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9：徐光启之流为什么对耶稣会士“深信不疑”？
续上：
徐光启之流为什么对耶稣会士“深信不疑”？
经常有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进士出身、知识渊博、位极人臣的徐光启等人，为什么会相信那些愚昧无知的耶稣会士，并且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
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
例如，眼下，美国抗疫不行，中国抗疫很行，为什么有些人依然崇信美国，并且坚信美国医学发达、管理科学？
再如，在一千年前还是茫茫大海的地方“出土”了二千年前的古埃及“罗塞塔石碑”，在西亚“出土”了四五千年前的巴比伦土坯砖“泥版文书”，诸如此类的西方“考古学”成果，为什么有些人深信不疑，并且坚定地维护？
人一旦陷入迷信，就不能用正常思维来分析解释了。
（1）贪财的徐光启
徐光启很爱钱。
在《徐光启集》中收录了徐光启在京做官时给家人的15封家信，指导家人如何发财的有11封。
例如，万历三十九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桑树看来今年可养得三四十筐矣。自家无人养得许多，可卖了些叶如何？……必要湖州人来看火做丝方好……雇了一两年，人都学会了……[1]
远在北京的徐光启，估计家里当年可以收获三四十筐桑叶，家里养蚕一定用不完，于是，建议家里把多余的桑叶卖掉。徐光启打听到湖州人有更高超的养蚕技术，于是，叮嘱家人雇佣湖州人养蚕，家人要跟着学，用一两年时间，学会后就辞掉他。
又如，万历四十一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城中的宅子又如何？我回时必要经营……又郊居必要种田，城外又无田如何？可一斟酌报我。我回家还要寻得一处有田、有屋、有池的方妙……[2]
这是在叮嘱家人好好寻访，看看哪儿有值得买下的产业：不仅要在城里买下大大的宅子，而且还要在郊区买下一处绝好的产业----有田、有屋、有池的好地方。
又如，万历四十一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其一在天津，荒田无数，至贵者不过六七分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其一处在房山、涞水二县，此则每亩价二钱……今只得要归，且两处各有可托的相知，寻觅来都不误，所以为妙也。[3]
徐光启发现天津、房山、涞水等地有许多廉价的荒地，于是立即出手，大量买进。然后雇佣可靠的人手，帮助打理。
又如，万历四十四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每年要）拣极好桑留一两科，采极熟椹子晒干，寄到北边种，北土桑出种不好故也。[4]
徐光启觉得自己在北方的大片土地的赚钱不够多，于是，要家人精心选取优质的桑树种子寄给他，他要在北方种桑养蚕，使自己北方的土地获得最大的产出。
几个月后，他给家人写信道：
天津早收得三百石，豆约有五百石，尚未见报数来……头蚕春旱，所以收了；二蚕必天多雨时吃了湿叶，所以坏了……北边绝无梅雨，最宜蚕，所以急要种桑。[5]
首先，告诉家人北方土地的收获情况，不过，这是他估计的数字----足见徐光启对土地产出之上心，他家的雇工想骗他绝无可能。接着，他又畅谈了在北方种桑养蚕的可行性、重要性、必要性和大好前景。
（2）有钱的耶稣会士
众所周知，16世纪以来，西班牙、葡萄牙人通过在美洲、亚洲殖民掠夺，富甲全球。因此，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有的是钱。
许多人阅读过《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过，利玛窦明确地记录了这一点：他是依靠一路的行贿送礼，在众多高级官员们的庇护下，潜入内地、闯入京城、进入朝廷高级官员的交际圈的。
位于澳门的耶稣会“总院”，为利玛窦等人的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在内地的耶稣会士，不断地往返于澳门，向利玛窦等人运送钱财：
利玛窦神父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团的第一任长上。随着对中国人秉性经验的增多，他尽一切努力将天主的圣律引人京廷……为了整个旅途体面，需要大量的开销和礼物来获得或维持与官员们的友谊。为此，郭居静神父乘船返回澳门，受托与那个总院的神父们商办此事……总院的新院长阳玛诺神父对新开辟的中国传教团充满了爱戴。他不仅阔绰出手帮助维持着3个会院，还大力促进北京宫廷的伟业，为此提供了其他珍奇物品，丰富了给皇帝的礼物。[6]
利玛窦等人依托足够的财力，成功地“获得或维持与官员们的友谊”。
他们二人（笔者注：指利玛窦与庞迪我）终于胜利地留在了京都，赢得了(目前得宠，大权在握)阁老的全力支持，建立了密切关系。对神父们而言，这位阁老如同一擎天支柱，坚定地支持他们面对一切(既不小，也不轻的)困难。他们在京廷获得了居所，并在内起建了教堂。北京的大人物个个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登门造访。[7]
这里提到的“阁老”，就是万历首辅即第一宰相、并且多年担任独辅即唯一的宰相的叶向高。他为耶稣会士在明朝的公开活动并蔓延到全国各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耶稣会士也没有亏待叶向高，他们给叶向高送去了大批的昂贵礼品。例如，利玛窦死后，在叶向高的授意下，经过一批高官的运作，不仅解决了利玛窦的葬地，而且由朝廷提供安葬经费。钱和地，都是小事，重要的是政治意义，这标志着利玛窦赢得了盖棺定论，耶稣会获得了官方的公开认可。为了感谢叶向高及其属下的辛勤劳动，庞迪我给他们送去了一批精美的象牙雕。[8]
耶稣会士不是一般的行贿者。拿他们的钱财拿多了，必将终身为他们服务。
叶向高在位之时，一直利用权力为耶稣会士服务。叶向高退休回福建老家的时候，耶稣会士艾儒略随他到福建传教。有了叶向高的庇护，艾儒略等人在天高皇帝远的福建如鱼得水，福建的大小官员、退休官员、秀才举人等等，络绎不绝地拜倒在艾儒略的脚下。因此，福建成为了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大本营，福建籍的基督徒是耶稣会最信得过的“买办”，他们直接服务于耶稣会澳门总院：
其（澳门）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9]
叶向高去世后不久，艾儒略出版了一部书《三山论学记》，说是艾儒略通过对话彻底说服了叶向高，叶向高承认基督教义远比儒学高明。叶向高依靠儒学获得进士出身，官至首辅、名满天下、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他说基督教义远比儒学高明，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三山论学记》的内容，无疑是伪造的。在此之前，叶向高已与耶稣会士密切交往至少二十年。这样的“论学”，何须等到福建才进行？其中讨论的大多是小儿科的内容，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带着耶稣会士艾儒略回乡，第二年叶向高的长孙叶益蕃建造了福州的第一家天主教堂三山堂，一家人公开亮明基督徒身份。
《三山论学记》的本质是，以叶向高的终身荣誉为耶稣会士的传教事业背书，死了也得为耶稣会服务。
（3）迷信的徐光启
前面，我们说过，耶稣会士宣称，欧洲人的“医学”即所谓的“西医”，与中医完全一样，是切脉诊病，而且根据欧洲没有的二十四节气来对症治疗。（参阅，点击：《铁证如山：明末耶稣会士剽窃中医，伪造译著，虚构出西洋医学》）
那么，耶稣会士口中的西药又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中药配方，不过有点搞笑。
这里举一个徐光启在耶稣会士庞迪我指导下服用中医药的例子。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光启给家人写信：
庞先生教我西国用药法，俱不用药渣。采取诸药鲜者，如作蔷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药之精英，能透入脏腑肌骨间也。但我处无各种鲜药，今亦择常用者，多方觅取道地之种种之。如六味地黄丸、人参固本丸之类，此常用者。[10]
庞迪我告诉徐光启，西方人治病时，从来不对药材进行炮制，都是食用新鲜的药材，可以收到神效。徐光启认为，按照庞迪我所说，吃刚刚采来的鲜嫩药材，吃下去的都是药材的精英，能够透入脏腑肌骨之间。因此，徐光启根据自己常用药的配方，准备寻找相关的药材种子，自己种植，到时候全部吃新鲜药材。徐光启的常用药是什么呢？答案是：六味地黄丸、人参固本丸之类。
徐光启还要家人给他去找天门冬、生地、何首乌等等种子，捎给他，以便他种植后生吃。
这一例子尤其值得西医药迷们研究学习：
1. 明朝末年，西医用的也是中药材----植物药；
2. 耶稣会士庞迪我指导徐光启吃的药，也是地道的中药配方，如六味地黄丸、人参固本丸；
3. 尽管配方来自中医，西医有点“改进”：靠吃鲜花、嫩草来养生、治病。
新鲜的药材不经炮制，就能服用、治病？这也信？但是，徐光启就信了！他不仅信了，而且还告诉家人也这么办。
对于徐光启这样的行为，结合徐光启为耶稣会死心塌地地所做的一切（参阅点击：《明朝末年，欧洲不具备诞生《几何原本》的基本条件》《《几何原本》作者是徐光启，托名利玛窦而已》《系列7：复盘徐光启主持修历过程：伪造译著和西洋历法》），唯一的解释是：迷信，精神被控制了。
（4）耶稣会澳门总院
人们往往以为，耶稣会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事实并非如此。
明清时期，耶稣会在澳门设立了他们的“大中国区”总部，即耶稣会澳门总院，负责对这一地区的“传教士”的统一领导。
与人们的一般印象不同，耶稣会澳门总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会组织，而是澳门洋人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有军队、有执法裁判权、有对洋人收取税收的权力。
其（注：指澳门）户四百二十有奇，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内刺兵一百五十名。其渠目，兵头一，掌兵；理事官一，司库；判事官一，司狱；而总领于番僧一人。其教号天主，其业惟市舶。[11]
自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到清朝乾隆十年，澳门的洋人发展到420余户，共3400余人，其白人是主人，黑人为奴隶。他们主要依靠贸易为生。耶稣会澳门总院才是他们的真正主人，其教长才是最高首长，其下属，有一名军事指挥官，掌握着150名士兵；有一名财务官；有一名司法官。
一切的决策权，均属于耶稣会澳门总院“三巴寺”的“法王”。
“法王”在澳门建有城墙、炮台，拥有大小76门炮。这150名士兵皆为正规军，其首领由驻东南亚的军队委派，三年一换，主要负责保卫法王安全和日常城防。“法王”的军事力量当然不止这150人，因为不时与荷兰人发生战争，一旦需要，法王还能调集在东南亚的舰队参战。
“法王”对澳门洋人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凡是不听招呼的，可以用刀砍死，可以用火烧死，还可以绑在炮口用炮弹将其碎尸万段：
三巴寺僧削发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有大事、疑狱，兵头、蕃目不能决，则请命。命出，奉之惟谨。……其刑，或戮，或焚，或缚至炮口而烬之。[12]
“法王”不仅对所有洋人船只收税，而且澳门的房产皆为“法王”所有。仅仅通过房产出租，耶稣会澳门总院每年获取巨额房租：
每肆一区，岁租蕃钱十余元，蕃寺通岁所入几万元。[13]
显然，耶稣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组织”。
来华的耶稣会士，全是这个“法王”的下属，包括利玛窦、汤若望等等。
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仅是一般的“传教士”吗？
（5）耶稣会的纪律
查阅词典，英文Jesuits 释义为：耶稣会、耶稣会士；而Jesuit 释义为：耶稣会信徒、阴险的人、间谍。
可见，在英语里，耶稣会信徒、阴险的人、间谍是一回事。
显然，真实的耶稣会、耶稣会士，并不简单。
稍稍梳理一下徐光启的著作，我们就能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徐光启在京做官，屯田天津，回乡闲居的时候，始终至少有一位耶稣会士“陪同”在徐光启的身边。前面所说的“西药配方”，就是耶稣会士庞迪我在跟随徐光启屯田天津期间，传授给徐光启的。
我们还能发现，李之藻也是享受着这样的待遇。李之藻之子李次虨在《名理探序》中说：
惟忆曩侍先大夫，日聆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先大夫自晤利（玛窦）先生京邸，嗣后宦辙所之，必日偕西贤切劘扬扢。[14]
李次虨说，自从李之藻加入耶稣会之后，无论李之藻到哪里，都有耶稣会士陪伴而行，因此，他自小就天天见到耶稣会士。
是耶稣会士与徐光启、李之藻二人的关系太好、太密切吗？未必！
在《口铎日抄》中，耶稣会士艾儒略告诉中国信徒们，耶稣会有这样的“组织纪律”：
入会后，须各守规，又使一人密察其过，无论大者不敢逾闲。即一言一动，稍违理道，便不容隐。[15]
每一名教徒，都被耶稣会安排的人秘密监视着，即人盯人。那些身份普通的中国教徒，人人都被别人暗中监视着，每个人也领受了暗中监视他人的任务。由于徐光启、李之藻是高级官员，所以由耶稣会士亲自昼夜陪同。时时刻刻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提醒、督促每一名教徒在精神上绝对服从“天主”：
夫天主之恩若此，子等宜何如爱慕图报，以无负主恩者乎？……凡一身之上至头目，下迨手足，有敢不遵循规诫，而违背主命者乎？……悉翕合上主之心，乃可已。[16]
每一名教徒必须绝对服从“天主”的旨意，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报效“天主”的恩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前所述，徐光启“翻译”的中文著作，一部又一部地寄到了欧洲。同样的，李之藻也是如此。
弟子未效微劳，竟蒙诸先生投书上闻……迄今圣教犹未大行华土，思之黯然。吾等既奉天教，轻忽怠惰，有负厚望，得无罪耶？……谨具诸公大作刊本并弟子近岁小著数册奉敬。[17]
李之藻的工作情况，有人时刻上报耶稣会。得知获得“奖励”后，李之藻激动不已，在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打算后，表示一定要让基督教传遍中华。于是，李之藻把自己“翻译”的中文著作，一部又一部地寄到了欧洲。
待续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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