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桷树金融·观点】杜世奇:保险业在新冠疫情中的作用和担当
两个多月以来,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截止日前,我国除湖北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连续两周没有出现新增确诊病例,疫情发展得到有效控制。但海外疫情发展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尤以意大利、韩国为甚,美国也是不容乐观。就疫情目前发展形势来看,此次疫情极有可能对全球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有多重痕迹指向或将诱发新的金融危机。作为经济的“减震器”和社会的“稳定器”,保险业也应该在保障赔偿、防灾减灾、资金运用等方面发挥其功能作用,和各行各业一道担负起抗击疫情的使命重责。 本文基于理论和实践角度,就此次新冠疫情对保险行业的不利影响和机遇做了深入分析,并以重庆为例阐述了疫情下保险行业的应对措施。新冠疫情导致保险行业营业收入减少的同时,也使得其营业成本率上升;此外,由于大部分员工不能出门开展业务,疫情对保险线下业务造成了严重打击。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为保险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首先,经此疫情,民众的保险意愿空前强烈,各公司的健康险产品尤其是线上产品呈现爆发式增长;其次,新冠疫情也在促进保险公司加强线上服务和改善公司治理,倒逼其进行改革;再次,保险行业亦可以在疫情中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重庆市的保险行业担负使命,通过大力发展贸易类保险、加快农业保险发展等途径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特别指出,本文属于黄桷树金融工作室重磅推出的“金融抗疫”系列文章之一,作者杜世奇先生系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该系列文章包括:(1)2月28日原创文章系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刘理先生就疫情下重庆银行业发展的“危”与“机”做了深入分析;(2)3月3日公众号文章系黄桷树金融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银保监会偿咨委专家黄英君教授就疫情下重庆企业复工复产与金融支持方面的探讨,该系列原创文章契合疫情下金融业发展方向,尤其是基于重庆实际情况的探讨,供大家参考。尤其是希望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工作的同仁多看看,对重庆金融业抗疫有所裨益。也请大家多转发、多支持,点击“在看”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精彩内容请阅读以下正文,黄桷树金融工作室将与您一起分享,也期待您在我们这篇公众号文章后留言,参与我们对于该主题的进一步讨论!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甚至有波及全球、演变成世界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截至2月底,全球已经有60个国家发现病例,2月28日,WHO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调至最高级别。可以预见,这次疫情对国内乃至全球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也必然会收到很大影响,同时,作为经济的“减震器”和社会的“稳定器”,保险业也应该在保障赔偿、防灾减灾、资金运用等方面发挥其功能作用,和各行各业一道担负起抗击疫情的使命重责。
保险业在公共卫生事件中
的功能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迅速恢复和发展,2018年保险费收入已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据2020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保险费收入42645亿元同比增长12.17%,继续遵循双倍定律(即为GDP增速的2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随着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不断增加、国民保险意识的逐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和大众关注度也日益提高,特别是每次遇有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时,诸如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公众对保险的期望值和关注度就会空前高涨,对保险业如何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讨论和争辩也会不绝于耳。
那么,面对重大公共安全和卫生事件时,保险业究竟如何从功能和机理上发挥作用呢?
从传统意义上讲,保险的功能就是损失补偿和经济给付,即用收取保费的方法来分摊灾害事故或人身伤害造成的损失,以实现经济补偿(给付)的目的。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国内保险理论也不断发展丰富,前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了出保险的两个派生功能,即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扩大了保险的外延,为现代保险业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作用建立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从损失补偿的角度讲有三个机理,一是保险是基于概率论和大数法则的数学原理而形成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保险赔偿是通过保险合同的射幸性特性使少数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得到损失补偿;二是保险承保的风险必须是可保风险,不能使大多数保险标的同时遭受损失;三是保险赔偿的一般是直接损失,不包括通过利益传导造成的间接损失(如产业链)。基于保险的这些特性,大部分保险产品要么是将巨灾作为除外责任(如财产保险的地震责任),要么通过列明的责任将不可预知的不可抗风险排除在外(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使得每次大灾大难通过保险赔偿弥补的经济损失总显的微不足道,存在感不强。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2亿元,而各类保险赔偿只有16.6亿元;本次的新冠疫情由于只涉及人身保险,估计最终的赔付也会很低。过低的赔付容易造成社会大众对保险的误解,认为保险无用。殊不知,这恰恰是保险的基本原理,在大量同质的风险同时爆发变成一个巨量危险单位事故时,保险行业也难以承受如此之重,必须集全社会之力共同应对。
其次,从资金融通的功能来讲,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资金运用,主要指保险资金通过投资手段参与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在重大危机事件中,保险资金可以通过投资国债、专项基金等方式缓解财政不足的局面;可以通过加大投资证券市场力度稳定金融市场;也可以通过另类投资手段直接支持应急项目建设,如武汉的火神山、方舱医院建设等。二是间接的资金撬动作用,如通过信用保证保险发挥担保作用,帮助被保险人获得资金,或者通过保单质押获得贷款。近年来,随着保险金融属性的强化,资金融通的功能得以不断发展完善。
第三,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包括社会保障管理、社会风险管理、社会关系管理和社会信用管理四个方面,其中的社会风险管理功能应该是保险行业面对重大社会公共危机首当其冲的社会功能。保险行业可以凭借其越来越深入广泛的各领域服务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积累的大数据发挥风险的预防、控制、处置管理作用,特别是近年来监管部门愈发注重保险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如设立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行业的数据集中管理,通过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医疗健康部门横向的联系形成了共享合作机制,这都让保险业发挥更加专业、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社会管理功能成为可能。
新冠疫情对保险业的
不利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理复杂、传染性强、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百年不遇的传染病疫情和公共卫生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肯定远远超非典疫情和汶川大地震。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各行各业都难以幸免,保险行业也概莫能外。
首先,疫情将导致保险行业营业收入减少。疫情爆发以来,无论是财险业还是寿险业业务发展都收到较大冲击。对财险行业的冲击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由于新车销售近乎停摆,拖累车险保费收入负增长,使本来就低迷的车险市场雪上加霜。据了解,有的公司2月份车险业务负增长达到30%以上;疫情期间企业停工、交通运输工具停驶造成保险展期,以及部分企业保险需求消失或者无力承担保费支出;疫情影响和财政收入预期减少导致部分政策性保险业务暂停或者取消。除了和财险业交叉的法人团体客户和政策性业务外,对寿险公司的冲击主要是个人客户业务,首先是占比近60%的营销员渠道,由于疫情影响拜访量陡降,新单业务断崖式下滑;占比30%银保渠道业务也大多属于面对面营销,业务下滑也在所难免。和财险公司不同的是,由于寿险公司新单业务主要集中在“开门红”,所以这次疫情对首先行业保费收入的影响更大。
其次,疫情将导致保险公司营业成本率上升。由于各项固定成本的刚性支出,随着保费收入的减少,保险企业的固定成本率会有所上升。虽然总体而言保险行业属于轻资产运营,但对于利润水平较低的保险行业,职场租赁和摊销、车辆使用和折旧、信息设备的运行、通讯和软件资费等固定成本支出亦不可小觑;还有一项重要的刚性运营成本就是薪酬福利和社保支出,即使保费减少,这部分支出也不会同比例下降,必然导致人力成本率上升,侵蚀企业利润。
再次,疫情将对传统的营销管理模式带来挑战。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推动保险行业由线下走向线上,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营销手段目前仍是各家公司的主流,既是行业头部公司也只是发展到O2O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纯线上业务占比只有5%左右。由于网格化的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了营销员的流动,导致这部分“兵力”直接“趴窝”。据统计,全国保险代理人接近1000万,还不包括合同制销售员工。如果疫情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对那些固守传统、渠道单一的诸多保险公司带来致命打击。
新冠疫情对保险行业
带来的机遇
当然,就像历次灾害一样,危中则有机,新冠疫情在对保险行业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孕育着诸多机遇,促进行业改革转型和企业的自我改造,催生新型的商业模式出现,倒逼行业更好的服务客户,参与社会治理。
第一,进一步激发民众的保险意愿。保险意识的提高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保险密度逐年提高,从1980年不足0.5元/人逐年提高到2018年的2724元/人。除了自然的增长外,保险意识还会受到某些偶发事件的影响,小到一次火灾、一场水灾大到一个地震、一场瘟疫,都会刺激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心理,激发购买保险的意愿。本次新冠疫情波及全国全球,影响面广,相应对民众保险意识的促进也是空前强烈。本次疫情主要是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所以对健康险市场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疫情发生以来,各家公司的健康险产品呈爆发式增长,特别是线上产品。除此之外,由于疫情影响企业停工停产,也会让营业中断险备受社会关注。
第二,促进行业加快改革转型、升级优化。危机是改革进步的倒逼力量,这次疫情着实给保险行业进行了一次压力测试,对保险公司的营销模式、管理方式、产品结构、应急能力都面临严峻考验,推动保险公司改革转型、升级优化,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发展演化。一是更加重视互联网、移动端线上销售。本次疫情对传统公司的冲击较大,相反对新型互联网公司却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疫情以来众安保险,慧择保险、微保、水滴保险等互联网保险公司和中介公司增速迅猛;二是促进保险公司完善服务和管理模式。理赔服务是保险公司服务客户最重要的内容,无论是财险的现场查勘也好,还是寿险的当面调查也好,面对面的线下服务仍是目前大多数公司的通常做法,本次疫情中,各家公司纷纷制定简化理赔流程的服务办法,自动核赔、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得到了更充分的运用,对各家公司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除此而外,对远程办公的效率效果也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企业微信、钉钉等线上办公和会议软件在这次疫情中大放光彩;三是有利于优化保险公司的供给侧改革。一直以来,车险是财险公司的最大险种,规模占比虽逐年下降,2019年仍然达到60%,部分中小公司占比更高,这次面对疫情,产品和服务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对寿险公司而言,产品的更新迭代、回归保险姓保在本次表现得也更为迫切,虽然很多大公司都紧急调整了疾病的责任范围,把新冠肺炎纳入重疾险、医疗险等产品中,但最初产品设计的缺陷暴露无遗;四是促进行业提升应急反应能力。本次疫情银保监会反应迅速,1 月 26 日,银保监会就印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10 号),此后又接连采取了多项抗击疫情、服务社会的硬核举措,但从行业微观层面看,部分公司面对疫情缺乏经验,反应较慢,缺乏处置紧急情况的体制机制和能力水平,需要借此机会深刻反思,补足短板。
第三,会推动保险行业更好的参与社会管理。众所周知,同质化和过度竞争是当前保险行业两个显著的特征,也是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削弱行业影响力、损害行业形象的固有顽疾。笔者认为,应通过拓展保险功能和作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便是两把钥匙。面对公共危机,除了履行合同义务、兑现保险赔付外,保险行业也应该在危机事件的预防、控制、善后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灾害预防方面,保险行业(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龙头公司)应加大和政府管理部门(如卫生健康委员会、人社部门等)的合作,开展数据共享、分析、筛查、预警,打破数据孤岛,形成联控联防机制;在控制环节,保险公司应发挥专业机构的优势,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到减灾救灾的实际工作中去。在这方面我国保险行业非常薄弱,和先进的保险国家差距巨大,我国的保险行业和企业对专业技术领域的研发不够重视,投入严重不足,故难以发挥专业领域的权威作用;在灾后重建阶段,保险资金亦可以有所作为,比如投资一些引导基金弥补基础设施短板、购买债券支持国家和企业渡过难关、直接运用于项目建设完善灾害防护体系等,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满足社会需求、引领趋势导向的同时也能实现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实现双赢。
面对疫情,保险业的责任
担当:以重庆为例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仅给众多患者造成身体的痛苦和生命的威胁,对经济的冲击也不啻于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和社会危机。据预测,本次疫情将会造成全球经济损失1.1万亿美元,中国全年GDP可能要下滑0.5%。当前,在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抗击下,国内疫情逐步好转,“停摆”一个月的经济社会逐步恢复正常,各行各业也在努力展开生产自救,积极复工复产。危难之际,保险行业应当勇立潮头,做勇敢无畏的“逆行者”,充分发挥职责功能、担负使命责任,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奉献使命担当,共同抗击疫情
保险行业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灾害来临正是保险公司用武之际,也是这个行业发挥企业公民责任、服务经济社会应尽之责。疫情发生后,重庆保险行业积极性自觉行动,做善事行善举,以各种方式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首先是积极捐款捐物,2020年1月23日至2月14日期间,保险行业向防疫一线人员捐赠保险保额累计过200亿元及物资资金5300多万元等。其次是适度扩展保险责任,优化理赔服务,抚恤病患,赔偿损失,抚慰和减小民众伤痛和经济损失,目前,各主流公司纷纷扩展了产品的保险责任,把新冠疫情纳入赔偿范围,全市56家保险公司及108家保险中介公司共完成各类保险理赔16329件、理赔金额12334.5万元。
(二)大力发展贸易类保险,支持重庆内陆开放城市建设
中央2018年对重庆提出建设“两点”、“两地”的要求。目前,重庆正成为联通“一带一路”的内陆国际贸易物流枢纽,依托开放平台体系和立体化的口岸体系,重庆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通关合作。建设开放高地、大力发展外贸经济,各类国际通行、现代化的涉外和贸易类保险必不可少,特别在疫情的不利影响下,进出口贸易违约、延误概率大大增加,更需要保险介入平抑贸易风险,提振产业链和供应链各主体的信心。贸易类保险主要指出口信用保险,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门提出了“要支持出口重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发挥好出口信用保险作用。”2019年1-3季度,重庆外贸出口额637.4亿元,增长12.1%,领先全国出口增速6.9个百分点。相对于重庆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定位和进出口贸易快速的增长,出口信用保险的供给主体严重不足,目前基本是政策性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这就需要鼓励其他商业性公司积极参与出口信用保险、共同承担外贸风险、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除了出口信用保险,还有关税保证保险和国际海商法框架下的船舶保险、货运保险等,这几个险种也是保险公司较少涉及的领域。欣慰的是,重庆已经先行先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2019年重庆已为30多家家进出口企业提供了关税保证保险。
(三)丰富保险产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在疫情不断转好,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全社会迫在眉睫的就是企业的恢复生产,从而保证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社会回归正常状态。由于重庆毗邻湖北,疫情相对较重,控制较严,企业复工复产的难度也较大,更需要政府和企业协同配合支持帮助。重庆是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也是新兴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重镇。2019年,全国工业41个大类中,重庆有39个,电子信息、汽车等7个产业产值规模超过千亿元;数字产业化加速推进,软件业务收入增长14.8%;智能产业销售收入增长19.2%,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1.4%。保险公司应紧扣重庆产业结构和发展定位,有针对性的开发、供给保险产品。一是针对不同企业的需要,抓紧出台复工综合险(目前宁波、江苏等地已经先行一步),保障范围应涵盖营业中断损失、员工工资损失,为企业复工复产解除后顾之忧;二是加大物流保险供给力度,物流保险即由传统的货运险演变而来,主要保障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其它与物流活动相关联的保险,如机器损坏、车辆及其它运输工具安全、人身安全、雇员忠诚保证等。三是积极研究开发供应链风险保险产品,依据保险的近因原则,不仅承保标的的直接损失,也可将可保范围扩大到有清晰路径、直接关联、有客观标准的垂直供应链其它企业和主体,这也是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甚至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探索金融实验改革、打造供应链金融体系的内容之一。
(三)加快农业保险发展,夯实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相较其它直辖市,重庆有着广袤的农村地区,农村面积大、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占比高,既是重庆的地情所在,又是重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高品质提高的关键。但由于种种原因,重庆的农业保险发展始终徘徊在低水平区域,2019年农险保费收入只有6亿元,在全国排名靠后,和重庆的农业发展规模不相匹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部署农村农业工作,连续17年把农村农业工作列为一号工程,农业保险也几乎每年都有所提及。黄英君教授在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中也强调,为响应文件支持“三农”领域重点工作,保险要补短板促创新。当前,疫情当头,加之2019年非洲猪瘟对重庆养殖业的巨大影响,使得本就脆弱的种养业面临减产减收的风险。作为WTO规则允许的绿箱政策(Green Box),农业保险对我国农业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护作用。作为政策性措施,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财政的支持,希望地方财政扩大补贴面、提高补贴力度,实现“提标、扩面、增品”的政策目标。
(四)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对接保险资金,支持产业升级转型
资金融通是保险行业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后疫情阶段,各地都会根据既定规划、考虑疫情影响进行产业调整和布局,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提质量将是发展规划的主基调。保险资金对接入渝,主要考虑几个板块:一是疫后基建项目,目前重庆已经发布了本年度重大项目实施计划,其中重大建设项目投资达到2.72万亿,启动了规模浩大的基础建设,包括乡村振兴、生态环保、轨道交通等领域。这些领域信用评级高、收益预期好,是险资青睐的领域;二是智能化产业,根据重庆市印发《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2022年)》到2022年,建成全国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智慧社会样板,以新型智慧城市创新建设带动重庆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开启了重庆市智能化城市建设的大幕,也符合险资运用的大方向;三是地方债券和优质企业债、公司债,疫后重建,弥补经济损失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解渴”,也是吸引险资了解重庆、参与重庆建设的一次良好契机。
中华民族,愈挫愈坚!这次疫情虽然给武汉和全国人民都造成了难以抹去的痛苦和创伤,但也磨砺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弘扬了中国人民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对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也是一次洗礼更是一次促进,对作为经济金融体系一份子的保险行业更是一次自我革新、转型升级的机遇。希望保险行业在这场大规模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展现作为、勇担使命,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打赢这场硬仗!
(作者系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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