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又梦师尊呼小韩
又梦师尊呼小韩
韩天衡
我自1963年拜识谢稚柳先生，列其门墙，三十四年间，无论从艺术修为，还是为人崇德，获益良多。谢老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
一
我自小好刻印弄文，恋栈于方寸咫尺之间，长年累月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至1975年爆发，头有千斤重，像是身外附加的大铅球，到哪里也总先把头往桌上一靠，方有所舒缓。老师关心地说：“小韩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你活动的范围太小，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初涉绘画，又值“文革”，可供学习的书画范本奇缺，老师便取了自己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十二张，供我临摹。几日后，我拿着临摹的作品请老师点评，他说：“可以了！你可以自己画了！”后来，从其他师兄弟口中得知，老师对他们说：“天衡啊，画画胆子大，如果你们画画能有他一半的胆量，就可以画得好了！”经常有幸观摩老师作画，示我技法，晓我道理。此后，老师还将这本珍贵的画册赠予我，可见老师对我之厚爱。
书法学习的资料也同样奇缺。老师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家里的书画藏品、自己的作品乃至笔墨纸砚都被抄光，这对书画家来说，比没饭吃，比天方夜谭般的被揭发、空洞吓人的批评还要难熬百倍。那时老师居然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弄来一本张旭的《古诗四帖》，他下大功夫双钩廓填，复制了一本，不仅惟妙惟肖，且精气神俱佳，堪称是下真迹一等的宝贝。这也是老师平生唯一的自摹件，宝贵自不待言。从此老师书风丕变，直入唐贤之室。我真有幸，“文革”后期老师慷慨地借我临习了几个月，供我借鉴学习。
二
年轻的时候，老师还一直告诫我：“小韩啊，要多读书！”后来我懂得了读书的紧要，读书是补本养心的妙药。搞艺术之人，能够取得真正成功的要素，不是技法，不是功力，也不仅仅是笔墨，真正的大马力孵化器是文化。文化哪里来，多从读书当中来。文化者，贵在“化”，所读之书，能“化”到你的专业里，迹与神化，融为一体，方能取得大收获，才耐得起看，耐得起咀嚼，耐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这个人在艺术上素来好胡思乱想，经常会带着一些学术疑题去请教老师。当初少不更事，会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与老师争执不休。有一次，在老师家，老师拍桌子：“你尽管争好了，在学问面前没有老少之分。”知情的一位好友警告我：“你以后跟谢老可不能再这样争论了，你看谢老跟你争的时候，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筋都爆出来了。老先生小中风过，你要闯祸的啊！”后来我便有所留意，只作正面的请益，尽量不与老师争辩，可睿智的老师却心知肚明。
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话里有话地说：“王一平（时任市委书记）来过了。他问我，小韩好像眼睛里对其他人都不咋的，对你，他很敬重的。我跟王一平讲，小韩啊，他现在聪明了，不跟我争论了。”1997年老师患恶疾住院期间，我常常去探望他，他也会问我：“最近脑子里又在想什么呢？”我坦诚以告：“报告老师，最近我想到写字画画包括刻印，创作背后支撑它的只是四个字。”老师问：“哪四个字？”我回答：“诗心文胆！”老师一拍大腿：“好！你应该拿这四个字刻枚闲章，盖在画上。”
三
老师一贯关心我，记得1975年我被借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撰写《中国篆刻艺术》一书。老师家离出版社不远，他时常会撑着拐杖，与佩秋老师散步过来看看我。社里的朋友会惊讶地议论：“平时请都请不到，谢老居然来看天衡。”这使我感到无上的荣光。
不单单是在学业上，老师还始终关心我的专业去向。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没两年，常州的友人拿着老藏家家里的一大堆古旧字画叫我鉴定，当时我挑选出其中十四件可收藏的书画，剩下的就建议他卖给文物商店换点钱。过了几天，我到老师那里去，他说：“小韩你眼光不错嘛！”原来友人又拿这批字画去请老师鉴定了，而他老人家鉴定给出的结果居然与我相同。当时老师作为博物馆的顾问，也为书画鉴定后继乏人而担心，便问我是否考虑去博物馆工作。我深感老师抬爱，却也只能婉拒。我清醒地思忖过：若是真要做一个合格的鉴定家，至少得钩沉索隐，面壁去啃史书古籍，少说得十年，那时我也将是快半百的人了；况且我做篆刻书画创作研究，也半辈子了，若去从事鉴定工作，等于前功尽弃，重起炉灶，而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鉴定家也是难说啊。对于我的想法，老师也表示理解。
当年，上海师大也传出风声，想邀我去他们的艺术系当主任。我征求老师的意见，他中肯地说：“当主任杂务事情多，还是到画院好。”最终，也有老师的推荐帮助，我去了画院。其实，老师帮助扶持过的后生多多，我只是这多多中的一员而已。
四
老师看画有独门神功。1979年我陪同他去杭州，在浙江博物馆鉴定字画，卷轴打开半尺，只要见到露出的二笔三画，即可报出是哪位大画家的作品，且报必中的，语无虚发。所以我一直不赞成“笔墨等于零”的过激言辞，犹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一样。在中国画里，高明的鉴赏家能穿皮肉而识骨髓。往往只需看一根线条，就可以敏锐精确地品评和鉴定出因人而异、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格和艺术风貌来。一根线条足以看透、判定一个画家，这就是老师作为顶级鉴定家的洞察力。由此，我认为，除了在纸上做算术题有一减一等于零，古往今来，世间万事，非福则祸、非进则退，非优则劣、非高则低，非文则野、非正则负，是绝无“等于零”的结局和答案的。
诚然，以往也听到过书画鉴定界私下有一种议论，说老师鉴定较宽松，而徐邦达先生极严格。对此我曾请教过老师，他说：不是宽严的尺度问题，对古书画的鉴定，一定要采取科学而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历史上流传有绪的书画珍品，不必采取过分的苛求；对一些程度很好的古书画，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和发现“硬伤”之前，也不应武断而轻率地下结论说“假”。他还举例，“要枪毙一个人容易，但死而复生是不可能的。鉴定虽是‘真’或‘假’一个字，却得谨慎复谨慎”。
那时，经常晚饭以后陪老人家逛西湖。老师总是语重心长地讲：“印章你搞得差不多了，别搞了，该往大的方向发展了。”而那时候我始终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有待继续做：“老师啊，印学这门学问也很深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对篆刻史的研究、对边款艺术的探讨、对印谱史的梳理，当时我深感任重道远。但我知道，其情殷殷，老师总还对我寄予着一腔厚望。
五
坦荡大气如谢老，也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对恶意伤害过他的人，不泄愤，不报复，但一定拉开距离“敬而远之”。“文革”期间最可怕的一件事，莫过于某人揭发他，说他们有一次共同议论过江青的私生活。在那个年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是“现行反革命”，属于要上极刑的死罪。造反派头头半夜里提审谢老，老师说，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张家长李家短，某某是胡说八道，没有这事。造反派将揭发材料亮出来，说：“白纸黑字，还想抵赖！”谢老讲，他胡说八道，他讲什么你们都相信啊？谢老坚决不认。造反派真心狠手辣，对谢老说：不承认，你给我从楼上跳下去。谢老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跳下去啊？没有的事情！”无奈，造反派逼谢老在某人的揭发书上签字，谢老断然拒签。对这件事情，老师一直难以释怀，多次跟我说起：“这可是要命的事！”
“文革”过后，此人也多次登门拜访，老师拒其于门外；就算有时候在外面聚会等场合遇到，谢老也退避三舍，决不搭理。此人还曾多次找王一平同志做说客：“谢老啊，‘文革’的事情就算了，他自己也吃了很多苦。不要计较了。”谢老那时候几次跟我讲：“小韩，王一平又来过了，我跟他讲，不行，这辈子这个朋友我不要了！”而且谢老每说到此时，总还加一个手臂动作，在身体右侧像刀样地劈两下：“这个朋友这辈子不要了！”就像此人就在他身边似的。
六
学富五车的老师也是极有趣的人，喜欢听朋友和我谈些南北艺坛的趣事，也谈自己的许多趣事。比如，他说上世纪30年代，张大千与其二哥善孖寓居苏州网师园，虎痴善孖散养了一匹不小的老虎，性格还算温驯，家里的一只狼狗常去挑衅它，一次纠缠到大虎不耐烦时，老虎前腿一踢，就把狼狗甩出去二三米。他还常提起“文革”中亲历的一些滑稽事以及和老友们一起聚餐的趣事等。
老师视我为己出，传道、授业、解惑、正心、择业、送字、赠画、匡诽……师恩咋忘？怎不缅怀？好在真切而无尽的怀念是可以感动上苍的，梦即是最好的补偿，可以弥相思之深，可以添欢娱之乐。我不时会梦到与老师在各种仙境般的景境里谈天说地，乐不可支。尤其是听到他用沙哑的常州沪语叫我“小韩、小韩”，竟是那样地亲切而隽永。
2017年6月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