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答儿童的终极问题：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编辑：刘启豪
视觉设计：大西
儿童节刚到，“过节证”就在朋友圈刷屏了，为了让粉丝和用户们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各种形式的童年回忆，毫无意外的，它们都带着一层单纯天真的滤镜。
“无忧无虑”是许多人怀念童年的主要原因，带着当代人快节奏生活的眼光回望，童年好像一团蓬松甜蜜的棉花糖。但孩童的世界其实并不缺乏问题的困扰，而且由于没有繁杂俗世的阻隔，他们思考的常常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穷人和富人”这样一些很深奥，很本质的问题。在成长的过程中，逐年积累的阅历给了我们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但仍有一部分始终悬而未决。
“为什么要上学？”或许是最常出现在孩童脑海中的天问，为什么一定要用阅读书籍的方式学习知识？为什么一定要到学校里，和同学们呆板地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教授下学习知识？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散文集《在自己的树下》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并不是以议论文的方式，而是回到自己最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讲述是什么经历给自己带来了启发。
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中，我曾两次思考这个问题，十分幸运的是最终都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认为那是我一生遇到的无数问题里，寻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最初，我没有怎么考虑过孩子为什么要上学的问题，反倒很怀疑，孩子是否一定要上学。当时我十岁，是在秋天。那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接受的一直是我们相信我们国家最强大最有力量的教育，说日本天皇是个神，然而战后我们明白了，其实天皇也是人。
敌国中的美国，是我们最害怕，也最憎恨的国家，可是现在，又是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要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最需要依赖的国家。我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对的。可是战争刚结束一个月，我就不愿去学校上学了。
因为直到仲夏，一直说“天皇是神，要向天皇的照片顶礼膜拜，美国人是恶魔，野兽”的老师，竟然十分自然地开始说起完全相反的话来，并且也没有对我们做一些诸如以前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之类的交代。他们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是那么自然而然。
进驻的美国兵乘坐着几辆吉普车开入林木密布的山间小村落，那天，就在我们出生的地方，学生们摇着自制的星条旗用英语高呼“HELLO”，站在道路的两旁，夹道欢迎了他们。我呢，从学校跑出来，跑到森林中去了。
从高处俯视山谷，小模型一样的吉普沿着河边的道路开进了村庄，如同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脸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他们的“HELLO”喊声却听的真切，我流了眼泪。
从第二天早上起，一去学校，我马上就从后门出去直奔林子，一直到傍晚，都是我一个人度过。我把大本的植物图鉴带到林子里，在图鉴中寻找着林子里的每一棵树的名字和特性，并把它们一一记在心里。
我们家做着与林木管理有关的工作，我记下了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应该是对将来的生活有益的。林子里树木的种类实在太多了，这么多的树都有各自的名字和特性，我觉得十分有趣，简直着了迷。
我不打算去上学了，在森林里一个人对照植物图鉴记树木的名字，了解他们的特性，将来就可以靠这些知识生活了。再说，我很清楚，从心里喜欢树，对树有兴趣，能和我一起谈论它们的人，无论老师还是同学，一个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学校，学习一些和将来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呢？
秋季的一个大雨天，我照常进了林子，雨越下越大，林子中到处流淌着从前没有的水流，连道路也坍塌了。天黑了，我没有走出林子，并且开始发烧。第二天，是村里的一个消防队员在一棵大的七叶树的树洞里面发现了昏迷的我，把我救了出去。
回家以后，烧并没有退，从邻村来给我看病的医生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药可以治。”这话仿佛是有人在梦里和我说一样，我都听到了。医生放下我走了，可是妈妈，只有妈妈，对我没有丧失信心，一直看护着我。
有一天深夜，我虽然还发烧，却从长时间的昏迷中清醒。我躺在塌塌米上面，妈妈坐在枕头旁边盯着我看。
“妈妈，我会死吧？”
“你不会死的，妈妈在这样为你祈祷。”
“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没救了么？我会死的。”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就是死了，我也好再生你一次，所以，你不要担心。”
“可是，那个孩子和我不是同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人。我会把你从生下来之后的到现在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做过的事情全部讲给新生下的你听。这样两个孩子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孩子了。”
妈妈的话我好像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心里却宁静下来，安安稳稳的睡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慢慢康复，到了初冬，我开始想上学了。
|《在自己的树下》，南海出版社
不论是在教室里上课还是在运动场上打战争结束后开始流行的棒球，我经常会有一个人发呆想事情的时候。现在活在这里的我，是不是发了高烧死去之后又被妈妈再一次生出来的孩子呢？我现在的记忆是不是由妈妈讲给那个死去的孩子所看到，听到，读到的东西和他经历的一切事情形成的呢？并且，是不是我继续使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语言在想事情，在说话呢。
我还经常想，教室里，运动场上的孩子们是不是都是没有长大就死去的孩子呢？他们又被重新生出来，听到死去的孩子们的所见所闻，按照他们的样子替他们说话。我有证据：那就是我们都用同样的语言说话。
并且，我们是为了让这种语言完全成为自己的东西才来到学校学习的。不仅仅是语文，就连自然科学，算术也都是这一继承必须的。如果只是拿着植物图鉴和眼前的林木去对照，那么就永远不能代替死去的那个孩子，只能和他一样永远不能成为新的孩子。所以我们才都来到了学校，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
现在我又想起了一件我成人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的长子是个叫做光的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头部异常，后脑勺又一个看上去和脑袋差不多大小的包。医生把它切了下去，并且尽可能使大脑不受影响的缝合了伤口。
光很快长大了，只是到了5岁还不会说话。相反呢，他对声音的高低，音色的厚薄特别敏感。比起人的语言，他首先记住的是许许多多鸟儿的叫声，而且他一听到鸟的歌声，就能说出鸟的名字来。鸟的名字，他是从唱片上学来的。这是光说话的开始。
|几米漫画作品
光7岁的时候才上学，进入了特别班。集中在那里的孩子，身体上都有不同的残疾。有的总是要大声喊叫，有的不能安静，要不停的动。一会儿撞到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从窗户望进去，看到光总是用手捂着耳朵，身体呈现僵硬的姿态。
于是已经是成年人的我又问自己孩童时期的那个问题，光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学呢？孩子只懂得鸟的歌声，又喜欢父母教他鸟儿的名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回到村子里面去？在林中盖个小房子，我按照植物图鉴确认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光听鸟儿的歌唱，妻子呢，就在一旁画我们的速写，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可以呢？
解决了这个摆在我面前的难题的竟然是光。
光进入特别班之后不久，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不喜欢噪声的小朋友。于是，两个人便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面互相握着对方的手，一起忍耐教室的吵闹。
不仅如此，光还开始帮助这个活动能力比他差的小朋友去上厕所了。能帮助小朋友做一些事情，对光来说，实在是种充满新鲜感的快乐体验。渐渐的，他们两个人开始距离其他孩子远一点的地方摆上椅子，一起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了。
又过了一年，我发现超越了鸟的声音，人类创造的音乐开始成为光可以理解的语言了。他甚至能从播放过的曲子里面记下朋友喜欢的曲目的名字，而且回到家里还可以找到这张光盘。老师也发现这两个平时很少开口的孩子的语言之中，已经出现了巴赫，莫扎特的名字。
|几米漫画作品
从特别班到养护学校，光是和那个孩子一起上的。在日本读完高三，智障孩子的学校教育就结束了。毕业前夕，老师要为大家举行告别会，作为家长，我也去了。
在毕业典礼的宴会上，无数次听到老师说从明天开始不用上课了的光说：“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光说完，朋友也说，是啊，真的不可思议啊。
两个人都如梦初醒似的，静静的微笑浮现在脸上。
光从小跟着母亲学钢琴，这会儿已经可以自己作曲了。我根据他们的这段对话写了一首诗，光把它谱了曲，这就是后来的《毕业变奏曲》。
现在对于光来说，音乐是他蕴藏于内心的深刻而丰富的东西，也是他将内心的情感向他人，向社会传达的唯一语言。这种语言是在家庭里发芽，在学校里发展成形的。不仅仅是语文，还要自然科学，算术，体操，音乐，这些都是深刻了解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语言。
为了学习这些，无论是什么时代，孩子都是要去上学的。我认定了。
文章选自大江健三郎散文集《在自己的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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