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和冯·卡门1945年的秘密中国行 | 科学春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技术特色。德国在技术上的压倒，为战争初期在欧洲大陆取得惊人胜利提供了保证。然而，德国空军在战略轰炸方面的弱点，陆军一味蛮干，两栖作战准备不足，终于使入侵英国彻底破产。盟军，特别是美国军事力量的猛涨，导致了空中力量成为战胜德国的关键因素。
报告既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技术特征，也探讨了技术科学对研制新式武器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自古以来，一切战争都运用科学发现……然而，集中如此众多的科学技术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科学创见转用到军事上，确实是史无前例。结果十分明显：盟国研制出雷达和原子弹，德国制造了火箭和喷气飞机。
——冯·卡门 1946年 《迈向新地平线》
撰文 | 王丹红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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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一本记录并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空军冯·卡门科学顾问团报告的书——《预言全部成真： 迈向新的地平线和它的传奇》（Prophecy Full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发现钱学森其中的核心重要作用以及秘密中国行。这份史料显示，1945年，作为美国陆军空军司令的科学顾问，冯·卡门曾带领钱学森不仅赴欧洲战场考察，而且还到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战区，实地了解战时各国火箭、导弹、飞机、原子弹等武器的研制情况，审讯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全面收集科学技术情报，预测未来空中力量的发展，为美国空军写出第一份科学调查报告。
在目前关钱学森生平的相关权威书籍中，包括1995年华裔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出版的钱学森传记——《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钱学森秘书涂元季著《人民科学家钱学森》，2001年由郑哲敏等主编的《钱学森手稿》，2015年由张现民主编的《钱学森年谱》等文献中，均只记录了1945年钱学森赴欧洲战场考察的经历，而未提及他作为冯·卡门空军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在1945年第二次前往欧洲，以及前往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战区进行的考察及重要贡献。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史实。1946年出版的冯·卡门顾问团的报告，是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被限制在五角大楼高层内使用。在冯·卡门的敦促下，这些报告于1960年解密，由美国空军予以公布。46年后的1992年，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历史办公室重印了这些报告；1994年，美国空军历史和博物馆项目组出版《预言全部成真：迈向的新地平线和它的传奇》，概述了冯·卡门科学顾问团的背景，高度评价冯·卡门顾问团的科学预言和神奇实现，并再次翻印了这些报告。
这些报告中包含从原子弹和原子能技术、洲际定向导弹、超高速无人驾驶飞机等对美国空军未来发展的展望与规划。其中也包括了钱学森卓越的贡献。这些报告的内容表明，在1945-1946年，35岁的钱学森已经是一位全面的战略科学家，他已经站在全球航空航天和武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全面了解并掌握了包括火箭和原子弹在内的最新武器的知识和应用、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今天，我们看见了历史交汇的时刻。1946年8月，当钱学森完成了美军科学顾问团使命，和同窗好友郭永怀驾车从西海岸的加州伯克利工学院起程，横穿美国，赴东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并送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任职之时，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1946年8月，受中国政府派遣，三位教授带领五位学生从上海启程赴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三位教授是化学家曾昭抡、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五位学生是李政道、朱光亚、王瑞駪、唐敖庆、孙本旺（到美国后补选已在美国的徐贤修）；中央大学物理学家教授赵忠尧此时正在美国参观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进行的一个原子弹试验；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三强与同学何泽慧新刚结婚，他积极参加中共旅法支部发起的“旅法华侨和平促进会成立大会”，声援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和独裁的斗争，并与在法国访问的周培源商讨回清华大学工作事宜。
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派遣学者，均不知道钱学森曾在美军担任的特殊科学顾问的秘密使命，以及他对原子能技术的全面了解和预测。
新发掘的史实表明：钱学森在1950年代的归国科学家群体中，不仅是唯一一个在国防高技术及发展战略方面具有全面和独特经验与知识的科学家，而且他已预言了原子能、导弹等在未来空中力量的作用。在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中，钱学森不仅是导弹、卫星事业的领导人，他在原子弹的研制，以及整个国防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和布局上也发挥了核心和关键的作用。
►1960年代初，钱学森与马兴孝
2017年12月14日，我先生王鸿飞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看望研究生导师马兴孝教授，聊天中，85岁的马老师谈到了196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钱学森的研究生和物理力学课程助教时，钱学森曾在闲谈中提及自己与导师冯·卡门在中国时的逸事：“我们到不同的寺庙参观，他（冯·卡门）都会去拜一拜菩萨。我问他难道他也会信这些？他回答说：反正也没有坏处，要是真的灵验呢？”
当天鸿飞在电话中问我：“好像以前马老师也跟我提到过这事，我一直没在意。今天想一想觉得不太对。我知道的事实是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前，只在1947年回国一次。冯·卡门虽然曾两次访问中国，但一次是1928年，另一次是1937年，他怎么会和钱学森共同到过中国去拜菩萨呢？不过，我觉得马老师讲的事情应该也不是假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立即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本书，是1994年美国空军历史办公室出版的《预言全部成真：迈向的新地平线和它的传奇》，该书讲述了在1945年，作为美国陆军空军司令的科学顾问，冯·卡门两次带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顾问团赴欧洲战场、以及包括中国、日本 、澳大利亚在内的战区考察。
根据这部书记载的史实，钱学森应该是在1945年10月和冯·卡门一道到过中国。因为这第二次战区考察是美国空军顾问团重要的秘密任务，而冯·卡门在自传中也没有清楚地讲述这次中国之行，所以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钱学森的公开资料中，从1995年张纯如出版的钱学森传记，到2015年张现民主编的《钱学森年谱》，也只记载了他在1945年到欧洲战场考察的经历，而没有提到他在1945年9月到11月间的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之行。
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仔细阅读了冯·卡门的另一本传记——美国史密森研究院1992年出版的《全才——西奥多·冯·卡门在的航空学人生》（The Universal Man--Theodore von Karman's Life in Anronautics）书中的细节，与《预言全部成真：迈向新的地平线和它的传奇》的细节，彼此证实了1945年钱学森曾两次随冯·卡门顾问团出使全球战区。
►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年5月11日－1963年5月6日），匈牙利裔美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主要从事航空航天力学方面的工作，是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对于二十世纪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尤其是在超声速和高超声速气流表征方面，以及亚声速与超声速航空、航天器的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喷射推进实验室（JPL）的创建人、首位主任，也曾是钱学森、胡宁、郭永怀、林家翘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导师。（来源：维基百科）
从1997年在美国读张纯如著钱学森传记《蚕丝》开始，20多年来，我对钱学森随冯·卡门1945年赴欧洲考察的史实，均来源张纯如的书和冯·卡门的自传——《冯·卡门——航空与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The Wind and Beyond:Theodore von Karman Pioneer in Aviation and Pathfinder in Space）。这本书是2002年在清华大学应用数学家林家翘的办公室采访时，林先生给我的。书中有一专门篇章——“中国的钱学森博士”，记载了钱学森在1945年4-6月赴欧洲考察之事。如今，我再次仔细翻阅此书，在另一章“美国空军发展蓝图”中，冯·卡门讲述了1945年9-11月，第二次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考察的事，也明确提及钱学森是第二次考察团成员。
今天，来自不同地方的书籍和档案资料，彼此印证了这件尘封72年的新史实：1945年4-11月，冯·卡门曾两次带领钱学森等赴欧洲和全球战区考察，包括中国。这次考察的结果是为美国空军提供了13卷的报告《迈向新地平线》（Towards New Horizon）。这个报告小组共有36名成员，其中六名核心成员在此期间全职在五角大楼工作，钱学森就是六人核心小组成员。报告的31个独立专题是在小组充分讨论分工以后，由各方面专家分头撰写，其中钱学森一人独立完成的报告有六个。在报告组普通成员中，还有物理学家乔治·盖莫夫（George Gamov），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爱德华·普舍尔（Edward M. Purcell），以及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Lee A. DuBridge）等。
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1960年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亲往约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请其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问题。钱学森自荐：“我去。”钱三强说：“不成，五院那一摊离不开你。”于是，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并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的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
通过钱学森的推荐，郭永怀后来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设计人，他负责了原子弹的内爆技术的设计，成为两弹一星工作中贡献最重要的科学家。
问题是：物理学家钱三强当时为何向航空学专家钱学森咨询原子弹研制的问题？并请他推荐原子弹研制人才？
1940年代，钱学森和郭永怀分别是国际航空动力学大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冯·卡门的助手和博士生，他们当时并未参加过美国的原子弹工程——曼哈顿计划。而且，问题是：作为火箭专家、新中国导弹工程的负责人，钱学森为何自信自己能够、并担保和自己一起工作的郭永怀也能够胜任原子弹的研发？
钱学森在1945年作为美国空军顾问团核心成员的经历，应该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冯·卡门顾问团在1946年为提供的两份报告《我们站在何处》《迈向新地平线》，是美国军方有史以来第一份科学调查报告，也是美国空军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这表明钱学森在1945年参加顾问团工作后，不仅全面掌握了关于全球飞机、导弹、火箭、原子弹、自动控制等最新情报，而且还科学地预测了这些学科在未来空中力量的发展和作用，35岁的钱学森不仅是航空和导弹研究方面的专家，在当时他也已经是一位真正的全面的战略科学家，对原子弹和核动力推进有全面的了解和预测。
1946年，钱学森在《航空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Sciences）发表论文“原子能”（Atomic Energy），介绍原子能作为飞行器动力所需要的基础知识；
1949年，在《核科学和核工程》（Nucle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书中的第二卷，钱学森写了题为“用核能的火箭和其它热射流”一章（Rockets and Other Thermal Jets Using Nuclear Energy）；
1956年，在钱学森回到中国之后一年，他的论文《热核电站》（Thermonuclear Power Plants）发表在《喷气推进学报》（Jet Propulsion）。
尽管从目前的资料中我们还不能知晓钱学森和冯·卡门在1945年10月期间的中国考察中的具体行程和地点，这些也许未来能够通过查阅美国空军的冯·卡门顾问团的文件、以及他们乘坐的美国空军一号飞机的档案等获得。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基本还原钱学森在1945年作为美国空军顾问的特殊经历和卓越贡献。
►1944年12月，美国空军冯·卡门顾问团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会议会 主席座位上为冯·卡门，后排站立者左二为钱学森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一个将军和一个科学家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进行的那次简短会见，比我们坐在五角大楼召开的任何一次会议都重要得多。”
——冯·卡门
1944年6月6日，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盟军300万将士，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成功登陆，开辟进攻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线，8月9日 盟军部队挺进巴黎，8月25日，在被德军占领5年后，法国宣布解放。
在第二次世界欧洲战场胜利在望之际，美国陆军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Henry H .Arnold，1886.6.25—1950.1.15）将军着手考虑未来空中力量及空战发展方向，战争中的经历让他明白，国家未来的安全保障依赖在空气动力学领域长久、永恒的领导地位。他决定聘请自己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空气动力学教授西尔多·冯·卡门为科学顾问，全面评估和预测未来的空中力量。
►美国陆军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图片来源：Prophecy Full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
1944年6月，65岁的冯·卡门因患肠癌在纽约一家医院治疗，7月，住进纽约乔治湖疗养院，9月初的一天，他接到阿诺德将军的电话，约他一周后的某一天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会面，但未告知谈话内容。
这是一场神秘的会晤，当冯·卡门按约定时间到达机场后，一名副官驱车将他送到跑道尽头，那里停着一辆美国空军的轿车，阿诺德将军坐在车里。当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时，将军开门见山地说：
“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考虑这场战争......值得我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未来五年、或十年、或六十五年，空中力量及空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您召集一批实干的科学家来研究新问题。我想知道喷气推进对原子能、雷达和电子学等方面的影响。组成一个团体到五角大楼来研究这些问题，给我一份报告。”
冯·卡门被将军的远见卓识深深迷住了，这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令他非常高兴，但他有为难之处：“我实在不愿到五角大楼工作。不过，如果您能满足我一个条件我就去，就是谁也不命令我，我也不命令谁。”将军承诺：“博士，我向您保证，我是您唯一的上司，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人，您想要什么就直接告诉我，至于命令，就让我来发吧。”
在这次谈话之前，阿诺德已征得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密立根的勉强同意，让冯·卡门暂时结束学术工作，无限期地投入咨询工作中。
对冯·卡门来说，这是他为国家服务的一个更直接的新机会，他了解并敬佩阿诺德将军，他接受了新的挑战。
1944年10月12日，冯·卡门到五角大楼将军办公室拜访，之后，他带领他最信赖的三位同事到佛罗里达一个休假胜地，规划科学顾问团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三位助手分别是国家标准局的空气动力学家休·德莱顿博士（Hugh Latimeer Dryden）、加州理工学院的弗兰克·瓦登道夫博士（Frank Wattendorf），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弗拉基米尔·斯福罗金博士（Vladimir Zworykin）。10月23日，冯·卡门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陆军空军司令科学顾问。
►冯·卡门出任美国陆军空军司令科学顾问，图片来源：Prophecy Full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
1944年11月10日，冯·卡门和助手们到五角大楼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有四个房间的办公套房，此时，新增加的一位助手是波音飞机公司杰出的空气动学工程师乔治·谢勒（George S Schairer），此外，阿诺德将军聘请了高级军官格朗兹伯格上校担任办公室主任，以利于调动五角大楼的秘书人员、飞机和器材物资。
科学顾问团总共有36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分别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在阿诺德将军无条件支持下，冯·卡门坚持了自己的人才原则：无论是学术界或工业界，唯真才实学者是举。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顾问都需要到五角楼办公，只有冯·卡门和核心成员在五角大楼工作，其余的顾问均是付费顾问，如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室主任李·杜布里奇(Lee Alvin Dubridge, 1901-1994)博士、诺思罗普飞机公司的威廉·西尔斯（William Sears, 1913—2002）博士，他们只在需要时才到五角大楼开会。
11月，核心小组新增加一名新成员——冯·卡门的学生、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钱学森。
11月底，钱学森从西海岸飞到东部的华盛顿特区，开始他在五角大楼为期一年多的全职工作，他起草的第一份报告是向阿诺德将军提供长远规划的工作计划——《军用飞机的未来发展趋势》（Future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ircraft)。按专业分工，他将负责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此时，最新的“卡门圈”有了一个新名字：陆军空军科学顾问团。
►1945年5月，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普朗特（左二）、冯·卡门（左三）、钱学森（右一）
“我看到了一支无人空军。因为在我看来，战斗机飞行员击落轰炸机是理所当然的事，损失一架轰炸机等于损失了7000—40000个工时，而德国人从本土发射出的那个V-2，制造一枚只需要1000个工时。1920年代，空军以飞行员为中心，飞行员越多越好，今后，空军将围绕科学家和精通机械的工程技术人员发展。”
1944年12月圣诞节前夕，冯·卡门在五角大楼主持召开了顾问团全体成员大会，阿诺德将军作简短报告。
将军要求顾问团成员深入到各科学领域探索，从中提取能使美国空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项目：
“我们要飞越敌国领空；能透过密林侦察是否有军事装备调动......目前雷达对此无能为力。为了研制出这种能穿透浓雾、看到地面部队的雷达，在电磁理论、电磁波传播等方面，我们应该进行哪些研究项目？”
会议之后，顾问团召开一系列研究会议，在海阔天空地的漫谈后，规划工作开始起步，冯·卡门将顾问团分成为五个小组：飞机燃料、雷达、爆炸、弹道学，火箭及固体火箭燃料。1945年初，他们开始动手积累高速空气动力学、动力和通讯等专门领域的资料。
冯·卡门为顾问团确定的任务：确保科学洞见在空军标准化建设中的作用...确保国家的科学家们在帮助未来空军建设中的利益......教育人民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必须依赖于一支强大的空军...”。冯·卡门要求阿诺德确保：在和平时期继续资助战时在大学里建立的基础研究实验室、让科学家而非军方或政府官员掌握基于军事问题有关的技术问题的研究...这类建议确保了顾问团工作的最高质量。
1945年初，盟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2月，盟军三巨头——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瓦几亚宫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战后欧洲新秩序方案。
这时，冯·卡门和阿诺德讨论应立即派遣一个科学代表团到欧洲战场，收集空气动力学数据、会见外国科学家、并将新发现与美国现有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将军同意了这一建议。
冯·卡门立即让瓦登道夫起草一份欧洲国家科学机构的名单。历史证明了瓦登道夫提出的这份名单的不朽价值。这份名单中列举了11个欧洲国家的科学机构，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瑞典、芬兰、波兰、意大利等。最后，瓦登道夫敦促冯·卡门访问俄罗斯。
以冯·卡门为首、包括他的六名核心助理——夏伊勒、瓦登道夫、西尔斯、钱学森、德莱顿、DuBridge等在内的代表团，计划于2月启程开始六天的行程。为了考察方便，五角大楼授予冯·卡门一个少将军衔，火箭组组长钱学森是上校军衔。
但科学家们在战时赴欧洲访问比想象的更为困难。阿诺德将军将顾问团的欧洲访问计划递交给盟军总司令马歇尔，而此时在激烈的欧洲战场，所有军方文职官员到欧洲的行程均被中止。然而推迟却为顾问团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在欧洲战场，德军抵抗被击破。冯·卡门使团的欧洲新行程调整为54天，计划到伦敦、斯德哥尔摩、列宁格勒、罗马、柏林和巴黎等。五角大楼为科学家们颁发临时军衔和军装，阿诺德将军要求沿途各单位为使团提供一切方便，并向冯·卡门表示必须的尊重。
1945年4月28日，冯·卡门使团身着军装，在弗吉尼亚机场登上了C-54圣牛号专机，当天抵达英国伦敦。
►C-54圣牛号（Douglas VC-54C The Sacred Cow）是罗斯福总统的公务飞机，是美国最早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其正式名称为“飞行白宫”（The Flying White House）。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总统即乘此专机前往。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2日逝世后，这架飞机成为阿诺德将军的专机，将军将这架飞机交给冯·卡门顾问团使用。在这架“总统专机”飞机上，冯·卡门和同事常常在宽敞的客厅中下棋，钱学森和其他人或者在双层床辅上休息，或者在带厨房的餐厅用餐，旅途是惬意的。随后，这架专机成为杜鲁门总统的专机。杜鲁门在1947年7月26日在此专机上签署了1947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此法案于1947年9月18日生效，从此美国空军（US Air Force）成为一支独立军种。这架飞机因此也被称为美国空军的诞生地。这架飞机在杜鲁门总统之后再次交还空军使用，直至1961年退役。自1983年起在美国俄亥俄州戴顿（Dayton, Ohio）的美国空军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展览，机内陈设恢复为罗斯福总统雅尔塔会议之行时的原样。（http://www.nationalmuseum.af.mil/Visit/Museum-Exhibits/Fact-Sheets/Display/Article/195813/douglas-vc-54c-sacred-cow/）
此时在欧洲，还有一支美国陆军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阿尔索斯小组”（Alsos Mission）在行动，该小组是执行一项中央情报局制定的人才计划——“回形针计划”（Operation Paperclip）。 罗斯福总统认为，头脑比领土更重要，“回形针计划”要求在盟军占领德国后，搜寻和吸收德国纳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该计划的头号目标是纳粹德国V-1、V-2导弹总设计师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
►1945，“阿尔索斯小组”的英国和美国成员拆除德国科学家建造的原子核实验装置。
因此，在抵达伦敦之初，冯·卡门当即遇到棘手问题：“阿尔索斯小组”（Alsos Mission）的美国科学家团队正在从伦敦撤向欧洲大陆。
“阿尔索斯小组”是原子弹项目“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将军派遣到欧洲的使团，他们将到德国研究中心收集第三帝国的原子核武器的资料、调查审讯被俘的德国科学家、工程师。冯·卡门和“阿尔索斯小组”负责人鲍里斯·帕斯（Boris Pash）谈判：两个使团将互相帮助对方实现目标，尽可能交换信息和人员。
冯·卡门使团抵达伦敦后两天，4月30日，法西斯德国元首希特勒自杀；战场形势瞬息万变。5月1日，他们抵达巴黎，等待行动命令，此时，佩内明德V-1和V-2火箭基地已被苏联军队占领，但是，包括瓦尔特·邓伯格将军和冯·布劳恩博士在内的全部技术骨干，均被盟军截获。这时，在巴黎的美军司令部接到电话：在德国北部布伦兹韦格附近一座松林里，盟军发现了一个秘密研究所，应该是德国最后的秘密武器研制场所。他们立即向此地出发。
当吉普车在公路上颠簸前往时，遭受战争浩劫的德国出现在他们眼前，到处是断垣残壁和乱掷的武器，冯·卡门无法掩饰内心的悲怆：多少年文明和智慧的结晶都被破坏殆尽，都是纳粹党穷兵黩武的恶果。
在布仑韦格研究基地，他们发现尽管这里受到美军攻打，但研究设备仍令人由衷钦佩，这里是冯·卡门以前的德国助理阿道夫·鲍克领导创立的，56个建筑物在丛林里伪装成农舍，1000多位研究人员在此进行弹道、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等实验。在这里，他们获得了喷气推进、弹道导弹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和数据，并直接审讯研究人员。
根据伦兹韦格的稽查以及从柯切尔送来的资料，令冯·卡门心惊：如果纳粹再深入发展它的航空动力学发现、更好地组织科学研究，那么他们可能会延长甚至赢得这场大战。实际情况是，尽管德国政府过分慷慨地花大笔经费在研发设施上，但军方根本不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许多德国军官认为科学家不过是无希望的梦想家，解决不了战争中的真正问题。
在德国研究机构的实地调查收获出乎意料，夏伊登在资料中发现有后掠翼计算书和大量风洞试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声速时，后掠翼具有优良的调整飞行性能的作用，在同类资料中，这些数据首屈一指。夏伊登看完资料后，将它们拍成缩微胶卷，并立即写信告诉西雅图波音飞机公司的同事：立即停止目前的设计，返回西雅图后，他运用这些资料设计了美国第一架后掠翼B-47轰炸机。瓦登道夫和钱学森等，共同考察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茨托尔风洞。瓦登道夫从中受到启示，导致后来回美国建立了阿诺德工程中心；在慕尼黑，他们跟400多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接触，包括邓伯格（Walter Dornberger）和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获取德国V-1、V-2远程火箭、洲际火箭的详细情况。
5月8月，德军投降，盟军宣布在欧洲战场的胜利。
1945年5月，当钱学森在欧洲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德国航空和火箭研究的调查报告》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郭永怀已经完成他和钱学森合作的论文：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及上临界马赫数。
冯·卡门顾问团进一步深入到德国研究机构和大学调查。哥廷根大学是冯·卡门的母校，在这里的这场稽查和审讯令冯·卡门感慨万端。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对德国战时科学研究的稽查基本结束时，6月，他们先后到伦敦、巴黎、瑞士调查，此时，冯·卡门接到一份苏联请帖，邀请他7月份去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建院220周年纪念大会，阿诺德将军大加赞成：“去看看，回来跟我们谈谈见闻。”
在冯·卡门计划启程到苏联时，瓦登道夫、钱学森等使团其他成员，也准备飞回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6月20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批准将冯·布劳恩和他的火箭专家组转移到美国。
冯·卡门使团的欧洲之行硕果累累，总收集到300万份文件，重达1500吨，在欧洲进行分类后拍成显微照片。由于陆军和海军都要挖掘这个技术资源，后来就成立了美国国防技术情报局，由于这一工作的不断发展，国防技术情报局又扩大为美国国际技术文件局，这个机构成为西方国际科学最大的技术情报源泉。
1945年8月22日，冯·卡门向给阿诺德提交了心血之作——《我们站在何处》（Where We Stand）。
►被解禁的《我们站在何处》（Where We Stand）封面
报告总结空气动力学知识的现状，首次估量了这样一个问题：利用现有喷气推进装备和电子探测设备，美国能做什么？通过美国和德国战时科学发展状况的对比，发现关键问题：凭借当时的技术能力就能制造出射程一万公里的导弹，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国家的基地发射，足以打击世界上任何国家。
瓦登道夫、钱学森等使团成员本应在6月中旬回到华盛顿，但行程推迟了一个多星期，因他们需随身带回他们的骄傲成果：重达1500吨的300万份文件、实验室设备、原计划用于德国、但尚未启用的瑞士制风洞。这需要一架飞机，但当时飞机的首要任务是运送人员，德赖登博士想方设法争取到一架B-17轰炸机，直接将风洞从巴黎的奥利基地运送至美国赖特基地的机库里。
苏联之行后，7月初，冯·卡门于回到巴黎，与先期到达的阿诺德将军会面，将军此行是陪同杜鲁门总统参加波兹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阿诺德为冯·卡门使团的成就感到欣喜，赞扬冯·卡门说服他的许多德国同行移民到美国，意识到所收集的文件、设施等的巨大价值。将军要求他尽快写成一份总结欧洲之行的报告。
冯·卡门回到华盛顿五角大楼，在助手们的协助下，迅速整理出他的印象和思考。六个星期后，完成绝密报告《我们站在何处》。报告中，他提出影响战后空战的8个“基本现实”，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
1. 飞机，飞行员驾驶或无人驾驶，其速度将远远高于音速；
2.因空气动力学、推进和电子控制的发展，无人设施会将毁灭性武器运送到远距离目标，这个距离可达几千英里；
3. 小剂量爆炸物将导致范围达几平方英里的大规模毁损；
4. 目标追踪导弹将进一步完善目前对付飞机的防御系统；
5.只有当飞机或导弹以极速运行，方能侵入由此防御系统保护的敌区；
6.战斗命令和每架飞机间的完美通讯系统将会被创建；
7.飞机的定位和观察目标、起飞、导航和着陆、通讯等，将不受视线和天气的限制；
8. 装备齐全的空中力量能远距离轰击目标、并能在空中补充供给。
冯·卡门强调，《我们站在何处》只是一份评估未来的中期报告，要完成阿诺德将军的全面报告，还有更多艰苦工作要做。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些题目的调查远未完成，特别是，他需要更多德国V-2火箭的技术数据、深入研究超音速飞行等，以尽可能全面地勾画出未来空战的全貌。
在冯·卡门使团在讨论写作《我们站在何处》时，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战时部宣布新计划：将由民间（非军方）控制未来长期的国防研究。
形势逼人，为全面深入预测战后空中力量，冯·卡门认为目前手中的资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德国挖掘出更多的技术资料，并到欧洲其它科学机构和老同事讨论问题。为此，他决定重返欧洲，而且，他说服他的同事们在研究报告的写作中放弃传统学术分类（即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取而代之，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科学特长写出所考察空中力量领域的专论——导弹、雷达、超音速等，截稿时限为一年。
在冯·卡门规划使团的第二次欧洲考察时，德赖顿博士开始领导顾问团成员讨论和汇集思考，着手长期报告的写作。
超越地平线
►《预言全部成真： 迈向新的地平线和它的传奇》封面
“空军是美国的防卫主力。毫无疑问，空中防卫需要源源不断汲取技术和科学的新成就，从军事需要出发，空军的技术预测应该领先5年或10年，而且要创造出一种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气氛。”
“未来的空军主管人员应该牢记：解决问题不会是一劳永逸。只有经常保持向科学请教的态度和灵活地跟上最新发展，才能保证美国安全。”
冯·卡门使团第二次考察地点包括欧洲和太平洋战区，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瑞典和意大利，以及澳大利亚、中国。
在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5日，阿诺德将军要求使团赴日本考察，因此，冯·卡门将日本考察定为行程的最后两周。
这是一次环球使命。冯·卡门亲自挑选了第二次使团的名单：瓦登道夫、钱学森、格兰茨伯格上校、麦克休上校，以及赖特基地的弗兰克·威廉姆斯上校，他们将继续享有临时军衔赋予的特权。9月初，他们再次登上阿诺德将军的专机C-54，与此同时，陆军Lt.Gen. Ira. C. Eaker要求远东空军准备好相关研究中心的第一手资料，供使团使用。
在苏黎世，冯·卡门探望了老同事雅可布·阿克莱教授，了解超音速领域的研究，阿克莱是研究高速飞行的权威之一；10月中旬，在德国，他做了一些面试工作，与英国代表商谈：如果在吸引德国科学家到盟国的过程避免竞争......和助手们讨论收集到的资料。
十月底，在巴黎，冯·卡门突然收到一个电话：阿诺德将军因心脏病发作住院，他希望尽快结束考察并提出报告，华盛顿急需了解空军的未来发展方向。
冯·卡门的行动计划被打乱了。当时他还在酝酿报告究竟应该写到什么深度？是建议美国空军全面改造研发体制、还是仅强调一、两个关键的地方的不足之处，以进行改造？经过深思熟虑，他定将报告完成时间定于1945年12月15日，他自己立即着手报告的起草工作，不再参加最后两周对日本的考察，而是委托给格朗兹柏格、麦克休、钱学森和瓦登道夫进行。
显然，顾问团在太平洋战区的考察在赴日本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其使命或许是了解日本空军轰炸力量和造成的战争结果，而赴日之行放在最后很可能是说明了日本军事科技的重要性。至于冯·卡门和钱学森访问中国战区的时间，只能暂时确定在1945年9月-10月底之间，但停留的时间可能不会很长，彼时的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自身在科技方面并无多少值得借鉴的优势成就。
11月初，当瓦登道夫、钱学森等登上阿诺德将军的专机C-54启程前往日本时，冯·卡门住进了巴黎华尔茨王子酒店，他的精神和身体得到休养、恢复，索邦科学图书馆近在咫尺。实际上，报告的起草工作同时在大西洋两边进行，他和五角大楼的德赖顿每天交流。
11月28日，冯·卡门回到华盛顿，他担心的两个问题已解决：本次报告应与《我们站在何处》同等水平。几乎同时，亚洲使团也回到了华盛顿。
12月5日，冯·卡门警告助手们：距离截稿只有10天时间，而大量工作尚未完成，必须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12月14日，他们完成了最后一稿，在几番讨论后，冯·卡门一锤定音报告的标题——《迈向新地平线》。
报告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技术特征，大战史无前例地集中了如此众多的科技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科学创见用到军事上，德国研制出火箭和喷气式飞机，盟国研制的雷达和原子弹，最后，雷达决定了盟国的胜利，而原子弹则结束了战争。报告的正文对美国空中力量将来可利用的大量资料进行了评估，不仅说明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喷气式飞机的巡航距离。
12月15日，他为报告写的前言《科学——空中超级力量的关键》和《迈向新地平线》，一道送到了阿诺德将军的办公桌上，这是冯·卡门使团一年辛劳工作的智慧结晶。
阿诺德将军对报告异常满意，认为报告是一份指导性文件，足够主管空军科研和发展的官员用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年，1946年，阿诺德退休，美国空军从陆军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军种；1950年，阿诺德病逝，年仅64岁，但他的远见卓识缔造了美国空军发展蓝图。
冯·卡门使团的报告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份详尽的科学研究调查报告，指导整个五十年代的军事思想。即使今天看来，报告的思想力依然熠熠生辉。十五年后，冯·卡门在回顾这些报告时说：“目睹现今超音速飞机的性能与我们当初的预测大致一样，我真感到由衷的高兴。”
“两次世界大战在结局明朗之前，胜利的摆锤似乎都摆向了反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败主要取决于人力，科学技术在战争中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毕竟是次要的。毫无疑问，对1918年的德国来说，协约国的坦克优势，使德国工业瘫痪的全面封锁都至关重要；然而，人才消耗殆尽才是德国败北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技术特色。德国在技术上的压倒优势，为战争初期在欧洲大陆取得惊人的胜利提供了保证。然而，德国空军在战略轰炸方面的弱点，陆军一味蛮干，两栖作战准备不足，终于使入侵英国计划彻底破产。盟军，特别是美国军事力量的猛涨，导致了空中力量成为战胜德国的的关键因素。甚至在东线，骁勇善战的俄国部队诚然是扼制德军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没有苏联自己和美国提供的优势技术装备，他们就不可能向西方胜利挺进。”
“当钱和我在哥廷根大学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希·普朗特尔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是多么奇特。一个是我的高足，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连接在一起了；另一个是我的业师，他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不可思议，竟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冯·卡门
►图片说明：1945年5月，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空军顾问团成员冯·卡门、钱学森审讯路德维希·普朗特尔教授。
冯·卡门使团的报告被列为机密文件，直到1960年才解密。冯·卡门敦促空军予以公布，以供广泛使用。
今天，在美国空军历史办公室翻印的这三份报告中，钱学森1945年展现的智慧之光依然闪烁。
在编辑成书后，冯·卡门使团的报告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冯·卡门著《科学——空中超级力量的关键》，第二部分是冯·卡门著《我们站在何处》，第三部分是技术专著，共10个领域31个专题，钱学森独立署名完成6份专题报告，它们分别是：
1. 空气动力学和飞机设计 第一部分：高速空气动力学；
2. 飞机动力制造 第二部分：空气推进引擎的实验和理论
3. 飞机动力制造 第三部分：Ramjets的能与他们的设计问题；
4. 飞机动力制造 第四部分：火箭固体和液体燃料设计和开发的未来趋势；
5. 飞机燃料和推进 第五部分：原子能作为飞机动力推进的可能性；
6. 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 第三部分： 带翼导弹的超音速发射
冯·卡门一生未婚，他如慈父般对待自己学生，他们是他事业中的左膀右臂，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持续他的一生。他对中国情深义重，一生三次访问中国。
第一次是1928年，当时，他还是德国亚琛工学院航空学教授，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邀请访问美国，之后访问了日本和中国，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他提议通过兴办航空教育将孔夫子的故乡推进到航空时代；这次对美国的访问，一个意料不到的收获是，一位名为弗兰克·瓦登道夫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的研究生在听了冯·卡门报告后，跟随他到亚琛工学院，从此，他成为冯·卡门一生最亲密的助手。
第二次是1937年夏天，他应自己的学生瓦登道夫的邀请，访问清华大学新办的航空系。1930年初，当冯·卡门应邀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瓦登道夫随同到了加州理工学院，1935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冯·卡门帮助清华建立航空系，他推荐瓦登道夫到清华。访问中，他发现中国创建航空工程系是为中国政府建立现代化空军作准备；在南京，他应中国政府之邀，草拟了一份全国科学研究机构设计规划；他还上庐山拜会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建议中国要发展空中力量，试验与研究应该齐头并进，一批缺乏经验的研究人员需要做大量的试验工作；
第三次是1945年9月至10月间，作为美国陆军空军顾问，他带领瓦登道夫、钱学森等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战区。
1963年2月18日，在华盛顿白宫玫瑰园，肯尼迪总统向冯·卡门颁发了美国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表彰他对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5月6日，冯·卡门在德国亚琛休假时，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81岁。
美国空军用运输机将冯·卡门的遗体从德国送回美国，瓦登道夫一路陪伴、护送；5月9日，当飞机抵达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时，空军仪仗队庄严迎接；他被安葬在好莱坞纪念公墓，母亲、妹妹的墓地相邻。
在口述自传《冯·卡门——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中，他的学生，从弗兰克·瓦登道夫、威廉姆·西尔斯、马林纳，到钱学森等，贯穿于他的事业和生活中，也贯穿于全书之中，但书中有一章的篇幅专门记述钱学森——“中国的钱学森博士”。
冯·卡门和传记作者李·爱特生是从1957年开始合作写作传记之事，这时，他的两位中国博士钱学森和郭永怀分别于1955年10月和1956年9月回到中国，另一位中国博士林家翘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在书中，冯·卡门讲述钱学森在1956年曾致信邀请他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富兰克林纪念大会，在1960年，又写过几封信，在一封回复邀请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钱学森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参加，他决不出席。
冯·卡门认为五十年代安全问题搞得过火了：“我并不反对适当重视安全保障，然而必须指出，政府在这方面制定的一些法律往往是愚蠢而有害的。”
然而，冯·卡门在传记中并没有提及钱学森在1956年5的一封信，在这封向冯·卡门75岁诞辰致词的信中，钱学森写道：
值此您75岁寿辰之际，我要用什么语言向您致敬呢？是说在帕萨迪娜一起愉快工作的日子，还是在您家中度过的愉快时光？不，我觉得都不合适。因为我不只是您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是您的学生。是说一下您对科学和技术做出的伟大贡献，还是祝愿您在以后的岁月里做出更大的成就？不，那也不过是重复一下世人皆知的事实和内容相同的生日祝词。
我是想说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事情，对于一个纯粹的科学家，重要的是为人类做出持久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冯·卡门先生，您可能没有感到根据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所享有的骄傲和自豪，因为您的很多成果被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几乎没有造福于人类，难道不是吗？但是您真的没有必要这样想。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感到这里的世界不同于美国，这里生活着9亿人民，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学和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协作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您的贡献应该让我们铭刻于心，我非常尊敬您。我希望，一个科学家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能够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安全和美好。这个声明作为我在您75岁寿辰时的致词。
这封信刊登在张现民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钱学林年谱》中。
1963年5月6日，钱学森获悉冯·卡门在德国逝世，特致唁电：我深为遗憾地获悉冯·卡门先生去世的消息。但我，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将长久地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更加欣慰地看到，他对科学的贡献得到不拘其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的承认。
天各一方
►1940年左右， 冯·卡门（站立者左四）和妹妹与钱学森（前排左一）等中国学者。
►1955年9月16日，钱学森一家乘克莱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自从1955年9月，钱学森携家人回国后，他与冯·卡门再也没机会重逢，这对情同父子的师生身处世界“冷战”格局的两端。年逾80岁的冯·卡门思念钱学森，他曾对西尔斯说：“告诉钱，让他教孩子英文，我要告诉孩子们：我是他们父亲的老师。”他在自述自传中，有一章专门写钱学森——“中国的钱学森博士”
第二次大战胜利后十年，一代空气动力学家、火箭专家，天各一方。
1945年，在欧洲战场考察时，冯·卡门并不赞成美国的抢人项目——“文件夹计划”，他认为：
“这样会造成德国国内科学人才奇缺，从而使德国的当务之急——恢复教育事业受到严重阻碍。有些军事部门备有一长串德国科学家的“采购”名单，有一份名单甚至将我的朋友、苏黎世大学的教授阿克莱也列了上去，他根本不是德国人。对这种做法，我、格朗兹伯格和瓦可威茨十分反感，联名向阿诺德将军发了一份措词强烈的抗议电报……强调指出，德国各大学对这种抢人做法非常痛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情况一样，这种行动会促使德国大学转化向盟国复仇的温床。不过，这份抗议电报丝毫不起作用，美国的抢人计划照旧在糟塌德国的科学。但说句公道话，‘文件夹行动’毕竟给我们增添了一些技术高手，对美国科研计划确实有很大的促进，这一点我也承认。
但是，1945年在德国进行的稽查工作，促使冯·卡门考虑建立国际科学合作的必要性，他始终认为：“科学家们由于工作和才识关系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他们能够向世界显示如何和睦相处。” 1947年，当他收到联合国秘书长社会事务助理、法国生理学家亨利·罗吉尔的信，征询科学家协助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问题时，他提出自己的设想：由联合国出面建立一个亚非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世界干旱地区的成因，改造沙漠。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后，冯·卡门建议通过北约组织进行国际合作，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空军顾问团的机构，以确保北约国家掌握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在他的努力周旋下，北约航空顾问团在1952年2月正式成立，冯·卡门任顾问团团长，从此在法国巴黎常住，瓦登道夫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巴黎筹建顾问团总部，瓦登道夫后来成为北约航空顾问团秘密长，他和马林纳在欧洲成为冯·卡门的左膀右臂。
自从1955年9月，钱学森携家人回国后，他与冯·卡门再也没机会重逢。在回到中国不到一年时间里，钱学森的工作和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中国正在实施反美主义，一边倒向苏联学习，钱学森从西装改为列宁装，从竖写繁体字到横写简体字，从不讲英语到学俄语，而只会英文的两个孩子也开始学中文。在1956年2月2日致尚在美国的郭永怀的信中，钱学森写道：“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
冯·卡门应该理解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情况。1945年7月，他曾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建院220周年纪念大会，在苏联半个月时间里，他参观了苏联的研究机构，并和高层科学家交流，他在自传中写下了对苏联科学界的印象：
“苏联对待科学家的做法和德国人完全不同。他们让科学家参与最高决策计划，有些大学教授还穿上了将军制服担任军事顾问。在苏联，科学家有资格得到最高档的食品配给，供应水平跟政治家、高级军官不相上下。”
“外界都知道许多苏联人怕跟外国人接触。比如，苏联一位第一流科学家从显要位置被撤下，西欧人士认为是因为他说话太随便，特别是当译员不在场时，用外语和外国人直接交谈。”
冯·卡门思念钱学森，他曾对西尔斯说：“告诉钱，让他教孩子英文，我要告诉孩子们：我是他们父亲的老师。”
冯·布劳恩1945年9月从德国移居美国，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1950—1956年间，他主持研制了美军第一枚洲际核导弹火箭，并在1958年1月31日，将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美国航空航天局评价：“无庸置疑，冯·布劳恩是史上最伟大的火箭科学家，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在担任NASA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总指挥时，主持土星5号的研发，成功地在1969年7月首次达成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
►1958年，冯·布劳恩在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上。
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议，双方就侨民归国和释放被俘美军飞行员问题达成协议。9月17日，被美国政府扣留5年的钱学森，和家人启程回国，成为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1999年9月，冯·卡门的两位博士生、钱学森和郭永怀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勋章。
1947年2月，30岁的李佩到康奈尔大学留学，结识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助理教授郭永怀，因此认识了郭永怀的同窗好友钱学森和林家翘，一年后，1948年2月，她和郭永怀结婚。60多年后，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作家叶永烈采李佩，问她怎么评价钱学森，93岁的李佩说：
直到2017年1月临终前，李佩还在为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梦想呼吁：保留中国科学院1950年代在中关村为科学家们建造的三幢特级专家楼，这里是钱三强、钱学森、郭永怀等的故居。
一个可以径直对比的例子就是建于1915年的冯·卡门故居，如今仍然保存完好，由此亦可遥想当年冯·卡门作为战略科学家的优渥和尊严的生活。
►冯·卡门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家： 1501 South Marengo Avenue, Pasadena, CA 91106. 建于1915年，今日市价350万美元。 冯·卡门1930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后，这里就成为他的家，直到他1963年5月逝世。冯·卡门说：“钱很喜欢上我家串门，由于他的见解饶有风趣，态度直率诚实，因此我妹妹非常喜欢他。他经常会提出种种新奇的设想。”
►冯·卡门家的客厅、餐厅、书房，是钱学森熟悉的地方。冯·卡门在自传中写道：“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作出过重大贡献。他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大大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我有鉴于此，才（在1944年）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50年7月，当钱学森因受到美国政府无理怀疑为美国共产党而提出要回国时，美国海军次长 Dan Kimbal说：“我宁愿打死钱，也不愿让他离开这个国家……他知道太多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他值五个师。”
Dan Kimbal了解钱学森，他这样说是有依据的。
今天，尽管我们目前对钱学森和冯·卡门1945年的秘密中国之行的具体行程和访问地点（包括寺庙）还没有确切的了解。但此次中国之行的背景和影响显然值得被进一步挖掘。
参考资料：
1.冯·卡门、李·爱特兰 著 曹开成译 《冯·卡门——航空与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英文原著《The Wind and Beyond: Theodore von Karman Pioneer in Aviation and Pathfinder in Space》出版：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Toronto 1967；中文译著：1987年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张现民主编 《钱学森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Prophecy Fulf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 , USA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4.
4.Michael H. Gorn : The Universal Man --- Theodore von Karman’s Life in Aeronautics. Smithsonian Instutution Press Washington and London, 1992.
5.葛全能编 《钱三强年谱长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10出版
6.郑哲敏主编 《钱学森手稿》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12月出版
7.郭永怀著 《郭永怀文集》 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8.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 Basic Books 1995.
9.William Rees Sears: Stories From A 20th-Century Life. Parabolic Press, Stanford，Californai, 1994.
10.叶永烈著 《走近钱学森》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制版编辑：黄玉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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