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传奇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清华国学院传奇

© 李远江／文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了他既辉煌又落寞的一生。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标志人物，他的死震动了中外学术界。当各界纷纷哀悼王国维的时候，他的学生成了最哀伤而又被忽视的一群。数十载后，当年默默无闻的他们大多已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领军人物。然而，细心审视这段历史，或许会有惊奇的发现：事实上，王国维的死已经暗示了弟子们未来的命运。 

　　最后的午餐 

　　1927年6月1日，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午宴在工字厅举行。对王国维和他的弟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喜庆而又略带感伤的日子——宴会话别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学生留校继续研究，其他人则将各奔前程，相守一两载的师生自此远隔天涯。 
　　第一届学生姚名达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对这场宴会的诸多细节也观察得最为仔细。宴会定在正午举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悉数到场，师生们欢聚一堂。 
　　午宴一共四席，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然而，细心的姚名达却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他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已经习惯了王国维的沉默寡言，也就没人察觉他与平常有什么不同，姚名达的一丝疑惑也很快被欢乐的气氛冲淡了。 
　　事实上，王国维也并非一味的沉默不语。据第二届学生刘节的回忆，席间，师生偶尔言及蒙古史，王国维一改沉默故态，侃侃而谈，甚是欢畅。言谈之雍容淡雅，给在座学生留下了极深刻之印象。（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宴会行将结束，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然而，第二届学生卫聚贤在回忆中说，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己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几天前师生二人曾谈起过避居山西的话题，王国维问道：“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王国维点了点头，随即又陷入了沉默。（卫聚贤《王先生的死，我知道一些》） 
　　散席后，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师生们一一作别，随后与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畅谈。 
　　此时，姚名达与第二届学生朱右白、冯国瑞三人游朗润园，归来时路过清华园西院。朱右白忽然问道：“静安先生家住哪里？我还没去过。”姚名达说：“在西院18号，走，领你去。”于是，三人来到王宅。但此时王国维却不在。问侍者，答复说：“也许在南院陈先生家。”遂打电话到陈寅恪家中，他果然在那里，并说马上就回来。回到家，王国维同三个学生谈得很是高兴。天近黄昏，见王家已备好晚餐，三人才起身告辞。王国维也如平常一样，将弟子们送至庭中。（姚名达《哀余断忆》） 
　　晚上，谢国桢、刘节等几个学生也来到王国维家，问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王国维谈得很有兴味，但谈话涉及到时局，他就神色黯然。当说到湘鄂两位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之事时，王国维更显出极度悲哀之态，且流露出欲避乱移居之意。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为谢国桢及其友人题写了扇面。为谢国桢所题内容是唐末韩偓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 
　　王国维的夫人回忆，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但谁也想不到，谢国桢等人夜访王宅竟成了师生之永绝。 

　　丧师之痛 

　　6月2日晨起，妻子照常为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没有丝毫异样。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到清华国学院上班。其间除办理公务，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随后，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二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钱的纸币。随后，王国维很快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学校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 
　　10时左右，王国维到頤和园。下车后，王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径直走向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人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 
　　此时，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有人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其时大约在上午11时左右。 
　　差不多同一时间，第二届学生陆侃如邀卫聚贤一同前往王国维的办公室，想请王国维为某个朋友题签。此时，写字桌上放着半杯茶，王国维留下的烟雾尚未散尽，仍在办公室里袅袅地飘着。二人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于是坐下来等，却不见老师回来。等到十二点钟，听差过来锁门，便以为王国维己经回家吃中饭去了。二人退出办公室，陆侃如决定下午进城，便委托卫聚贤去求题签。 
　　午饭后，卫聚贤继续在办公室等候。此时，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卫聚贤与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感觉不妙，马上跑到大门口，问号房是否见到了王国维。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二人立刻雇车向西追去。到了颐和园东门口，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得园内，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卫聚贤伸手往嘴上一碰，早已经没气了。（卫聚贤《王先生的死，我知道一些》） 
　　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七时才传到清华大学。 
　　这天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由于平时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活动，王国维未能到会，也没有引起大家的警觉。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校长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刘节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清华园内，姚名达吃过晚饭后，在圆明园西院附近巧遇王师母及子女，彼此“且行且谈，未有遽色”。然而，回到清华宿舍后惊闻王国维己自沉昆明湖，姚名达双膝跪地，连呼“嗳哟”，悲痛之情不可言状。此时，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惶惶然，凄凄然，奔走告语，唏嘘之声遍于全院”，很快便齐聚于校门口，准备前往颐和园探视。8时许，由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直奔颐和园。 
　　此时天色已晚，颐和园早已大门紧闭。学生们争相叩门，向守卫说明来意，但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戒严的士兵不许师生入内。学生们已然愤怒，姚名达更是高声责骂，守卫依然不允，相持不下。几经交涉，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学生们只能“衔哀先返”。当夜，学生们燃烛聚于讲堂，由姚名达牵头成立了王国维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 
　　6月3日晨，学生们匆匆用餐，复由学校组织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仅覆盖一张破旧的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众弟子入院后，直奔鱼藻轩，移开草席，见恩师遗容之惨相，莫不放声大哭。 
　　由于王国维遗体未经检察官检验，不能装殓。时值初夏热气腾腾，正午时分突然间彤云密布，雷声隆隆，师生们担忧暑热加速尸体腐败，急切盼望检察官前来。“迟之复迟之”，直到日头偏西，检察官才来到颐和园检验尸首，并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四元四角钱。（姚名达《哀余断忆》） 
　　晚上7时，遗体移出园外，于后门老屋梳洗入殓。9时，众弟子扶棂缓行至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四天后，清华同人公祭王国维于刚秉寺。7月17日，按王国维遗嘱，下葬于清华东二里之七间房。时值暑假，弟子多回乡里，唯何士骥、姜亮夫、王力、毕相辉和刘节（柏生）等往送。9月20日，新学年伊始，梁启超率研究院新旧学生拜祭于王国维墓前，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王国维死后，众弟子哀恸之情不可自已。 
　　第二届学生王力洒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其中有句：“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谢国桢撰文《悼王静安先生》发表于当月12日《晨报》之“星期画报”； 
　　戴家祥撰《读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刊于15日之《晨报》； 
　　徐中舒撰《王静安先生传》发表于7月28日《东方杂志》，随即又撰文《追忆王静安先生》刊于8月7日之《文学周报》； 
　　陆侃如撰文《关于王静安的死》同样发表于8月7日之《文学周报》； 
　　刘柏生（刘节）撰《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刊于10月之《国学月报》； 
　　姚名达撰《哀余断忆》《友座私语》亦刊于同期《国学月报》； 
　　数载乃至数十载后，国学院学生仍陆续撰文怀念恩师王国维。 
　　…… 
　　展卷读来，丧师之痛，溢于笔端。 

　　走出清华门 

　　王国维死后，各界震动，人们纷纷解读其死因。盛极一时的主要是“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说”以及“殉道说”。 
　　事实上，王国维的死因并不复杂。早在他自沉后不足半月，梁启超在写给长女令娴的信（6月15日）中，即对王国维之死有所分析。信中说：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启超《致梁令娴书》） 
　　按梁启超的理解，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担心北伐军攻入北京，自己也会遭受叶德辉、王葆心一样的命运。 
　　不仅仅是梁启超，王国维对时局的担心，他的学生们也看出来了。6月1日晚上，刘节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去了王家探望。王国维十分激动地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再三劝慰，仍不得要领，于是往求陈寅恪，而陈正打算去城里未婚妻家，无暇顾及。第二天，王国维便走上了绝路。遗书起语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终以一死，逃避了叶德辉式的悲惨命运。 
　　先生可以自杀而避辱，但学生不可以。他们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 
　　弟子们与王国维相处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仅仅一年。但是，国学研究院极具创造性地借鉴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师生之间学习生活在一起，随时交流，相互砥砺，因此，学生不仅能学到先生们的治学方法，还能深切感受其道德精神。1927年初夏，梁启超和研究院学生们同游北海公园时，就把自己在清华的两个目的归纳为：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 
　　这恐怕也是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的目的。 
　　事实上，前身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学校，最初完全没有涉及国学的课程。然而，随着西学东渐的风起云涌，特别是民国初年三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引发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这年年底，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化运动总纲领。胡适认为：“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实质上是运用西方的新思想和学术手段，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价值重估，通过批判的继承完成“再造文明”的终极目的。 
　　在这场运动中，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机构。 
　　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曾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而清华自建校之后，因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屡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此时，清华又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在各方面的推动下，清华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然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既不同于西方的大学教育，又不是简单的恢复旧书院。“会通中西、贯通古今”的办学理念是以引入现代西方学术为前提的。 
　　在世人看来，至死不肯剪辫子的王国维似乎是一个泥古不化的老古董。但事实上，他青年时代就留学日本，并且率先将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中国学术的现代性转型。王国维特别重视对学生的西学训练，曾经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不仅王国维，国学研究院聘请的其他几位导师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包括讲师李济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王国维虽然死了，但他的治学方法和道德人品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把复兴国学的使命留给了他们。 
　　送完恩师最后一程，王力终于有时间为自己打算了。早在毕业前夕，王力就已经决定结束在清华的学业。然而，身处时局动荡的中国，他竟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去处。王力主攻的是语言学，而赵元任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于是，王力特地到赵元任家中，征求意见。赵元任建议他到巴黎留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语言学方面的东西。王力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决定去巴黎大学政读语言学。 
　　要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就必须掌握当地的语言。为此，王力请了一位白俄老师，开始恶补法语。一个多月训练下来，他却只学会了发音。 
　　语言还不是最大的难题，王力此去法国完全是自费，而当时他连去巴黎的路费都没有。不过幸运的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乡愿意借给他40英镑作为路费。于是，王力拜别恩师，取道上海，登上了开往印尼的邮轮。在印尼，王力见到了在外经商的父亲。父亲支持王力去巴黎深造，但手头却没有钱。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同在印尼的博白同乡伸出了援手，合力为王力捐了一笔钱。王力这才离开印尼，前往万里之遥的法国巴黎。 
　　在巴黎，王力刻苦攻读西方语言学，并把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王力是广西博白人，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的地方方言。于是，他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博白方言。1931年，他的博士论文《博白方言实验录》顺利通过，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夏天，王力学成归国，再次回到清华园受聘于中文系。 
　　与王力一样，周传儒、陆侃如、蓝文徵、杨鸿烈、姜亮夫等国学研究院毕业生也相继出国留学。然而，能够出国的毕竟是少数，为数更多的同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大中学校或科研机构，开始了教学或研究工作。 
　　早在王力入学之前，由于家庭的牵累，第一届毕业生高亨就不得不回到家乡，供职于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由于家境不好，弟妹众多，为了养家糊口，高亨不得不同时在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兼职教员。两年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国文科教授，收入大为提高，高亨才略有闲暇，开始古代文献的考释研究。 
　　王国维死后不久，梁启超也离开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顿时减半。自此，清华国学研究院一蹶不振，第三届仅招新生11人，第四届更是缩减为3人。1929年，国学研究院正式停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四届，共招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者68人。 
　　尽管条件各不相同，清华国学院的毕业生们大多都坚守既定的学术道路，并且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学术成果。到抗战前夕，在十来年的时间里，他们大多已经成为大学教授、副教授或科研机构的研究员，成为当时国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战乱中的坚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亨随东北大学内迁北京，成为王国维众弟子中，第一个遭国破家亡命运的人。 
　　此后，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原沦陷，高亨也随之不断迁徙，其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然而，1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非但没有使高亨对自己的祖国绝望，反而激发起他整理国故、传承文化的强烈愿望。在这15年中，高亨潜心钻研先秦著作，相继完成《墨子新笺》（1936）《老子正诂》（1941）《周易古经今注》（1940）《墨经校诠》（1944）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先秦哲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晚高亨一届的姜亮夫也完成了中国敦煌史料的奠基工作。1935年，姜亮夫自费去法国留学。他本来打算去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看到敦煌的珍宝在欧洲展览，欧洲学者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时，民族自尊心大受刺激，与同伴王重民、向达商议一起来搞敦煌学研究。为此，他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专心致力于敦煌史料的搜集工作。 
　　抄写工作非常费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姜亮夫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这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姜亮夫的视力下降了600度。 
　　拍照工作不那么费力，但需要花钱。当时博物馆规定，每拍一张照片需要14个法郎。为了节省经费，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开水，晚上回家也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最后，他们一共拍回了三千多张照片。 
　　“卢沟桥事变”前三天，姜亮夫取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了中国。途中，很多行李都被侵华日军抢走，一个同路人还惨遭日寇杀害。幸运的是，他们的资料是通过邮政寄回中国的，最终顺利运到了国内。姜亮夫、王重民和向达就从这批资料开始，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敦煌学研究。 
　　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 
　　1942年7月7日，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在江西抗日前线不幸牺牲，是为抗日捐躯的第一位大学教授。1144年2月23日，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其昌在乐山病逝。 
　　姚名达与吴其吕同为清华研究院首批学生，在清华研修时间亦最久，是同学中公认的两大才子。二人又都极富爱国热忱，姚名达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赤手空拳与日军博斗，最终壮烈殉国。而吴其昌则绝食于中山陵前，但求政府抗日，临死仍抱病讲课，终“尽瘁于讲坛”。二人爱国之热忱，赴死之果决，怎么看都像是烙上了先师王国维的印记。这或许与清华研究院采取旧书院体制，师生共同生活，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与王国维一样，弟子刘节也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学者。抗战期间，几经辗转，刘节来到重庆，在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传来岳父钱稻孙接受日本委任出任伪北大校长的消息。刘节深以为耻，立即辞去重庆大学教授，决意“卖文疗饥，茹苦明志”。滞居重庆时，幸得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接济，刘节仍然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完成《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等专著，在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建树。 
　　尽管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但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第三届学生蓝文徵非常自豪地回忆说：“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割不断的文脉 

　　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辗转半个中国的王力也随之回到了北京。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特别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王力作为国内语言学界的权威也一度成为高层的座上宾。 
　　然而，即使是这样，王力的日子也不好过。文革爆发后不久，王力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称其为“资产阶级学阀”。随即，红卫兵强行收缴了王力的全部存款，宣布将其工资降为18元，并且抄了他的家。 
　　此后，王力又被扣上了“文化特务”、“反共分子”的帽子，批斗也不断升级。1968年2月1日，王力在日记中写道： 
　　“从去年11月15日到12月15日，我一共被批斗了七次，精神上震动很大。在一次斗争会上，我两次因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心里着急，怕群众认为我是假装的，这样就成了我的态度问题……另一次斗到最后一刻钟的时候，我也觉得体力支持不住，斗完以后我舒了一口气，这次不至于引起群众的愤怒了。”（张谷、王缉国《王力传》） 
　　1968年4月，王力被关进了牛棚。在这里，体罚是家常便饭，而随时随地背诵语录造成的精神压力远大于体罚。王力在日记中写道“从一听见叫我的名字我就发怵，声音都抖了，越急越背不出”。 
　　残酷的批斗尽管可怕，但尚可忍受，对王力而言，不能恢复自己的工作才是最难忍受的事情。1968年12月9日，王力和其他几位教授被恢复了自由，但他的工作仍然没能恢复。后来，北大中文系开门办学，安排王力去工厂给职工们讲授语法修辞。王力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为了讲好课，他反复斟酌，仔细挑选例句，力求通俗易懂。课上得很好，多数工人都表示欢迎。但是，半个月后，小分队的月评却一边倒，批评王力利用讲课“向无产阶级进攻”。 
　　此后，因为一封捕风捉影的信，王力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旋即再次被揪斗。三年后，批斗结束，但依然不落实工作，王力只能躲在家里偷偷撰写他在“牛棚”中就构思好了的《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 
　　尽管备受屈辱，也曾一度想自杀，但在爱人的扶持下，王力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的那一天。相比而言，清华研究院第一届状元刘盼遂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66年8月下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刘盼遂及其夫人在其西单住所内，被红卫兵揪斗致死，死后尸体被头朝下浸于水缸之中，制造出投水自杀之假象。刘是知名的藏书家，康生听说他死了，立即派戚本禹去抄家，实际上是去挑书。刘盼遂所藏的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全部被挑走。许多年后，王力曾写诗哀悼同学刘盼遂：“博学宏词属老成，醇儒应与世无争。孱躯底事遭鞭挞？水瓮埋头竟丧生。”（王力《五哀诗》） 
　　事实上，在“反右”和“文革”中，除了高亨被毛泽东点名保护，清华研究院的其他同学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并且还有人死于非命。 
　　1976年，文革结束。历尽劫灰的国学研究院同学已是垂暮之年。他们眼前的中国，正是先师王国维事先意料，却又不忍看到的文化荒漠。所幸的是，不管经受了怎样的屈辱，他们大多都挺了过来，没有步王国维的后尘。在这片文化的荒漠中，他们就像一株株历尽劫灰的槁木，坚强地挺立着，尽管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但毕竟活着，因为活着，他们用生命坚守的国学就有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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