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我的非经典阅读

刘擎（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书海无涯而生命有限，读书当然要选择那些最有价值的中外经典名著。这个大道理听上去很自然，但多少有点乌托邦的意思。至少对我而言，经典作品在自己心智与学术的启蒙岁月中并没有发生特殊的影响。既然这里是公布“秘密书架”，就用不着端起教师给学生开书单的架子，列出几十部经典书目。不如坦诚一些，交待自己实际的非经典阅读经历。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传记里说，他8岁就读了福楼拜的长篇。而我在8岁时读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高玉宝》，其中“我要读书”的那个篇章仍然令我难忘。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环境很特别，童年时代可资选择的书籍十分有限。1974年情况有了意外的变化。当时家住师范学院，隔壁有个林姓的同龄伙伴，母亲是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那年暑假的一天，小林偷来母亲的钥匙，带着我去了“文革”后被封闭的学校书库。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令人晕眩的：几万本书安静地躺在灰尘之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我觉得这里暗藏着世界的秘密，却永远也读不完，既兴奋又怅然。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那时候读了什么大多记不清了。回想起来，我们很喜欢一套“文革”前出的杂志，因为每期杂志的最后一页都会刊登一些智力测验题目，当时我们为此着迷。还有，一本繁体字版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我“借”回了家，读了许多日子。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保尔与冬妮娅之间在革命中夭折的恋情。多年以后，我在一首题为《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的诗中回忆当时的阅读体验，惋惜“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而自己处在“彷徨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从此，革命一直使你无限忧伤”(后来读到刘小枫的短文《怀念冬妮娅》，觉得心有戚戚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概算是我的情感启蒙读物。还有一本书对我后来的日子有许多影响。当时找到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文集》，只是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奇特的名字所吸引，就在好奇心驱使下，懵懵懂懂地读了“体验派”戏剧理论，他关于排演契诃夫《樱桃园》的导演阐释以及所谓“第四面墙”的概念。这次纯粹偶然的机遇，使我后来一度迷恋戏剧活动，也读了许多剧本和戏剧理论。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莎士比亚全集》共11卷(当时每卷的售价是一元多)，读了大部分剧本，当时只感到莎士比亚的语言(其实是译者朱生豪先生的语言)华丽多彩，却并不理解这些经典剧作的内涵。

1978年我进入大学读化学工程。但性情所致，课外关心更多的是人文类书籍。1980年代初期的阅读是庞杂混乱的。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有不少都曾是“文学青年”。“文革”之后重印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大家都如饥似渴，与现在的年轻人追逐村上春树差不多，我也被这股潮流所裹挟。记得一个暑假读完了4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成为我心中的英雄。这虽然也算是经典，现在看来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几部小说也是在那时候读的，但除了《安娜·卡列妮娜》之外，其他几部都未读完。与许多人的相反，我特别欣赏他大段的“说教性”文字。屠格涅夫也是我喜欢的作家。而很多年之后才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才是伟大的作品。那几年西方 “现代派”文学开始进入中国，我密切跟踪的是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从1980年开始出版到1985年共出了4卷8本，这对我的文学艺术观有不小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和很多人一样，有一个空洞的远大抱负，但未来要做什么却并不确切。这个时刻伟人的传记会格外具有吸引力。其中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几部名人传作品充满人生智慧，给我许多启迪。而卢梭的《忏悔录》第一次让我觉得人性的复杂。

回想起来，最初影响了我后来职业生涯的有两本书，都不是经典名著。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宾克莱(Luther　J. Binkley)教授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介绍讨论了弗洛伊德、克尔凯戈尔、尼采、萨特、蒂利希等西方思想家的学说。这是第一部我读懂了的“学术性”著作，在当时为我提供了一张有用的关于西方思想的 “知识地图”，而且让我懂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困境，人们信奉不同的多元价值，各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与冲突，难以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被调和化解。后来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一天坐在图书馆里心血来潮，找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著。它是如此平淡无奇——不过是一本普通而且有点过时的教科书，却在20岁时成为我的学术启蒙读物，也影响了当时许多中国学人。

还有一本当时特别喜欢的书是《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 1987年版)。这是英国BBC广播公司为知识大众制作的哲学家访谈节目的文本，由麦基采访包括伯林、马尔库赛、艾耶尔、奎因、乔姆斯基和普特南等14位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以较为通俗的语言讨论了各自的研究及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这是一部能让人兴致勃勃的思想性读物，犹如亲耳聆听这些名家的言谈。我是在这两本“通俗读物”的引导下逐渐深入，开始涉猎经典读物，包括当时陆续翻译出版或重印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和(三联书店的)“学术文库” 系列。直到1991年出国留学，《理想的冲突》和《思想家》这两本书一直放在我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

由此说来，我的学术阅读起点很低，大概也是今天仍然无所成就的一个原因。比起现在的青年学人，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有许多是“先天不足”的。个人的历史犹如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否值得骄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也许，正是因为当时可供选择的书籍相对贫乏，使得我们对书籍格外痴迷而执著。

（原载《南方周末》“秘密书架”栏目，2006年9月。收入《中国有多特殊》，刘擎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