的集体能力也很关键，包括性别和环境不平等。开放的、透明的、可靠的不平等信息是一种全球公共利益。本报告介绍了跟踪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国际研究工作的最新综述。这里介绍的数据和分析是基于100多名研究人员四年来的工作，他们分布在各大洲，为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维护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world）做出贡献。这个庞大的网络与统计机构、税务部门、大学和国际组织合作，协调、分析并传播可比较的国际不平等数据。2021年，一个成年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67万欧元（购买力平价约2.3380万美元），成年人平均拥有7.29万欧元（10.26万美元）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巨大差异。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据了全球收入的52%，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则仅赚取了其中的8.5%。平均来说，全球收入分布最高的10%的人每年的收入为8.72万欧元（12.2100万美元），而全球收入分布最贫穷的一半的人每年的收入为2800欧元（3920美元）（图1）。
注：购买力平价（PPP）是利用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方便对各国间的GDP进行合理测算，以美元为基础。全球财富不平等甚至比收入不平等更明显。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几乎不拥有任何财富，只拥有总数的2%。相比之下，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76%的财富。平均而言，最贫穷的一半人口每个成年人拥有2900欧元，即4100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而最高的10%人口平均拥有55.0900万欧元（或77.1300万美元）。中东和北非（MENA）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欧洲的不平等水平最低图2显示了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最平等的地区（欧洲）和最不平等的地区（中东和北非）之间，不平等程度差异很大。在欧洲，前10%的收入份额占比约为36%，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达到58%。在这两个数字之间，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模式。在东亚，收入最高的10%的人占总收入的43%，在拉丁美洲，占55%。
根据世界不平等地图（图3）显示，国家平均收入水平对不平等的预测效果不佳：在高收入国家中，有些国家内部非常不平等（如美国），而其他国家则相对平等（如瑞典）。在中低收入国家中也是如此，有些国家表现出极端的不平等（如巴西和印度），有些国家则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如中国），有些国家表现出中等至相对较低的水平（如马来西亚、乌拉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国家采取了不同形式放松管制和自由化计划，几乎所有地方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都在上升。这种上升并不均匀：某些国家经历了显著的不平等增加（包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而其他国家（欧洲国家和中国）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小。我们在上一版《世界不平等报告》中详细讨论了这些差异，证实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一种政治选择。
当代全球不平等现象接近于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高峰时期的水平虽然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却有所下降。最富裕的10%国家的平均收入和最贫穷的50%国家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从50倍左右下降到40倍以下（图5）。同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增加。但是国家内部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之间的差距几乎增加了一倍，从8.5倍增加到15倍。
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急剧增加意味着，尽管新兴国家的经济追赶的速度强劲，今天的世界仍然特别不平等。这也意味着，现在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甚至比国家之间的显著不平等还要严重（图6）。
今天，全球的不平等现象似乎与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的巅峰时期一样严重。事实上，目前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大约是1820年的一半，当时西方国家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图7）。换句话说，要消除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世界生产组织中的非常不平等所遗留下来的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理解这些不平等的一个方法是，关注政府的净财富和私人部门的净财富之间的差距。在过去的40年里，有些国家已经变得非常富有，但它们的政府却变得非常贫穷。在富国，公共行为者持有的财富份额接近零或为负数，这意味着全部财富都在私人手中（图8）。这一趋势因新冠疫情危机而被放大，在危机期间，政府的借款相当于GDP的10-20%，基本上是来自私营部门。
目前政府手中的低财富储备，对国家在未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能力，以及21世纪的关键挑战（如气候变化）有重要影响。私人财富的增长在国家内部和世界层面上也是不平等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千万富翁在全球财富增长中占有不成比例的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前1%的人获得了所有额外积累的财富的38%，而后50%的人只获得了其中的2%。这种不平等源于财富分配的顶端和底端之间增长率的严重不平等。自1995年以来，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每年增长6-9%，而平均财富每年增长3.2%（图9）。自1995年以来，亿万富翁拥有的全球财富份额已从1%上升到3%以上。这种增长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2020年是有纪录以来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份额增长最快的一年（图10）。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内部的财富不平等都在缩小，但最底层的50%的份额一直都很低
在20世纪初至80年代，西方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明显减少，但这些国家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始终拥有很少的财富，即占总数的2%至7%（图11）。在其他地区，最底层的50%的份额甚至更低。这些结果表明，如果我们要减少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在世界每个地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全球范围内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相当严重，而各国内部的进展也过于缓慢本报告首次对全球收入的性别不平等进行了估计。总的来说，1990年妇女在工作总收入（即劳动收入）中的比例已接近30%，今天则不到35%（图12）。目前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在一个性别平等的世界里，女性应获得所有劳动收入的50%。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进展非常缓慢，各国的动态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取得了进展，但其他国家的女性收入份额却有所下降（图13）。
解决碳排放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
全球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生态不平等，以及对气候变化的贡献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全球每年人均排放6.6吨二氧化碳当量（CO2）。我们对于碳排放不平等收集的新数据集揭示了世界范围内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不平等：前10%的排放者需要为所有排放量的近50%负责，而后50%的排放者仅产生总排放量的12%（图14）。
图15显示，这些不平等不仅仅是富国与穷国的问题。中低收入国家有高排放者，富裕国家也有低排放者。在欧洲，底层50%的人口每人每年排放约5吨；东亚底层50%的人口排放约3吨，北美底层50%的人口排放约10吨。这与这些地区前10%的人的排放量形成鲜明对比（欧洲29吨，东亚39吨，北美73吨）。
这份报告还显示，如果富国设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是以人均为基础的话，富国最贫穷的一半人口都已经达到（或接近）这个目标。而最上层的一半人口则不是这样的情况。排放量的巨大不平等表明，气候政策应该更多针对富裕的污染者。到目前为止，碳税等气候政策往往不成比例地影响到中低收入群体，而使最富有群体的消费习惯保持不变。本报告回顾了重新分配财富和投资未来的几个政策选择，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表1列出了对全球千万富翁征收适度的财富税所带来的收入收益。鉴于财富的大量集中，适度的累进税可以为政府带来大量收入。在我们的设想中，我们发现这样可以产生全球收入的1.6%，并重新投资于教育、健康和生态转型。我们一开始就强调，如果不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进行重大的再分配，应对21世纪的挑战是不可行的。20世纪现代福利国家的兴起，与健康、教育和所有人的机会方面的巨大进步有关，与急剧的税率的上升有关。这两者对确保了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对增加税收以及财富社会化的接受度。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类似的演变也是必要的。国际税收的最新发展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在国家内部，朝着更公平的经济政策方向发展确实是可能的。报告的第8、9和10章讨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各种选择，从世界各地和整个现代历史的例子中学习。不平等一直都是政治选择，学习其他国家或在其他时间点实施的政策，对于设计更公平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