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中国史，问“古希腊”工业的10个问题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不过是：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使人们在更高质量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中，实现寿终正寝。

工业，就是人类实现更高质量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的手段之一。

一、分工问题

很早以前，中国就进入高度文明的社会，诞生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出现了万千职业，古人将之总括为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某些偏执学者，以“商”排士、农、工之后，编排出“儒家思想轻视商人”的谎言。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并无统一的排序。

《管子·小匡》：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曰：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荀子·王制篇》：

“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先秦时期，士农工商只是政府职业划分之一，在《周礼》中，天下职业分工更细，多达九种。这，唯一能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

可见，不知什么时候，大家约定俗成，就以管子的说法为准了。唐代政府对士农工商的定义是：

“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

在孔子看来，四民都是平等的，无高低贵贱之分。他认为，治理国家时，要抓好九个方面的工作，即所谓“九经”，其中之一便是“来百工则财用足”。就是说，要想国家富裕财用充足，必须广泛招徕工匠，发展制造业。

 “孔门十哲”中，曾子是农民，子路是武士，子贡是商人。要说经商，古今中外达到子贡水平的，还真没几个。子贡一边跟着孔子读书，一边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富可敌国，出门则“结驷连骑”。他所到之处，国君主动分庭抗礼，即以对等的身份接待。司马迁以为，孔子能名扬天下，子贡功不可没。子贡这位大才子、大商人，成为后世“儒商”的祖师爷。

四民平等的同时，必须“各专其业”，即各自干好自己的本行。古人认为，只要天下人各专其业，“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便会“财足而不争”，民富国强，天下太平。

中国历代政府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想发财，就一心一意地干工商业，不要想当官；想当官，就别想经商发财。严禁官商一体的意义，众所周知，无需多说。禁止商人做官，禁止官员经商，这一铁打的规矩，一直持续到清朝。

中国大地，拥有欧亚大陆绝无仅有的四季分明的气候、沃野千里的农田。自古以来，中国征服坚定不移地实施“重农”政策。因此，中国自古农业发达，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剩余粮食”，具备养活最高比例的非农业人口的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地广施教化、建设城市、发展工商。

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还要谈社会分工，那是昏话。

如果没有实现社会分工，还要谈工业，同样是昏话。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就精通这个道理。《汉书·食货志》：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

大意是：

1. 有了足够的粮食（强大的农业）、规范的货币，才能谈分工，谈工业。

2. 中国自古就有了士、农、工、商的分工，士农工商是相互支撑的四个职业（行业），谁也离不开谁。

3. 政府对士、农、工、商四大职业进行了明确定义；士，是服务国家的文武二班公务员；农，是解决全民的衣食问题的职业；工，是专门从事“制造业”的职业；商，是解决物资流通的职业。

4. 除了士、农、工、商，还有政府掌握的衡、虞两个职业（行业），即负责采矿、伐木、渔猎等“原材料”开采的职业。

5. 对农、工、商、衡、虞各行业，政府分别制定了税收制度。

这就是说，自古以来，当然包括汉朝，工业就纳入了政府统一管理的范畴。

二、产业链

任何一种“工业”，不可能独立存在。

如果没有铁矿开采、冶炼行业支撑，就不可能有专做菜刀的铁匠存在，更不可能出现专门生产刀剑的兵工厂。也就是说，只有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建立起了工业体系，才能诞生“工业国”。

这一点，最晚在西周时期，即3000多年前，中国就认识到，并予以解决了。

1. 分工越来越细，环环相扣、成龙配套。

《周礼·考工记》：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

意思是说：

（1）国家设立六大专业管理部门，工业（冬官）是其中之一。

（2）在工业系统里，有“坐而论道”专门负责决策的高级专家，有“作而行之”专门负责领域管理的专家，有负责各具体业务的工程师。前二者，属于“知者创物”（发明创造），后者则为“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在《周礼》中，列出了数百种业务明确的职业，从服务于衣食住行的“膳夫”（厨师）到国家治理的“行人”（外交官）。

至于工业领域，仅《周礼·考工记》就列出了30个大的工种：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大致按照工序、模块，设立了30个工种：木工分为7个工种，金工分为6个工种，皮工、色工、刮摩工均分为5个工种，搏埴工分为2个工种。

2. 规模化、体系化管理

发展工业，必须由国家整体规划，以保证各行业的有序发展。

例如，为了解决好矿山开采、矿石冶炼，在有盐矿、铁矿的地方，专门设置行业管理机关。《后汉书·百官志》：

“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

《汉书·地理志》：

“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县二十九：……盐渎，有铁官。……堂邑，有铁官。”

“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有铜官。县十七……”

“蜀郡，秦置。……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九。县十五：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有工官，郫，《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繁，广都，莽曰就都亭。临邛，仆千水东至武阳入江，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铁官、盐官。”

这里，我只是随手抄录了几个地方。

在苏北的临淮郡，就在两个县设有两个铁矿开采、冶炼机构；

在江南的丹阳郡，设有铜矿开采冶炼机构。

在成都，设有工官，大致以织锦为主；

在临邛，有铁矿、盐矿管理机构。顺带一说，司马相如的岳父，就是这一带的一个铁矿老板，手下的工人就有千把人。

汉朝的冶铁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汉朝军队的武器装备拥有绝对的优势，可以以一当五地对付西域的敌人，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汉朝时，政府仅仅安排了数百人的官兵驻扎西域，就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确保西域的稳定。

三、标准化管理

标准化，是检验工业制造水平的试金石。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衡，连长度、重量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别说是建立产业链，即便是正常的商业也不可存在，因为连通用的货币也不可能存在。银币银币铜币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有统一的重量标准。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家颁布的工业标准，那么，全国的各个电力公司自行其是，电源插座生产厂各干各的，电灯厂也各搞一套，我们必然会回到点蜡烛的时代。

实现标准化的前提有二：

一是建立强大的、具有强制推行统一的度量衡的能力的中央政府；

二是中央政府制定、颁布统一的国家工业标准，并强制推行。

中国自古工业发达，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中国就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且最晚在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

首先是实现度量衡的统一。《汉书·律历志》：

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

秦始皇能够迅速在中国大地上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不是凭空而降。

拥有了全国一统的度量衡标准，才能诞生各行各业的生产制造标准，从而实现物畅其流。

仅仅是车轮制造，中国自古就有完备的国家标准体系----全过程控制的标准体系。《周礼·考工记》：

“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

齐国按照用途，将车辆分为兵车、田车、乘车，并分别颁布了车辆各个模块的国家标准。

稍稍阅读《周礼·考工记》，我们就能知道：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工业制造，就实现了模块化制造、流水作业，这不仅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产品质量，由于同一种产品的零配件可以互换，大大便利了维修保养。近几十年来出土的无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度量衡器具、兵器、车辆、礼器、乐器、钱币等等，无不系统全面地证实了这一点。

《周礼·考工记》，就是所谓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祖师爷。

同样说车辆制造。

《后汉书·舆服志》：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筒。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

这，就是汉朝官员车辆的制造标准。

四、消费者

专做菜刀的铁匠，仅有开采、冶炼行业支撑，而没有庞大的消费者，同样没法生存。

1.  首先要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自古以来，中国江山一统，历朝政府高度重视并统一规划建设了通往全国各个角落的水陆道路，为货畅其流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条件。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再赘述。

2. 要有买卖公平、秩序良好的交易场所。自古以来，中国政府从首都到县城，都建设了大大小小的交易市场，并设置了专门的市场管理官吏。自古以来，即便是建设一座县城时，也会全面规划其各项功能，当然包括交易场所，《汉书·食货志》：

“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

因此，中国自古便形成了一座座熙熙攘攘的城市，一个个富可敌国的富商。以至于汉朝汉朝许多官员主张实施“损有余以补不足”的财政政策，因为富商太多、太富了，《汉书·食货志》：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3. 有些产品，尽管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是，因为涉及国计民生，且需要大量科研费用、高科技人才来支撑，这就必须政府来做了。

汉朝政府为了发展农业，专门研制生产了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汉书·食货志》：

“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耦亩五顷，用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

汉武帝时候，官员赵过就发明了先进的耕作设备，朝廷安排工匠完成试制后，向全国推广使用。

为什么中国的农业发达？因为：中国的工业发达，使得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

4.  有些的市场需求，比如军队的武器装备的需求，不仅需要大量研制费用，而且涉及国家安全，那就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了。

《汉书·百官志》：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

汉朝朝廷里的少府，拥有众多的工业机构。汉朝军队的许多武器装备，就是这里生产的。

正因为强大的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能力，汉朝的军队，才拥有了先进的、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打得匈奴无处藏身。

五、十个问题

现在，针对古希腊史提出十个问题：

1.  古希腊各城邦的农业水平如何？剩余粮食的水平如何？

2.  古希腊各城邦是否政府颁布的社会分工标准和相应的税收标准？

3.  古希腊各城邦是否制定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是，度量衡标准是谁制定的？如果不是，各城邦之间的交易是如何实现的？古希腊有数百个城邦，古希腊的商人出门做买卖时，是否带着数百种尺子、数百种秤杆、数百种量具？

4.  古希腊各城邦是否设置专门的工业管理部门？

5.  古希腊各城邦的工业领域是否有成龙配套的各个工种？是否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6.  古希腊各城邦的各行各业，是否有政府颁布的“国家标准”？

7.  古希腊各城邦是否均拥有金、银、铜、铁等矿山开采、冶炼能力？

8.  古希腊史就是战争史，城邦之间每天都在打打杀杀，雅典和斯巴达更是动辄出动几千数万人的捉对厮杀。按理说，古希腊各城邦都应该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那么，各城邦的武器装备，是否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和制造标准？如果是，是谁颁布的？如果不是，那么，出土了多少种不同标准的古希腊武器、船舶？斯巴达和雅典的武器装备的标准有何不同？

9.  古希腊是否存在通往各个城乡的交通网络？如果有，是谁统一规划建设的？如果没有，古希腊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10.古希腊各城邦是否为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建立了规范的市场？如果是，那么，市场管理部门是否准备了数百种尺子、数百种秤杆、数百种量具，以防范、打击商业欺诈？是否准备了大量的各城邦的货币，以备兑换、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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