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热点话题：十问“双一流” | 教育观察
编者按：
“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在即，坊间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话题再度升温。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启了我国高校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新征程。近两年时间里，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水平的中国一流学科”的所谓“双一流”，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牵动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高校和专家学者的神经。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博士围绕“双一流”，解答了十个读者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撰文｜李志民（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博士）
责编｜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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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美国高等教育界同样讨论过如何办好大学，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在任40年校长，1869～1909年）有一句名言，“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敏锐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镜子。美国新型大学不是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自然地结成的硕果；是美国接受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无双的。”
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界当前十分关注的“双一流”问题也有一些初步思考，愿意通过十问十答的形式谈一谈。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水平的中国一流学科”。
一问：如何理解战略意义？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自然绕不开“211”工程和“985”工程。起始于1995年的“211”工程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曾引起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我当时在教育外事领域工作，当时接待的外国教育代表团，无一不谈中国的“211”工程。 “985”工程建设于1999年启动。这两项工程建设使中国的一批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提高，一些大学正在进入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整体上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工程建设的思路，有的工程可能名垂千古，有的工程会褒贬不一。进入“211”和“985”工程建设的大学被社会赋予了重点大学或好大学的标签，众多大学千方百计想进入工程建设行列。为此又千方百计地按照指定的标准要求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办学模式的趋同现象。而“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有望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要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适度超前布局我们的高等教育。国家是要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使我国成为国际学术中心，整体上促进我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而决不仅仅是使个别几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世界一流大学”英文通常表达为“World Class University（世界级大学）”，是一个模糊的、比较的概念，其定义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和评价指标设定。一般来说，世界一流大学体现了举世公认的水平、地位、卓越成就，以及对世界范围的才子的巨大吸引力；它不仅具有世界一流的办学实力、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更培养出一批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拥有一批在若干领域引领科学和技术进步前沿，在世界享有崇高学术声誉的杰出教授。
“双一流”政策同时聚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突出大学对知识的责任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通过分层和分类的建设思路，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与以往的“985”“211”工程建设的思路截然不同，“双一流”将注重体制和机制建设。
建设思路主要有三种：一是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二是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三是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是“双一流”建设要坚持的目标，即必须按国际通用的评价准则达到一流，又能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我们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办学经验，先后建设了一批学科特色鲜明的大学，比如我们的地质、矿业、石油、电力、钢铁等独立建制的大学，这些大学在国家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这些学科群特色鲜明的大学，我们中国大学群体最鲜明的特色是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双一流”建设既是目标，又是过程，这种定义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今天我们谈起“双一流”，总是有人会拿出《基本科学指标》（ESI）说事儿，这个学校有几个进入前百分之一的学科，那个学校有几个进入前千分之一的学科，且不说ESI的学科划分与我国实际学科设置差别较大，总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一流。
西方的大学把知识的产生（科学研究）排在第一位，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哈佛大学，就是以培养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在其13个主要学院中，只有4个学院招收本科生，其他学院只招研究生。再比如，北美大学联合会（AAU）中的60所美国大学培养了美国45%的博士研究生，2015年这60所大学获得联邦政府科研经费的比例占全国的59%，而我们全部大学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经费比例还不到10%。美国的1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基本上是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为主，而我们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基础的大学，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人才培养上，这就构成了我们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特色的起点。
坚持立德树人和科技创新，立足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关键。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高等教育活动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通过改革和体制创新，由传统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向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新模式转变。这也正是“双一流”保持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双一流”建设不能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领域的科研名次和学术论文的多少，要关注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并逐步影响和发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学标准。所谓高影响因子期刊、高水平论文、高被引作者、自然指数等，主要集中在部分学科领域，仅仅反映基础研究领域的少数几个学科进展情况，与我们国家的学科设置差别较大，用别人现有的评价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所大学的科研整体水平，更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论文不等于人才，论文不等于国家治理；论文不于技术，技术也不等于产业。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继续保持我们人才培养在先的特色，大学教授不能只注重科研指标，还要注重考核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大学教授不能把教学和科研截然分开，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大讨论的结论。大学教师也要一岗双责，既要以良好的科研成就提高教学质量，又要用高质量的教学推升科研水平。没能力或不愿意从事科研的人往往强调教学的重要性，没能力或不愿从事教学的人往往强调科研的重要性。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高质量的教学和学生成才是大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对任何一类大学的评价，千万别忘了人才培养质量这一重要指标。大学的教学质量、学生选课和选专业的自主、真正的学分制等都受到了很多限制，在“双一流”建设中都要进行改革。
一流的学者队伍是打造一流科研和教学的依托。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要有大楼，更需要有大师。中国的教授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以此提高学术水平。通过教授参与国际上学术团体的活动，逐步提升中国教授在国际上学术活动中的话语权，才有利于快速提升中国大学的影响力，逐步获得国际上对中国大学的认可。
建设一流的学者队伍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足而灵活的经费，二是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这就要求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追求学术卓越，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形成一批优势学科集群和高水平科技创新基地，系统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研发三位一体创新水平，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建设一流的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教授，还要有一流的育人环境。“双一流”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包括提高培养人才质量、提升科研水平和增强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等。大学人才培养离不开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取得的新发现、新成果可以及时转化到课堂，写进讲义，有利于提高培养人才质量。
在信息经济的现代社会，新型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将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实现提供支撑条件。现代化校园主要表现在信息化水平上，近两年，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快速发展、小型私人定制课程、大一分类课程、学位系列课程、翻转课堂……各种各样的课堂教学模式不断进入学生的视野，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目的在于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出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双一流”建设要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关键标志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的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职责，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其中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高校通过在科技创新和为社会服务中搭建大平台、培育大团队、承接大项目、创造大成果，在原始性创新和关系国家战略利益的关键领域中取得重大突破、做出重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既是大学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进一步增强服务社会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学提高自身综合办学实力的现实需要，因而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实现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战略重点。
在“双一流”目标指引下，未来的学科评估更应该体现对高校办学特色的保护性鼓励，对学科建设的方向性指导。如果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细，强调统一标准，很容易造成“千校一面”的同质化格局，完全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制定评价指标，委托第三方实行分类评估。政府主导的评估只适用于监管类的达标评估，达不到最低标准取消招生资格；政府部门不宜参与排名次优劣的评估，特别是与分配资源挂钩的评估。
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重点评价科研诚信与学风、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开发应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强调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技术转移推广、科学普及等科技产出在评价中的作用，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参与评价。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科技评价工作效率和开放程度。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引入公开数据占一定比例的权重评价方法。开放学术界公开参与评价办法，实行网络互动等占比例评价。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对于高校自觉发展和自主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学科评估的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要积极鼓励各高校在特色学科领域的创新努力，要全面反映各高校学科发展的“绩效”。因此对高校的学科评估也不能简单照抄国际标准，不能过于求“洋”，而要鼓励各高校以中国特色去打造世界一流。
学科评估不能只评基础研究论文和引用数量，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要成为重要指标。课堂上教学效果的好坏，学生最有发言权。但在目前的学科评估过程中，学生群体的参与度不高，对学生真正的关注也不够。未来一个大学或一个学科的好与差，如果学生在网上的评估互动发挥重要作用、学生就业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说明问题，才能真正体现评估的力量。
建设一流大学要依据高等教育法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政府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依据高等教育法和大学章程理顺大学党委与行政的关系，真正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主要依据大学章程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实现大学由行政主导向服务学术发展的回归；靠大学章程规定大学内部制度建设与各机构之间运行的关系，实现科学高效管理。
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大学管理的科学性。书记校长要全面承担起本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的责任。大学的书记校长要认识到，“双一流”建设不是争排名。教育家不能把它理解成为个人事业的辉煌，争取相应政策和资源的理由。书记校长必须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世界眼光和水平，有深刻的教育思想和大学发展战略。
社会的监督机制也是办好大学的重要因素。唯有通过立法建立起科学的社会监督机制，才能使大学的管理和运行步入健康科学的发展轨道，培养出国家和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
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国际一流的学科，一流的科研成果，一流的教育质量和一流的师资水平，其核心是国际一流的师资水平。人力资源是学术影响力的创造主体，学科实力（包括有形和无形资产）是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高水平科研成果、高质量的毕业生是学术影响力的表现形式。
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体现为举世公认的水平、地位和卓越成就，对世界范围的才子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不仅要有世界一流的办学实力，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培养出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还需要拥有在若干领域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世界一流教授，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世界一流大学教授在国际会议上不光要有声音，还要能做特邀报告、主旨发言；在国际期刊上不光要有文章，还要能当编委、当主编、当编委会主任；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不只是个会员、理事，还要能担任轮值主席、理事长、会长；在国际奖项中，不仅要有名次，还要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坚持一流大学教授的四条评价标准，只有通过一流的教授，我们的大学才能够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提高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参与国际学术指标的制定，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并逐步影响和发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国际合作是有效提高我国大学国际影响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抓手。
“双一流”建设，要紧密结合国家发展和国家人才战略，充分重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要发挥在国民信息化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是教育和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必然。
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的探索和涌现，从而推动了传统教育理念、模式与方法的变革，推动了学习方式和形态的转变，也推动了高校科研方式的改变。
1.学习模式的改变：学习者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获取名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学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选择性和自主性更强。
2.教育方式的变革：教学方式从传统的单向知识的传授向“影响式”和“互动式”教育转变。知识传授在教室内，而知识内化在教室外。
3.教育观念的转变：翻转课堂、可汗学院、MOOC、云端学校等的出现，导致现有的师生关系、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的改变，进而重构学校的存在方式。新型的教育形态和教学模式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众多的高校、教育专家已经开始转变教育观念，探索和实践新的教育模式。
4.科研方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高性能计算、超大容量存储、高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产品的快速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动力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极大改变了传统科研的方式方法。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大学的功能也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双一流”建设要主动适应这些变化。
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大学的组织形式将会改变。信息社会的教育要素将集中在网络平台上，教育实施将以个人选择为主，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真正实现个性化学习，“双一流”的概念和标准也将随之而变。这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唯有与时俱进，才能完成这一重要历史任务。
1. 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改变。如今的学生已经是与网络共生的一代，是地地道道的互联网原居民，他们可以熟练地借助网络生活，本能地通过屏幕学习。对互联网+教育的影响不能小视，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改变原有不合时宜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模式等。
2. 以灵活的机制应对挑战。如果学生不能自由选择修学科目和讲课教师，如果学分不能互认，学位不能等价衔接，互联网+教育很难发挥其最大效益，很难跟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我们需要尽快研究制定教学资源的上网认证标准，要针对经过认证的教学类资源制定网上学习效果评价标准，要制定课程微证书发放办法等等。当然，机制的转变还包括顶层设计和信息治理创新等等，但我们应该鼓励一流大学开展先行先试。
3. 以高远的眼界拥抱未来。大学要发挥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作用，“双一流”建设更要发挥对高等教育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主动迎接信息社会的到来，适应大学新的形态变化。
尽管“双一流”建设资金管理办法正在制定过程中，但大的经费管理思路已确定，“那就是简政放权，给高校更多的经费管理自主权”。经费的分配将从单位制转向确定项目后的分配，突出绩效原则，鼓励改革创新，避免重复交叉，提高集成效益，动态调整支持力度。不断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采取总体规划，分级支持，每五年一个周期，与国家制订的五年规划同步进行。总的经费资助强度应不低于原“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年度经费。据了解，“211工程”共计完成投资368.26亿元，“985工程”，一期建设完成投资共计255亿元，二期建设实际投入建设资金达414亿元，三期建设资金450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双一流”相关费用是专项费用，是增量费用，和总体高等教育投入相比还是比较少的，并不涉及原有财政投入和分配的根本变化，因此原则上并不会造成这种变化。马上面临政府换届，如果高校有新的财政投入与分配制度调整，当然也会做适当调整，但这不是“双一流”本身带来的。
对于高等教育的格局上，长期必然产生一些影响，但不大可能因“双一流”而产生根本性的，或者说巨大变化。在学校的格局上，入围学校还是以原985高校为主，对于新列入的几个地方高校，本来也都是211高校，他们未来会有较大的促进，但最后如何，还需要看这些学校自身努力的如何。倒是一流学科的推行，理论上给过去非985，211高校提供了一些较大的发展机会，当然最后还需要看学校自身的努力了。我认为目前推行的高考改革，在志愿填报时以专业为主，未来现实中必然形成一个学生家长填报排行榜，有可能形成合围，最后对高校产生实际的影响。总体来讲，双一流提醒高校开始审视自己的发展路径与策略，“千校一面”的发展方式应该会告一段落，寻找自己的新定位与特色，对未来高校发展方式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值得我们观察。
制版编辑： 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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