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8：从天文历算到文化转基因，再到鸦片战争

徐光启简要描述了自明万历九年 (辛巳，1581) 到天启年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教点：基督教从端州（肇庆）至韶州（韶关），至洪州（南昌）再至白下（南京），从此，散布至武林（杭州）和苏南广大地区，这里成为了耶稣会士活动的大本营。到了天启年间，耶稣会士前往山西、陕西活动时，所到之处有当地官员和绅士（名公）热情接待，而且他们还出钱为耶稣会士建立教堂。这里提到的“两韩孝廉”即韩云、韩霖兄弟，二人都是举人出身，韩云曾任陕西葭州知州，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徐光启的弟子，并由徐光启发展为基督徒。

在高一志及韩氏兄弟等信徒的共同努力下，山西的教务发展日益兴盛……据传教士兼耶稣会史学家巴托利( Daniello Bartoli，1608—1685) 记载，高一志于崇祯十三年( 1640)去世时，绛州的天主教徒已多达8000 人以上，而其中取得生员以上功名的文人亦有两百多名，持有官职的也不在少数。[3]

在韩云、韩霖兄弟的鼎力支持下，到崇祯十三年时，在当今山西省临汾、运城一带，发展了8000名基督徒，而且秀才以上的士绅就有200多人。明朝末年，基督教势力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此时基督徒的势力到底有多大，我们后面再细谈。

条件成熟后，天启年间，李之藻将若干年来抄袭中国经典而伪造出来的著作，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泰西水法》等20种图书，汇编为《天学初函》出版了。于是，李之藻等人弄出了“天学”的“新概念”，《刻天学初函题辞》[4]：

天学者，唐称景教……其学刻苦昭事，绝财色意，颇与俗情相盭，要于知天事天……所谓最初最真最广之教，圣人复起不易也。

就此，基督教成为了一个高大上的无所不能的东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之藻在《刻天学初函题辞》后的署名为：

凉庵逸民识。

凉庵，是基督徒李之藻的教名；与此同时，他又自称“逸民”。二者相合，就颇有一番味道了。

基督徒李之藻抛弃中国名，改用教名，这好理解。

那么，何谓“逸民”？逸民有二：一是亡国之民；二是拒绝与朝廷合作的人。第二种又有两种：一是求仙修真不问俗事之类的方外之人；二是奉行“良禽择木而栖”的人，若君主贤明便出来一展宏图，若朝政昏乱就退隐江湖不陪皇帝玩。李之藻自称“逸民”，属于哪一类？

同样不多见的是，李之藻在自称“凉庵逸民”的同时，没有署明时间：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奉朝廷正朔，忘记了自己是大明的子民。

李之藻只是“忘记”了自己是大明的子民，而有官至福建巡抚的高官，在与耶稣会士的信件往来中，不再做大明的子民：

……巡抚签署的来信除签名外，还使用了耶稣诞辰纪年[5]。

至此，我们再来玩赏曾与徐光启同时担任宰相的郑以伟的一首诗，便能领会徐光启等人紧盯朝廷的天文历算的原因了，《送李我存太仆以修历赴召并讯徐玄扈宗伯与太仆同与历事》：

尧天再辟开琼宇，

卿月亲烦在玉衡。

知采耶稣资敬授，

农时予亦乐躬耕。[6]

郑以伟在庆祝李之藻与徐光启主持修历之时，说出这样一番话，意思再明白不过：他们，包括李之藻（李我存）、徐光启（徐玄扈），要通过修历，来实现以耶稣取代尧舜的目的----以耶稣天取代尧天，以耶稣取代尧舜。

正如郑以伟所说，他们是耶稣的子民，他们心中已经以耶稣天取代尧天。

这，就是李之藻所谓的“天学”的实质。

崇祯五年五月，徐光启与郑以伟一起，晋升为宰相了，《明史·徐光启传》：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

自此，崇祯朝朝政完全被基督徒把控。毫不意外的是，崇祯朝的天文台彻底落入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基督教徒之手。

清朝建立前后，大批洪承畴之流的明朝高官投靠清廷做了高官。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之后，清廷又接管了崇祯朝的早已“基督化”的天文台及其原班人马。

《清史稿·汤若望传》：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釐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

据前所述可知，直到徐光启等人完成“翻译”、“制器”之后的崇祯三年底，汤若望才抵达北京。汤若望满口谎言，竟然把徐光启等人“用西洋新法”“修历”的功劳归于自己。多尔衮等满清高层信以为真，下令由汤若望主持修历。多尔衮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汤若望的话，他下令大学士冯铨去监督实测。汤若望装模作样地到观象台测验了一番之后，就确定了汤若望的地位。顺治元年十一月，汤若望就任钦天监的一把手。

汤若望的满口谎言，包括多尔衮在内的满清高层，当然不知真假，他们只能听汉臣的。钦天监的大小官员门知道真相，但是他们都不会说。更重要的是，知道实情又拥有主导权的，三位投降清朝的三位前明高官，此时担任清朝的大学士：洪承畴、冯铨、谢升。

洪承畴是众所周知的人物，而冯铨、谢升都曾是明朝的大学士即宰相，明亡后他们主动降清。

洪承畴的真实身份，并非仅仅是著名的降清“汉奸”。他有三点特别重要的信息：第一，他是福建南安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保护伞、明朝首辅叶向高的同乡；第二，他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铁杆“好友”、明朝大学士吴道南的门生；第三，他与坚定的基督徒、“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林欲楫是儿女亲家，林欲楫的女儿嫁给了洪承畴的独生子洪士铭。第三点至关重要，由此我们可以肯定，洪承畴全家皆为基督徒。

冯铨于天启五年官至大学士这只是他的表面身份。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叶向高、徐光启门生，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值得强调的是：明朝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是徐光启等人进行基督教传播的核心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细说。

正是这些人精心运作，就在这改朝换代的特殊时刻，耶稣会士汤若望及其西洋“天学”悄悄地变成了“正统”。

《清史稿·洪承畴传》：

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承畴从。既定京师，命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旋与同官冯铨启睿亲王，复明内阁故事，题奏皆下内阁拟旨，分下六科，钞发各部院。九月，上至京师，与铨及谢升奏定郊庙乐章。

《清史稿·冯铨传》：

顺治元年，睿亲王既定京师，以书徵（冯）铨，铨闻命即至，赉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与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复明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定郊社、宗庙乐章。

《清史稿·世祖本纪》：

（五月）辛丑，徵故明大学士冯铨至京……六月丁巳朔，令洪承畴仍以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佐理机务……甲申，迁故明太祖神主於历代帝王庙。乙酉，铸各官印兼用国书……秋七月丁亥，考定历法，为时宪历……癸巳，以迁都祭告上帝、陵庙……是月，建乾清宫。……（八月）乙亥，车驾发盛京……壬午，徵故明大学士谢升入内院办事……（九月）甲辰，上自正阳门入宫……庚戌，初定郊庙乐章……壬子，奉安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神主於太庙。冬十月乙卯朔，上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初颁时宪历。

结合《清史稿·汤若望传》中“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可知：以清代明的改朝换代的重要制度，尤其是包括历法在内的“礼乐”制度，出自洪承畴、冯铨、谢升三人之手。

自此，清朝的天文台被耶稣会士全面控制，《清史稿·职官二》：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四科，置监正、监副、五官正、保章正、挈壶正、灵台郎、监候、司晨、司书、博士、主簿等官，并汉人为之，行文具题隶礼部。是岁仲秋朔日食，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

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八年，复罢光先，以南怀仁充汉监正，更名监修，用西法如初。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大意如下：

1.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 1644年），清朝设立钦天监，其主要职位均由汉人担任。不久，耶稣会士汤若望成为了天文台负责人。

2. 康熙三年，天文科（天文台下属机构之一）设置满洲职员5人。

3. 康熙四年（1665年），天文台和朝廷其它机构一样，设满、汉两个一个手。康熙八年（1669年），由西洋传教士南怀仁来充任（代理）汉人的一把手，即汉人失去了一把手职务。

4. 雍正三年（1725年），西洋传教士戴进贤，正式担任汉人的一把手，即不再是“代理”，标志着汉人彻底失去一把手职务。

5. 雍正八年（1730年），专门为西洋传教士增设一名天文台副台长。

6. 乾隆十年（1745年），正式确定天文台副台长由满、汉、西洋传教士三方平均分配担任。乾隆十八年，走得更远。

7. 道光六年（1826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汉人终于可以担任天文台台长了。

就此，耶稣会士及其中国教徒全面控制了天文台并渗透到朝廷，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

在清朝，耶稣会士把持天文台到了怎样的程度？答案是：吓死人！

明朝覆亡后，耶稣会士汤若望捧着徐光启等人编制的历法，在明朝旧臣的引荐下，任职于清朝，顺治元年底，正式就任钦天监监正。接下来，不断升职，加太常寺卿、光禄大夫等头衔。顺治十五年，位居一品，与宰相同一级别；次年又被赐“通玄教师”，实际地位达到了人臣之巅。

乾隆时期管治过澳门的官员印光任、张汝霖所著的《澳门纪略·澳番篇》：

我朝顺治元年，命用西洋历法。澳中精于推算者，时时檄取入监……有赐爵至侍郎者，南怀仁兼工部侍郎，戴进贤兼礼部侍郎，其余为监正、监属者不可胜数。今监正刘松林、右监副郎顗、监副鲍友管皆西洋人。三巴寺僧世习其业，待其学成，部牒行取。香山县护之如省督抚，资遣入监。

这是说，清朝将耶稣会的澳门的教堂，作为朝廷天文历算人才培养基地！这段话，包含着以下内容：

1. “三巴寺”是耶稣会驻中国地区的“总舵”；

2. 清朝朝廷天文台台长、副台长、骨干人员，全部是“三巴寺”培养出来的西洋人；

3. 西洋人在这里学习天文历算，学成后，朝廷就发文件，召他们到朝廷的天文台工作。

4. 凡是“三巴寺”的入京人员，由香山县政府给足经费，把他们当做督抚一样护送入京。

5. 不少耶稣会士在朝廷做了大官，如南怀仁位居工部侍郎，戴进贤位居礼部侍郎。须知，清朝只有六个部，六部的侍郎，实际地位远高于当今的正部级。

从下面《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82）》的一张表（其中的“职务”信息不完整，尤其是前四位），可以看出，自清朝顺治年间，直到1826年，清朝的钦天监，完全被耶稣会士所把持。事实上，下表仅列举了担任高级职务的西方传教士，并未包含在钦天监担任一般职务的西洋人。

我始终不明白，长期流行、某些专家张口即来的“清朝闭关锁国”之类的“定论”，不知依据在哪里？

清朝的天文台完全被耶稣会士实现了精神控制。早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满钦天监监正愤怒地向皇帝举报：

他指控钦天监二十多位下级官吏为基督教徒，以便使他们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7]

按《清史稿·职官志》，钦天监正式编制87人（不含100名天文生）。鉴于在主要岗位被耶稣会士占据，不难看出，其它主要岗位的中国官吏基本成为了基督徒，他们不再听从中国官员的指挥，而是听命于耶稣会士，不再为中国服务。即便是在传教士撤回欧洲二三十年之后，这些供职于钦天监的中国基督徒依然坚守他们的“信仰”。这里列举一个著名事件：

咸丰三年三月十五日（1853 年4 月22 日），钦天监五官司书王朝柱秘密地给定郡王载铨上了一道禀文……五官司书王朝柱通过密禀，指控同在钦天监任职的监左贾洵、五官正方声龄和博士孙锦盛、王士芳等奉习天主教，现已“阖署皆知”。禀文当中，他还把清军的军事溃败与这件事联系起来，他认为“现在外省府城失守，多系奉习天主教人为内应”……载铨接到密禀，当天（十五日）便给咸丰帝上了奏折，并表明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载铨认为：贾、方、孙、王四姓的上辈们“有自前明时即系入天主教者”……载铨又把贾洵人等召集到自己家中进行了一番安抚，让他们“安分当差，不必心存疑虑”……[8]

鸦片战爆发十余年后的咸丰三年（1853），定郡王载铨根据举报，经过调查，确认钦天监的四名官员是基督徒----他们多为明朝钦天监官员的后人。举报者强调，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座座城市失陷，多与中国基督徒为英军内应有直接关系。由于此时的清廷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不得不对这几名基督徒以安抚了事，而不敢依法处置。

历史事实证明，清朝的钦天监事实上成了为欧洲服务的机构。

研究结果表明, 《清朝文献通考》中的日月食记录并非是钦天监观候结果的实录, 而是直接抄自预报。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 现存清钦天监的交食观候报告绝大多数反映的并不是所谓‘客观的观测结果’。[9]

在康熙六十年到咸丰之前( 即1721至1851年之间), 清朝的交食预报仍然存在较为可观的误差。以对日食初亏、食甚和复圆三个食相发生时刻的预报为例, 平均误差依次分别为6.6、6.6和7.2分钟, 接近半刻, 不少预报结果的误差达到10分钟甚至15分钟( 即1 刻) 以上……而另一方面, 从耶稣会士寄回欧洲发表的部分交食报告来看,在康熙五十八到乾隆十六年( 1719--1751 年) 之间的三十多年里, 他们对日食三个食相时刻观测的平均误差依次只有0.035、0.023 和0.044 小时( 即2.1、1.38 和2.64 分钟), 远远小于上述预报的平均误差。[10]

耶稣会士控制的清朝钦天监的天文观测数据，留在中国的不是“客观的观测结果”，而耶稣会士寄回到欧洲的却是“客观的观测结果”，而这些结果自然成为了欧洲的科技成果。

经过耶稣会士持续百年的剽窃、消化，西方终于有了自己的天文学机构。

当时欧洲人通过来华传教士了解到中国的钦天监后，还非常欣赏钦天监这样的机构形式，甚至在17世纪60年代，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之时，中国的钦天监还曾被作模仿的对象。[11]

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也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座天文台。康熙十四年（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又过了若干年后，这两个天文台才进入正常运行。就这样，西方开始有了天文学这门学科。

前面说过，在古代中国，“天文学”是一切学术的源头，是唯一可以让皇帝敬畏不已的学术，唯一可以改变自天子以致庶民言行的学术。就在明清之交，中国“天文学”的话语权，被拱手交给了耶稣会士。

经过两百年的如此折腾，终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清史稿·时宪一》：

乾隆以后，历官能损益旧法，廷栋一人而已。

乾隆以后，在中国，从朝廷到民间，再也没人精通天文历算，几千年来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天文学终于被玩废了，与之相应的是数学和基于数学的科学技术全面衰落。（参阅：清朝科技是如何落后于西方的）

其实，科学技术的暂时落后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民精神上出问题。

早在清朝的顺治年间，随着耶稣会士们成为了皇帝的座上宾，清朝大批王公贵胄拜倒在西洋“天学”面前，加入了基督教会：

当柏应理神父离开北京，返回欧洲时（1682年），耶稣会神父已经拥有1所总院、内廷内有两座受到皇帝庇护而建立起来的教堂……在耶稣会进入中国的一个世纪后，已经在全境建起了约200座得到官府认可的教堂和24所会院，此外还有3所已经开始运作的总院、无数的堂口和传教点。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了26万。[12]

伴随着清朝“内廷内有两座受到皇帝庇护而建立起来的教堂”，早在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听命于耶稣会士的中国基督教徒人数就多达26万人。

《清史稿》也证实了这一点：

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余所。[13]

康熙时期，尽管允许南怀仁等传教士信奉天主教，但是，法律上是禁止天主教传播、禁止各省建立教堂的。事实上，康熙时期的禁令流于形式，那时，各省公开传教的教堂就已经有三十多所了。1840年时，中国的基督教徒该有多少？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晚清的不少王爷贝勒尚书就是基督徒。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晚清的不少王爷贝勒爵爷尚书就是基督徒。（这里不方便展开，读者可以上网查查）

鸦片战争时期，英法军队带着精确的中国地图和城防守备图，对中国沿海城乡实施了精确打击。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期间，一边是清军不战而逃，另一边是：朝廷里“反战”声音此起彼伏，民间的基督徒则积极充当翻译、为英军通风报信。

稍加注意我们就能发现，自1840年以来，由于朝廷内“反战”声音十分强烈，没有一次反侵略战争是以举国之力背水一战；没有一个丧权辱国条约，是在战争打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之后签署的。晚清著名的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统统是“局部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规模，相对于幅员辽阔中国，不过是一场海盗掠夺的战争。就这样，清廷竟签署了割地赔款的条约，开启丧权辱国之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精锐之师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国；

左宗棠主持的收复新疆战争，这场意义巨大的战争，经费、武器、兵源等，主要是左宗棠自行筹措组织的。

中法战争时，海军未作任何动员，陆军精锐没动一兵一卒。在战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冯子材军是临时招募来的。

甲午战争，是日军与淮军之间的战争，而淮军的首领李鸿章自始至终只下了一个字命令：撤。（关于晚清以来对外战争，详情参阅点击：《李鸿章式洋务：跪洋祸国，制造甲午惨败将中华推入深渊》）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手握重兵、精兵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高层精英，拒绝对列强开战，使之再次成为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

自1840年以来，清朝先后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琉球事件、马嘉理事件、伊犁事件、甲午战争、庚子赔款、拉萨事件等8次战争赔款，累计支付赔款达13亿两白银。清朝正常年景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约0.8亿两白银，这就是说，晚清对外赔款是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的16倍以上！

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数千年积累的财富，包括数以十亿计的银两，以战争赔款、鸦片款的形式，输送到了西方。就此，中国从从令世界仰慕的天朝上国，沦为积弱积贫的东亚病夫。

待续

[1]《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