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 ，我的科技八愿
撰文 | 李晗冰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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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些自我陶醉，多些客观清醒
“中国基础研究体现的特色可以用四个’出人意料’来形容”（笔者注：系指“学科发展的全面加速出人意料、研究品质的上升出人意料、青年科技人才的崛起出人意料、国际合作对中国的期盼出人意料”）
“中国科学家已经从自然科学前沿重大发现和理论的学习者、继承者、围观者，逐渐走到了舞台中央”。
中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呈井喷之势”，不是“厉害了！”，就是把某国“吓尿了”……
从科技界官员到各类媒体，自得之志、自负之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中国俨然是世界科技强国了。
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层出不穷”的重大科技成果，说来说去、数来数去，就是“墨子升空”“C919首飞”“‘天眼’开眼”“‘神威’夺冠”等屈指可数的几件。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自然》公布的2017年十大年度人物中，中国只有潘建伟一人上榜；《科学》评选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国的工作只在其中的冷冻电镜这一项中有所体现。在国际权威期刊盘点的世界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中，八成来自美国；世界最好的200所大学中，美国75所，英国32所，我们还没有1所……
近些年中国的科技确实进展很快，值得肯定，但是需要有自知之明，浮夸自嗨要不得。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科技依然是“跟跑为主、并跑不多、领跑更少”，原创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缺乏等依然是我们的软肋。实事求是地讲，在世界创新版图中，中国还处于“第二方阵”，距离真正“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需要自信，但切不可自我陶醉。只有对我国的科技现状和实力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今后的路才能不至于跑偏、出轨。
二：少些敷衍拖延，多些真招快招
通过改革破除制度束缚、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一环。近些年主管部门出台了许多改革的意见和实施方案（办法），密度之大前所未有；诸如大幅度提高科技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劳务费比例不设上限”等，确实是能解决问题的真招实招。但不可否认的是，雷声大雨点小、新瓶装旧酒，乃至一拖再拖和落地难的，也不在少数。
试举几例——
比如国家奖励制度改革，所谓的“大幅瘦身”只不过从“不超过400项”减为“不超过300项”，学者呼吁的“背靠背式”的提名制，最后居然成了“专家、组织机构和相关部门（省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名，与真正的提名制差了十万八千里；
比如，2015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可两年多过去了，其具体措施还“千唤万唤不出来”，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广大科研人员盼望的是货真价实的真改革，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走过场，更不是虚与委蛇的敷衍拖延和瞒上欺下。希望今年的相关科技改革能多出一些实招快招——惟其如此，中国人的聪明、勤奋和刻苦才不至于被大量浪费。
三：少些诺奖得主，多些青年才俊
人才是第一资源，大力引进人才是好事，但如果在“招才引智”中只图名头，那就与引进人才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君不见，单是去年，有些城市为加快创建“科技创新中心”，不惜重金、竞相吸引院士和诺奖得主，“拥有多少院士、引进多少诺奖得主”成了许多官员洋洋自得的新政绩。
我们在大战旗鼓地引进院士和诺奖得主的时候，国外在引进什么人？他们下大力气引进的，是虽无院士之名、却有院士之实的杰出青年人才柴继杰、许晨阳、颜宁、马毅……
两相对比，除了无语，复何言哉！
四：少些人情关系，多些尊重科学
2010年9月，饶毅、施一公曾在《科学》上联合撰文，批评科研经费分配中的关系学。如今七八年过去，这些状况改观了多少？
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毋庸讳言的是，在时下的基金评审、课题评审，和学科评价、人才评价，以及院士选举中，恐怕打招呼、递条子、拉选票的“潜规则”还不在少数，能者下、庸者上的逆淘汰也时有发生。
在重人情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固然难以杜绝，但如果连探究真相、追求真理的科研人员都能自尊自重、从我做起、唯科学马首是瞻，相信我们的科研空气会清洁很多。
五：少些“论文数数”，多些“看看真贡献”
看论文当然比拼关系好，但如果评价一项成果或某位科研人员时只会“数论文”，无疑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所谓“论文数数”，业内人士都见怪不怪：先是数发了多少论文，之后看刊发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最后就是比论文的引用数量。难怪一位科研人员戏言：如果让中关村三小的学生去评某项科研基金——甚至是国家科技奖，他们评出的结果可能与大牛们评出的结果“高度一致”。
面对被无限推广、积弊严重的“唯论文”评价方式，中科院院士葛墨林、原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等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但针对不同科研活动和学科的分类评价、小同行评价，至今难以推广。是时候行政放手、学术共同体发声、以科技贡献论英雄了！
六：少些帽子工程，多些长期支持
如果说眼下科技界最值钱的是什么，恐怕非“帽子”莫属：你有“长江”、我有“杰青”，你有“青年长江”、我有“优秀青年”，你有“千人”、我有“万人”，你有“泰山”、我有“黄河”……
据有心人士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科研人员的各类帽子，有38项之多。以前是“天下名胜僧占尽”，现在是“科技帽子遍神州”——也算是中国特色的“世界奇观”了。
帽子满天飞的根源，恐怕背后还是“行政主导科研，部门各自为战”。难道就不能少封些帽子、多一些稳定的长期支持吗？
七：少些不了了之，多些说话算数
2017年最让人不堪的科技新闻，恐怕就是韩春雨事件了。去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韩春雨团队的撤稿声明，河北科技大学随后在官网宣称“学校决定启动对韩春雨该项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相关程序”；韩春雨团队也发表声明：“同意按学校安排选择一家第三方实验室，在同行专家支持下开展实验，验证NgAgo-gDNA基因编辑的有效性，并将实验结果公布，以回应社会关切”。
如今已进入2018年了，什么“学术评议”，什么“将试验结果公布”，连根毛都没见。
说话不算数的，还有相关政府部门。去年六七两月，科技部两次召开“通气会”，不但宣称要“彻查”国际论文集体撤稿事件，而且郑重表示“将会把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如今十九大都胜利闭幕都好几个月了，吃瓜群众还没看到“处理结果”。
论文造假常见，但这么“沉默是金”的还真是少见；出了家丑不可怕，可怕的是藐视科学、言而无信，甚至想方设法给家丑遮羞。
八：少些“天使”，多些“疑似”
2017年的科研成果发布会很多，印象较深的有两件——
一是发现“疑似暗物质”。去年11月30日，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DAMPE）团队发布首批科学成果。首席科学家常进宣布，基于“悟空”卫星在轨运行采集到的数据，科研人员成功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能谱，该能谱将“有助于发现暗物质存在的蛛丝马迹”。面对一些媒体“‘悟空’发现暗物质”的夸大报道，常进团队郑重澄清：“悟空”发现的“异常”数据点，统计上只有3西格玛的置信度，并没有达到物理领域要求的5西格玛——即便达到了5西格玛的置信度，仍不足以判定“悟空”观测到的是“暗物质”或者“新粒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积累更多数据来证明。
二是发现“天使粒子”。去年7月21日，《科学》在线发表了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康隆课题组主导，斯坦福大学张首晟课题组及上海科技大学寇煦丰课题组等8家单位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首次在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与超导体结合的异质结构中发现了一维手性马约拉纳费米子存在的证据。让许多业内人士大跌眼镜的是，参与此项研究的某位知名华人科学家，居然于7月18日提前在北京单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自己主导的团队发现了马约拉纳费米子，还给美其名曰“天使粒子”。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面对铺天盖地的“XXX发现‘天使粒子’”的不实报道，这位科学家居然能心安理得地“乐享其成”。
今后，关于科研成果的宣传报道肯定还会更多，衷心希望研究者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多些“疑似”，少些“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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