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榦：从儒家地位看汉代政治

从儒家地位看汉代政治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从儒家地位论汉代政治”。

为什么讨论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要探讨汉代政治是个怎样的政治、汉代政治之影响有多大等问题，就必须先观察汉代的儒家地位。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于秦汉，至今虽有若干受西方影响，但中国传统还是存在的。甚至于新的法律，其中还保有固有的法律精神，这仍是从秦汉沿袭而来。我过去之所以研究汉代历史，就是想研究中国历代制度与汉的关系。但这个问题过于庞大，其中传递的细节，当然不是一两部书的叙述所能完全表示出来，但这个相承的关系，是不容忽略的。

关于儒家的地位，在最近五六十年来，一直是个争执很多的问题。从汉、唐、宋至元、明，很少人以为儒家地位有问题的。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因为受西洋学术史影响，看到西洋史中各家平等看待的原则，学术正统这个观念，并不被重视，而中国却不只有一个儒家，这就使写中国哲学史的人，要别换一个写法。所以认定了中国的学术，尤其在战国、秦、汉以前，是有许多派的，而儒家只是其中一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儒家地位在中国传统上，究竟是正统，还是其中一支？如其是正统，应当是什么样的正统？如其是一支，这一支的重要性是怎样？因为讨论汉代政治，不能不牵涉儒家地位，二者实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为了澄清概念，我们还是先讨论儒家地位问题。

关于儒家地位，应当依据传统的旧说，认为是“主流”的，因为中国文化是从儒家思想保存下来的。为什么呢？我们除去依据《论语》一书来看以外，还可以由孔子可能阅读的其他书籍看出来。在孔子以前的书籍，例如《易经》《诗经》以及《尚书》的一部分，都可以认定曾由孔子看过，其中《尚书》的问题较复杂，今且不论。关于《易经》，有许多人怀疑成书于孔子之前或孔子之后，近来经过客观讨论，大多认为应成书于孔子之前，例如《论语》中引过《易经》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易经》中许多证据，更证明出于周初，此意屈万里先生就曾申论过。至今虽然还不知道《易经》作者是谁，但它在周初完成，是不成问题的。此外《诗经》更是孔子所常诵读的。孔子思想至少应当追溯到周公的，自周公起，仁爱观念已加入政治之中，而《易经》之中虽有被道家援用的观念，但更正确地说，《易经》之中儒家观念似要重于道家观念，可知在孔子之前，儒家思想已超过其他。

中国儒家已重仁义。这个观念在周初已经形成（参考傅孟真先生的《性命古训》）；至于孔子更是金声玉振，集其大成，将传统加以更广泛、更正确的诠释，因此孔子地位在春秋之后就已确定了。同时我们看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虽然有些采自儒家，但他们所攻击的也是专对儒家。为什么呢？只因为儒家是主流，其他都算是别派，儒家的分量越重，受到攻击的可能就越多，因此，毫无疑问的，儒家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如其要树立一个新的思想，也就只有攻击儒家了。我们看，由秦汉以来，儒家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略的。不只是立儒家博士的汉文帝、汉景帝，甚至秦始皇，乃至韩非，他们的思想也都不能脱离儒家。虽然在表面上汉代儒家地位，有时高，有时低，有时显著，有时低落，但无论如何，汉时儒家的地位已被确定。这是在讨论汉代儒家地位时，应该注意到的。

现在我们要讲到汉朝政治制度。汉的制度实承袭秦时制度；在秦的制度中，法家思想是显性的，而儒家思想则是隐性的。秦朝制度历经商鞅、韩非逐渐形成。商鞅之学实际上也受到儒学的影响，脱离不了孔子的思想（因为三晋思想形成于魏文侯时代，当时子夏实为大师）。至于秦始皇，虽然是反孔、反儒家的，但他也无法完全根除孔子对当时的影响。在此我们不能不讨论法家问题。法家思想追踪至最后，仍然是希望能以仁道、伦常治国，这伦常的价值实则为儒家思想的内容。诚然法家在刑法上与儒家不同，较为严厉，但基本哲学上还是不能摆脱儒家的。秦朝虽不谈儒家之学，但儒家的影响在当时实已存在。乃至到了汉朝，就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立国、治国了。

汉初萧何是开国大臣，而张良、陈平和韩信号称开国的“三杰”，但就内部的影响来说，对汉最重要的却是汉高祖之弟楚王交。他在当年受了不少儒家教育，曾从浮丘伯学诗，影响了刘邦的思想，不容忽视。在汉以前，各国的王，没有一个祭祀孔子的；到了汉代，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太牢祀孔子的人。这对于中国政治方向的影响至为重大，除了楚王交以外，没有人可以使刘邦这样做的。

汉文帝虽然表面上是道家，但建立儒家博士的制度，文帝是汉代第一人，而且诏博士作《王制》篇，影响到汉代制度的标准，也是顶重要的。其后经过景帝，再到武帝，更是明白地正式罢斥百家，表彰儒术。这不仅是树立汉代的标准，而且也树立许多朝代的标准。后来汉宣帝曾一度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杂之”，不能舍“汉法”用“周政”，但实际上儒家是讲原则性的，而法制则是必须在客观立场上管理政治，二者之中，一站在道德立场，一站在技术立场，两者正互相为用。中国历来政治，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二者交互使用；不只是汉，中国各朝多半是这样的。在这种状况下，毫无疑问的，是以儒家为最高原则，再以法家为客观的判断，这就是汉代政治制度的主要基础。这一种政治制度由汉延绵而下，直至明朝、清朝，都是这样。其中基本问题，只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独裁政体，其中的阴影，如何摆脱，却是当前的课题。

此外，在汉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汉代有很多儒生与掌政的一些恶势力奋斗，例如：西汉的刘向、萧望之对于宦官，对于外戚王氏；东汉从李固、杜乔，以至于陈蕃、李膺和党锢中的名流，他们的奋斗，都是代表着原则的问题。除去儒家以外，法家对于这种对恶势力的奋斗，也不是不加注意的。譬如西汉的郅都，东汉的董宣，都是法家，保护“法”的立场，也非常明显。可见汉时的这种争执，并不是真正儒家与法家的争执，而是国家整体与个人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再换句话说，就是自由与保守之争的问题。

尤其一般人喜欢谈的，东汉晚期清流与宦官外戚之争，更与儒家有直接的关系。关于宦官和外戚这一个问题，显然的儒生站在一方面，而恶势力站在另一个方面。这在儒家方面，早已想到了“禅让”，主张不能以一个家族主宰一国大政，因为如果由一家世袭承继帝位，历经四五代后，一定会产生无能的君主。例如西汉历经数朝已经渐呈衰象，至东汉末，帝王更是无能。关于这一点，孟子早就主张选贤与能，并且更提出了“故国乔木”这一个原则。换言之，就是孟子虽然主张“禅让”，但“禅让”难于实行，只好想到用“贵族政治”来代替一姓的继承。

这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主政治的前身，就是“贵族”和“皇室”争权。有名的“大宪章”就是这样形成的。只可惜孟子的理想未曾实行，也无法演进到国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幸。当然，国会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国会制度也有国会制度的缺点。这就在一个国家还得培养政治家去善于运用了。

东汉后期政治转到外戚宦官手中，并非儒家所能预想的。儒家的主张实际上可说是国会制度的前身，或至少以贵族政治的方式来过渡，但是对于把持政柄的宦官外戚，那就在儒家的原则下是不能姑息的。但是这种正义的主张，是失败了，东汉末期，形成了党锢之祸。到了曹魏，又变成一种法家式不计是非的政治。这就使得儒生失望而渐次走向清谈这条路上去。永嘉之祸有人归罪于王弼、何晏，这是不太公平的，王、何的责任，还抵不上贾充。

是谁造成了贾充这种人生观？毫无问题的，要推究到法家主张的魏武帝三令了。但我们应该知道，直至南北朝，还是有洁身自好、不走入空谈而努力于肩负实行儒家思想的儒生。即就事功来说，当中原丧乱之时，“午夜闻鸡”、“中流击楫”，又哪一个不是出于伦常大道的鼓励？到了唐、宋，有许多儒生仍然从事这种努力。而这种传统，可以说是渊源于汉，也就是说，儒家的传统地位是确立于汉政治之中的。 

问：请劳先生为我们谈谈汉代的“黄老之治”。

答：“黄老之治”是属于道家思想，“黄”指黄帝，“老”则指老子。“黄”和“老”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不过汉代的人谈黄老着重在政治，那就“黄”的成分比“老”多了。“黄老之治”概略来说是道家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但儒家并不是完全反对无为，甚至法家也曾讲无为而治，所不同的只是程度问题。道家之无为讲的是完全不做；儒家则是“恭己以正天下”；法家则是借着“法”和“术”，来控制天下，就可以省却繁复的手续了。所以中国历来的政治中，主张改革的一定是儒家和法家，道家因为主张一切无为，就认为改革是多事了。

问：那么孟子的思想又如何呢？

答：毫无问题的，孟子比孔子更主张民治。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种论调，是以前所未有的。民治以贵族政治为过渡一件事，他也曾想到，所以他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只是最困难的，是古代中国虽有会议这件事，却无成系统的表决制度，这就阻碍中国民主政体的实现。

问：请问汉代和西域的关系怎样？劳先生对于“义渠”这个国家有什么新的看法？

答：由《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可以得知：在汉代以前，中国与西域之间，后来的“河西”地带，是大月氏居住着，在秦汉之际为匈奴赶走，到了中亚细亚，延续存在了很久，以后不只成为中西文化之关键处，佛教亦是由此传入。但从《战国策》中和《史记·秦本纪》看出，秦国以西并无月氏国名，只有一国名为义渠，这是互相矛盾的。但依照上古音的读法，“义渠”和“月氏”可以通转，而且到了汉代，北地郡的义渠县又和安定郡的月氏道非常接近。可能这一个部族在设义渠县时，官方称为义渠，到设月氏道时，官方又称为月氏了。月氏是有许多部落的，譬如汉代月氏建国以后，在今青海地方尚有“湟中月氏”。而“月氏道”又是一部分月氏，那么义渠县也是一部分月氏，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曾假定此二者是相近，甚或是相同的一个国家，但至今尚未成定论。

问：您是否也可以谈谈王莽的政治？

答：王莽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儒家的，虽然他有些政策近于法家，这是要改革，就需要集中权力的缘故。政治上改革往往是必要的，但改革也十分冒险，改革也往往会失败，因为任何改革，一定要事先有充分调查，要有事实根据，确定可以改革再予以改革，材料若搜集不够，改革就会出毛病。现代问题已经这样不容易办，古代资料不够，而且政治及经济上的看法更不成熟，失败的可能当然更大了。

王莽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要改革的当然不少，不过他却拿一部《周礼》作为“枕中鸿宝”，这就太危险了。《周礼》只是战国初年的人所作一部“理想国”蓝图，不仅其中制度根本未曾实行过，而且所有的思想背景、社会背景及经济背景，都是非汉代的，拿到汉代用，也是无法适合的。自然有关汉代的问题，除去极富于法家色彩的贾谊，曾经主张过许多改革的方案以外，在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曾主张限田，这是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尝试，虽然有许多阻碍，不能实行，但在社会经济的改革上，不能说不占重要的一页。

王莽的政治也有很多理想部分，关于价值评论上，是不能够用一两句话说定的；不过关于奴隶制度一件事来说，东汉的奴隶，有显著的减少，这是汉光武定“卖人法”的缘故，却也可以说是王莽旧法的延伸。人类社会太复杂了，用一种理想去做往往失败。但也会遗留一部分制度下来，成为后代的根据。

问：今天听了劳先生的高见，突然有种联想：有些人不重视现代思想，但现代思想之中，如三民主义的思想实有其可取之处，您是否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答：我想这个社会，忠恕之道是必须存在的。“忠”是尽己之心，“恕”是推己及人，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句话说，是要诚恳负责，随时想到别人。一个人做事一定要如此，才能免去不必要的争执。忠恕这二个原则一定要维持，它们不只是儒家的原则，甚至在各种宗教中，都有这种思想的存在；忠恕二字足可以推之四海而皆准。

但世上不可能每个人均为圣人，必须有礼法辅助这二个原则；“礼”是在社会树立的标准，“法”是制裁的工具，使用于礼的标准之下，若有人不遵照这个标准，可以受到社会的制裁，但这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法”来强制执行。中国法律当今虽行使新的法典，但立法精神还有不少地方保存固有的传统，这是必要的。

至于三民主义是属于现代思想，现代思想在目的上要解决现代问题，却也和传统的问题、传统事实不能完全隔离。中山先生曾推重《礼记》的《礼运大同篇》，虽然陈澔的《礼记集说》认为“大约出于老庄之见”，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扩大，而更适合于现代思想。这是一个世界性标准，应当算作一个正确的方向。

问：陶渊明的思想似乎受道家影响很深，那么他是否也有儒家观念存在呢？

答：关于陶潜，依照他的作品来看，可说有很深的道家思想，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朝代久经战乱，所以他主张让人民休养生息。他的《桃花源记》确实是老子思想的代表，具有无政府色彩。但以他的社会背景而言，也不能脱离儒家之思想影响。

问：您是否谈谈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政治意见？据我所知，苏东坡是既受了儒家，又受了佛家思想的人。

答：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任何朝代政治的争执，都可以分为若干派；有最偏左的，有最偏右的，还有中而偏左或中而偏右的。实际上，当时王安石这派人最走极端，但亦有中而偏左、中而偏右之人，苏东坡即属于中而偏左之人，他对于“免役法”的意见，就是同情于王安石的，若就其一般看法说，不但与王安石不同，就是与司马光也有所不同。做政治的人要顾及现实的，王安石太固执了，不曾顾及现实，苏东坡是顾及现实的，可惜他平日口头上容易得罪人，所以他也不容易爬上去。

问：如果论及当今中美关系，劳先生的意见如何？

答：美国对于中国的研究可算是极为诚心了，但外国人究竟是外国人，要研究一国之文化，原来即为困难之事，非但美国人不易了解我们，我们亦不易了解美国。而让他们了解，仍然要从我们了解他们做起。我们要下手的，不仅是现代美国人情风俗，更重要的还是美国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背景。不过，美国一般人中，没有什么思想的最多。但美国思想的主流，还是人权与自由，再加上西部边疆发展的事实；这种模式的代表，应是美国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其中人数的比例，在美国人中当然还是少数，但影响到美国政治前途却相当的大，我们如何去了解，需要作相当的努力。如其在美国思想的基础上找一个和我们可以调和的出路，那就更需要相当的努力了。

问：儒家对宗教的看法怎样？

答：孔子曾说：“祷之久矣。”可知孔子并非一个无神论者。不过在许多宗教的经典之中，有的荟集一些民族传说，有的强调一些神奇故事。拿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来衡量，这些部分都是不能接受的。汉代纬书盛行，加上孔子许多神奇的面貌，这和孔子的主张并不符合。

孔子“不可知论”在哲学上是合理的，但作为一个宗教，就缺乏对一般民众说服的力量了。所以儒家在原则上，可以作为一个宗教，却始终不能成为一个宗教。即使有经典，有教会，有教士，也不能成为一个宗教。

但是就社会功能方面来说，确实仍然需要一些宗教。因此中国传统上，只好借用别的宗教来和儒家思想合作。有些宗教却是关闭式的，而不是开放式的（所以把“入教式”当成天经地义），但到了供儒家应用以后，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封锁关闭了。既然儒家在道德律已经自己有了一套，只借别的宗教来补充自己的不足，这在别的宗教看来，也许不够专一。但在各宗教之间，树立了客观、平等的看法，使得各宗教之间，有尊重别人的可能，这是中国传统上的成就。试看一看黎巴嫩和爱尔兰的不幸，我们更了解儒家立场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