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被耶稣会士搞垮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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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稣党如何发展壮大
耶稣党是一个由人数众多的位高权重者组成的群体。根据历史文献，我们能明确感受到，耶稣会士与一些朝廷官员的密切联系应始于嘉靖年间，但是，目前我们只能溯源至万历年间。自万历后期开始，他们的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明朝政坛。到了崇祯年间，他们已经控制了朝廷，崇祯皇帝仅是任由他们摆弄的一座木偶。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叶向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成为唯一的宰辅。《明史·叶向高传》：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万历）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其后，向高主癸丑会试……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向高疏谢，因引退，优诏不允……至（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允其去。
万历四十一年（1613），朝廷举办癸丑科会试，叶向高带着徐光启当上了考官。于是，这一期的进士统统成了他们二人的门生。阅读天启、崇祯年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万历癸丑科进士们特别出彩。
官至宰相的有：冯铨、周延儒、吴甡、李国〈木普〉、刘鸿训、王应熊、范景文；
掌兵的高官有：张凤翼（自崇祯三年起任兵部尚书五年，让明朝内外交困无可收拾，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主要罪犯之一）、吕维祺（南京最高首长，任由张献忠、李自成摧毁蹂躏安徽、苏北，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主要罪犯之一）、王化贞（毁灭广宁十四万精锐部队的大蠢货）、李日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李继贞（兵部右侍郎）、解学龙（南京兵部右侍郎、南明刑部尚书）；焦源溥（大同巡抚）。
其他省部级高官有：周士朴（工部尚书）、易应昌（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左副都御史）、毛士龙（左佥都御史，独掌院事）；
著名公知有：缪昌期、周顺昌等（鼓动江南学子胡作非为者）。
万历癸丑科进士真是人才辈出！究其原因，我们还能发现，叶向高、徐光启等人对他们进行过特殊培养。他们刚登金榜，有些人就被这两位恩师挑选去配合耶稣会士们“翻译”科学著作。例如，王应熊、周希令、孔贞时就配合西洋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翻译”了《天问略》，并且分别给该书作序。王应熊工作最积极，因此，后来官至宰相。
也是在万历四十一年，在叶向高的精心运作下，耶稣会的最亲密的战友吴道南被任命为宰相。第二年，叶向高终于可以以退为进，回家修养，等待时机。《明史·熹宗本纪》：
（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壬申，吏部左侍郎方从哲、前吏部左侍郎吴道南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吴道南以大学士身份，主持了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会试，《明史·吴道南传》：
岁丙辰，偕礼部尚书刘楚先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书，贿礼部吏，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其首场七篇，自坊刻外，皆鸣阳笔也。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等亟检举，诏令覆试。
结果出现了震惊朝野的科场舞弊案。稍加注意就能发现，万历丙辰科进士中的耶稣会追随者也很多。因此，万历丙辰科也算是人才辈出。
宰相：钱士升、林钎、贺逢圣、方逢年、曾樱（南明隆武）、瞿式耜（南明永历）。
掌兵高官：陈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因贪婪愚蠢放跑李自成等，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头号罪犯之一）、朱大典（兵部左侍郎兼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专办流贼）、郑崇俭（兵部右侍郎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张伯鲸（兵部左侍郎主持兵部工作）。
著名公知：魏大中（东林党魁）。
有人也许会问，古代的科举考试是十分神圣的，难道就由他们说了算吗？
是的，古代的科举考试十分神圣，但是，到了晚明，整个朝廷已经被耶稣党控制，科举考试成为了他们发展党羽、打击异己的工具。东林大佬刘宗周的弟子、复社元老陆世仪所著《复社纪略》：
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公荐者，某案领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观风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则门弟子某公弟，至某公孙、某公婿、某公甥；更次则门墙某等，天如门下某等，受先门下某等。转荐者，江西学臣王应华视荐牍发时案抚州三学，诸生噪鼓，生员黜革，应华夺官，后学臣相戒不受竿牍；三吴社长更开别径，关通京师权要，专札投递，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学宪，牒文直书“仰甘学润当堂开拆”，名为公文，实私牍也。独荐者，公荐虽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乃投专札......及榜发，十不失一。
由张溥、张采主办的复社，广招门徒。每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凡是二张看中了门徒，他们都会通过种种形式予以举荐。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只要是二张举荐了的，基本都会被录取，“十不失一”。
果真是二张有伯乐之才，慧眼识珠吗？答案是：未必。事实是，二张的能量大的出奇，大到了邪恶的程度。
他们能完成包中秀才、举人、进士一条龙服务。辛未科的探花夏曰瑚就享受到了这一服务，《复社纪略》：
淮安府推官孙肇兴拔夏曰瑚于童试；送之入场，而肇兴分房，曰瑚卷又适在其房，取中头卷......辛未，曰瑚以第三人及第。
乡试已经落选了的人，只要二张的推荐信一到，考官也会找出落选者的考卷，重新阅卷，予以录取，而且是排名靠前。《复社纪略》：
尔时有张、浦、许三生卷已经黜落，专札投进，督学倪元珙发三卷于苏松道马元扬达社长，另换誊进，仍列高等。
至于会试，别说是录取一名进士，即便是前几名、会元，也是他们在酒席上谈定的。《复社纪略》：
湛持将赴职时，郡绅饮饯于徐九一之止水，天如谓湛持曰：“明年会试，同考公必压帘。今海内举子不愧会元者，惟陈大士暨杨维斗二人耳。幸留意！”湛持曰：“天下人读大士文，取巍科者不知凡几；而大士久困，吾此番当收之夹袋中。”天如转语项水心煜曰：“然则维斗乃公责也。”水心亦首肯。
湛持即文震孟。酒席上，张溥对文震孟说，明年（崇祯七年）的会试，你一定是主考官，依我看，能当会元的只能是陈大士、杨维斗这两个人，拜托你了！文震孟答曰：嗯，陈大士才华横溢，竟然一直考不中进士，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让他当上会元。张溥又对项煜说，杨维斗的事就拜托你了！项煜答曰：没问题。这两人实心实意地办这事，没想到这两人糊里糊涂忙中出错，自己把事情办砸了。事后，文震孟连呼：对不起张溥。
文震孟，崇祯八年官至宰相。项煜以少詹事的显赫地位投靠李自成，做了太常寺丞，李自成垮台后又跑去投靠南明。
不过，他们只是没有办好会元的事。经过复社的对手、忠心国事的薛国观仔细查对，他们录取的进士，大多是复社的成员，《复社纪略》：
同帘薛国观出告体仁，以其“国表”姓氏查对，见中式者多出复社。
甲戌科是如此，下一次的丁丑科同样如此，《复社纪略》：
丁丑殿试，状元为刘同升，榜眼为陈之遴，探花为赵士春，皆复社中人也。
因为复社有如此大的本事，所以，凡是本事有限又想考中举人、进士的读书人，纷纷拜倒在复社门前，《复社纪略》：
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面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
全天下想要尽快中进士的读书人纷纷不远万里，来到张溥的老家拜师。当时，张溥还在北京。这些读书人献上钱财，在张溥家行四叩首的拜师礼，再央求张溥的家仆登记入复社的名单之后，才肯离去。
张溥、张采都不过是小人物，而张溥也只是一个回乡闲居的翰林院庶吉士。但是，张溥是徐光启十分赏识的“门人”。张溥不仅是徐光启这个廷试读卷官亲自录取的进士，而且与徐光启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吃住在徐光启家里。张溥《农政全书序》：
公（徐光启）以春官尚书守詹，次当读卷，亟赏予廷对一策，予因得以谒公京邸。公进予而前，勉以读书经世大义，若谓孺子可教者......予在长安，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
张溥同时是周延儒的门人，而周延儒是徐光启的门人。《复社纪略》：
（崇祯）四年〔辛未〕：会试，主考周延儒；会元吴伟业、会魁张溥，杨以任、马世奇、成德、管正传、周之夔、刘士斗并中式；殿试，吴伟业榜眼、张溥庶吉士、周之夔授苏州府推官、刘士斗授太仓州知州。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录取了一批复社成员。因为周延儒与吴伟业的父亲交情深厚，他就让吴伟业当上了会元。当时就有考官提出异议，吴伟业的成绩不够格当会元。经周延儒活动，正式放榜时，吴伟业是榜眼。张溥也被录取。周延儒早就听说张溥的大名，专门召见了他。聊了一番后，周延儒相见恨晚，于是把张溥弄进了翰林院，这是否有徐光启的嘱咐不得而知。《复社纪略》：
初，延儒但闻天如名，未识其面；及榜发后晋谒，延儒恨相见晚，恩礼倍至，天如由此得馆选。
十分有趣的是，张溥当选所有进士梦寐以求的翰林院庶吉士后不久，他却抛弃了前景光明的仕途，主动回乡忙复社去了。他竟然能一呼百应，将当今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十五个省市的大大小小的社团整合为一，毫无争议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人们常常称复社是“小东林”。实际上，与成员复杂的东林党有着本质不同，复社的骨干人员全是与耶稣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员，诸如江南地区与徐光启密切的陈子龙、吴伟业、瞿家公子瞿式耜等等自然不在话下，连远在山西的徐光启弟子韩霖也在其中。因此，张溥自取字号“天如”，就有着不一般的意味。
复社背后的力量十分强大。
首先，有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支持复社。除了首辅周延儒，还获得了一大批的从中央到全国各个地方占据着要害位置的朝廷大佬的无私支持，《复社纪略》：
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南直则文震孟、姚希孟、顾锡畴、钱谦益、郑三俊、瞿式耜、侯峒曾、金举、陈仁锡、吴甡等，两浙则刘宗周、钱士升、徐石麟、倪元璐、祁彪佳等；河南则侯恂、侯恪、乔充升、吕维骐等，江西则姜曰广、李邦华、熊明遇、李日宣等，湖广则梅之焕、刘弘化、沈维炳、李应魁等，山东则范最文、张凤翔、高弘图、宋玫等，陕西则李遇知、惠世扬等，福建则黄道周、黄景昉、蒋德璟、刘长等，广东则陈子壮、黄公辅。诸公职任在外，则代之谋方面；在内，则为之谋爰立：皆阴为之地而不使之知。事后彼人自悟，乃心感之。不假结纳，而四海盟心；门墙之所以日广、呼应之所以日灵，皆由乎此。
上面所列的皆为晚明政坛大名鼎鼎的人物、“宇内名宿”，官至宰相的就有一群。稍加注意便能发现，他们全是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的徒子徒孙。他们如果做地方官，就“代之谋方面”，即帮复社搞定当地；如果在中央任职，就“为之谋爰立”，即提拔复社成员。特别强调的是，重要的是提拔复社成员官职，而且要在复社成员不知不觉中提拔他，使他们事后才知道，这样他们便会感恩戴德，成为复社的忠心不二的铁杆成员。如此，复社就能“四海盟心”，一呼百应。
张溥拥有的另一个强大的后盾便是：复社不差钱。除了能收到巨额的“拜师礼”，复社还拥有雄厚的、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的支持，《复社纪略》：
又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若黄、若曹、若陈、若赵、若陶，则名五狗。
五大富商甘愿被二张当狗一样的驱使，为他们出钱，为他们奔走。
无疑，张溥等人不过是某种神秘力量的白手套。无数朝廷高官、众多富商不过是奉神秘力量的命令，为张溥等人提供服务罢了。
复社的势力极其强大，还处于筹备期间的基本班底，就拥有七百多名会员
；召开虎丘大会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社员”就有三千多人。其组织性、纪律性极强，《复社纪略》：
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天如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目其集为国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云。
为了确保全体成员绝对服从上级，在全国各地设置了首长，建立了花名册，设置了郡县的区域首长，建立了联系网络。若有不服从号令者，必置之死地。与张溥同科的进士周之夔被分配到苏州做官，因为个人利益拒绝服从张溥的指挥，张溥立即发动朝廷的力量予以打压，发动地方的复社成员组织乡绅、学生以各种下流无耻的手段予以驱逐。很快，周之夔就投降认错，被二张拒绝，只好灰溜溜地辞职回乡。
四、满朝尽是耶稣党
万历四十五年七月，吴道南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制。两年后，叶向高东山再起，回朝重新担任首辅，即第一宰相，直至天启四年退休回到福建专门传播天主教。《明史·叶向高传》：
（叶向高）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天启四年六月）乃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
伴随叶向高的离去，明熹宗决心彻底改组朝廷，安排靠谱的人即所谓“阉党”来主导政局。
天启五年，万历癸丑科进士冯铨成为宰辅。冯铨后来降清，为汤若望及耶稣会彻底掌控清朝的钦天监做出了重要贡献。《明史·熹宗本纪》：
（天启五年七月）礼部尚书周如磐兼东阁大学士，侍郎丁绍轼、黄立极为礼部尚书，少詹事冯铨为礼部右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次年，万历癸丑科进士李国〈木普〉、李之藻的门生天主教徒张瑞图一同成为宰辅。《明史·熹宗本纪》：
（天启）六年秋七月，丙戌，礼部侍郎施凤来、张瑞图，詹事李国〈木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崇祯帝登基后，对“阉党”主导的朝廷十分不满，决心大刀阔斧地改革，用东林党成员来重建宰辅班子。结果，万历癸丑科进士刘鸿训成为了宰辅。刘鸿训被罢后，万历癸丑科进士周延儒又成为了宰辅，《明史·庄烈帝本纪》：
明年（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十二月，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崇祯元年）冬十月戊戌，刘鸿训罢，寻遣戍。
（崇祯二年十二月）礼部侍郎周延儒、尚书何如宠、侍郎钱象坤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意味深长的是，冯铨、周延儒二人私交甚厚，不仅都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而且二人还是儿女亲家。但是，按照江湖身份，冯铨属于阉党分子，而周延儒属于东林党成员。（怪不怪？后来，周延儒能再次入相，很大程度上，还是冯铨出面运作而成）
崇祯五年，天主教徒郑以伟、徐光启一同进入宰辅班子。《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五年五月）礼部尚书郑以伟、徐光启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七月）孙元化弃市。
惜字如金的“本纪”竟然专门记载了孙元化被杀这一小事。估计《明史》的作者也深感震惊：孙元化被关在牢里审查并被判处死刑，也没有影响徐光启升官。
崇祯六年，郑以伟、徐光启先后死去，周延儒致仕；公开宣称天主教“足为吾儒补正”的钱士升入相；万历癸丑科进士、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王应熊接替入相。《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六年六月）郑以伟卒。庚辰，周延儒致仕……九月庚戌，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冬十月戊辰，徐光启卒。十一月癸巳，礼部侍郎王应熊、何吾驺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短短几年间，形势急剧恶化。辽东前线一败再败，不仅清军动辄开到北京城下，而且明军动辄兵变甚至投靠清军；内地，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叛乱滚雪球一般越闹越大，把中原腹地弄得一片焦土。面对如此危局，朝廷大员们熟视无睹，整天高谈阔论造谣惑众，发言要么是相互吹捧要么是相互攻击，做事要么是结党营私要么是相互拆台。这些人竟然个个以君子自居，指责对方是小人。
崇祯皇帝没招，只好不停地更换宰相。
其实，无论崇祯帝怎么努力，如何更换宰相、尚书，都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崇祯皇帝并不信基督教，但是，在他的朝堂上，最适合讨论的话题，恐怕就只剩下基督教教义了。《明史·刘宗周传》：
闰月晦日召见廷臣于中左门……及入对，御史杨若桥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召试。宗周曰：“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专恃火器。近来陷城破邑，岂无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师逗遛，奈何反姑息，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翼日，光辰贬三秩调用，宗周革职，刑部议罪。阁臣持不发，捧原旨御前恳救，乃免，斥为民。
朝堂上，有人向皇帝推荐耶稣会士汤若望善于使用、制造火器，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之一刘宗周当场坚决反对，结果，不信天主教的刘宗周被开除公职。
距离明朝灭亡二年前的崇祯十五年，崇祯皇帝罢免了四个宰相，同时一次性提拔了三个宰相，《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十五年六月）詹事蒋德璟、黄景昉，戎政侍郎吴甡，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蒋德璟、黄景昉都是叶向高最亲密的战友、耶稣会士最虔诚的信徒、基督教的教义的吹鼓手；吴甡是万历癸丑科进士；首辅即第一宰相则是早已复出的周延儒。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周延儒推荐给崇祯帝的，《明史·蒋德璟传》：
首辅周延儒尝荐德璟渊博，可备顾问，文体华赡，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黄景昉、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入直。
崇祯十六年，崇祯帝处死了周延儒，赶走了黄景昉，流放了吴甡，先后提拔了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贡为宰相。《明史·庄烈帝本纪》：
（十六年五月）丙午，修撰魏藻德为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八月）己亥，黄景昉致仕......（十一月）辛亥，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癸丑，范志完、赵光抃弃市，戍吴甡于金齿......（十二月）乙丑，周延儒有罪赐死。
魏藻德是三年前才考中状元、毫无执政经验的人。
李建泰是山西人。不久，李建泰听说李自成打进了山西，就上演了崇祯帝“幸正阳门楼饯李建泰出师”的大戏，《小腆纪年附考》：
西洋人汤若望随行修火攻水利，赦河东分守李正修罪军前效用，从建泰请也。
李建泰借此机会要求皇帝“重用”传教士汤若望的军事才能，释放下狱的天主教徒李正修让他军前效力。有趣的是，关于这次出师的重要人员，《明季北略》《小腆纪年》基本相同，《明史·李建泰传》除了没有提到这两个人，谈到的其他人员也是大同小异。不久，李自成的军队开进了北京城，他立即投靠；不久，清军进入北京城，他又转身投靠；不久，姜瓖起兵反清复明，他又投靠，这次清军抓住他后没有放过他。
方岳贡呢，早在担任松江知府的时候，便亲自将耶稣会神父何大化领到湖北谷城老家，建立起了湖北省的第一个天主教传教点。
李自成攻进北京城的当年，崇祯帝又提拔了二名宰相，其中的范景文就是万历癸丑科进士。《明史·庄烈帝本纪》：
（十七年正月）丙辰，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丘瑜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范景文当上宰相不到三个月，李自成大军开到了北京城下。足以令崇祯帝欣慰的是，这位临阵提拔的范景文，为他尽忠了。
这里，我仅仅是简单罗列了崇祯朝的一些宰相的真实身份，如果扩展到大臣，将更是触目惊心。而且，还远不止于此，连日夜守候在崇祯帝身边的宦官，也没法让人放心。
明熹宗时，发生了一个著名的汪文言案。汪文言原本只是安徽徽州府的一名小吏，被叶向高塞进朝廷做官，逐步提拔到了中书舍人。作为叶向高的白手套，汪文言可以随时出入叶向高、赵南星等人的卧室。上至宦官、尚书，下至微末小吏，汪文言广泛交游，他卖官鬻爵，包揽狱讼，无恶不作，后被魏忠贤拿获，大批官员涉案，叶向高终被牵扯出来。但是熹宗饶恕了叶向高。关于这事儿，夏允彝曾问过叶向高的孙子，《幸存录》：
余与（叶）向高仲孙交，言及此，仲孙谓余曰：当熹庙时，条召诸名贤，此谁力哉！文言向客于王安所，每为（王）安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为。
许许多多的事情，叶向高是与大太监王安联手完成的，换句话说，在明熹宗的身边也有叶向高的人。前面说过，王安死后，钱谦益还为他写过吹捧的祭文，随后，叶向高的人马又与王安的徒弟曹化淳继续合作干成了许多大事，钱谦益等人通过曹化淳救过性命，吴昌时通过曹化淳杀掉了宰相薛国观，如此等等。至于徐光启通过他做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正是这个曹化淳，正是后来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太监之一。
崇祯帝至死也没有发现叶向高、徐光启设下的这个局。
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也是如此。
以洪承畴、冯铨、谢升、李建泰等担任清朝的大学士为标志，清朝也进入了叶向高、徐光启设下的这个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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