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王国维、陈寅恪与清华
一部电影，激起了全民的学霸情怀。
二十年代的故事落在泰戈尔和一众学术大家的历史性相聚，令人顿生钦敬，
六十年代的故事虽是全片华彩，却也有着民族和人性无法承受之重，
而西南联大的段落，则尽现中国学人最具生机的一段历史。
红土地上的茅屋和沟壑之中，云集了一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大师，也见证了一批大师的成长。危难之际，巨变之中，潜心治学，文脉不息。
西南联大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建成立。电影彩蛋中提到的名人许多都出自清华园，它以严谨之学风，得以成就传奇。
特选相关名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与清华园的故事，透过文字，触摸大师辈出的年代里那俊秀而严谨的清华。
| 罗素、吴宓眼中的清华之美
清华僻居郊区，无城内车马喧嚣，校内生活设施齐全且先进，“又与西山诸名胜相距咫尺，”是一处非常理想的读书、休养之地，吴宓称之为“世外桃源”。杜威、罗素均曾造访清华，并留下美好印象。
罗素评价“清华大学位于西山之麓，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筑……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我在清华的时间不长，对它的教学无从评价。但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清华图书馆
| 梅贻琦在清华——倒这个倒那个，但没有人倒梅(霉)
1931 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可谓就任于危难之际。那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动荡，清华师生赶校长、撵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梅校长却深得学生爱戴。无论什么时候，清华学生的口号都是“反对XXX，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此后不到10 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1937 年，国难当头，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时，寡言的梅贻琦讲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梅贻琦
| 曹禺在清华——什么都学、什么都记
清华有一种很好的风气，每个教授上课都指定许多参考书，就放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任学生自己去读。像王文显先生的戏剧课，就指定学生去阅读欧美的戏剧名著。清华图书馆为曹禺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戏剧天地。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他最如意的所在。每当坐下来，打开书本，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生动活跃的世界。他沉迷在这世界里忘记了一切。有时，连吃饭都忘记了。世界变得是如此绚丽多姿，美不胜收。特别是那么多戏剧书刊，很多是他未曾看到的，他真是如饥似渴地在吞吸着。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
他的老同学孙浩然这样回顾曹禺在清华大学的读书生活：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很少发言，他总是全在一边听，一边记。他什么都记，把那些警句记下来。笔记本上横七竖八，也记别人的谈话，他是博闻强记。他课内功课不是很好，他学好几种外语，又要看好多书，顾不上其他功课。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图书馆出来，也总是抱着一摞书，在路上碰到他，他也在看书。
——《曹禺的清华求学生活》田本相
曹禺
| 王国维在清华——除了授课外很少与人交流
王国维生性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时除了教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去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人，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人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分名节尊卑，不分老幼贵贱，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次，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有学生提议办刊物。王国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王国维的这“六不”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王国维
| 胡适破格录取吴晗，并为其申请工读机会
1931年，吴晗先后以文史、英文100分、数学零分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大、清华都有任何一门功课得零分就不录取的规定。北大据此规定没有录取他，吴晗接着报考清华，清华大学以他文史特别优秀为理由，破格录取了。清华大学这个决定轰动北大，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法学院长周炳琳为失去一个好学生而惋惜。
吴晗与妻子
1931年8月，吴晗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清华园。因其时他的家境进一步恶化，无力供他读书，胡适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字咏霓）、教务长张子高写了一封信，请清华校方对吴晗给以特殊关照。信文如下：
咏霓、子高二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
翁文灏收信后，即与张子高、文学院长冯友兰、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等商议，为吴晗在史学系安排了工作，整理前清大内档案，每月可得大洋25元。按当时北平一般平民生活，每月需大洋4元左右，足可供吴晗维持生活及交学费之用。
胡适
| 钱钟书在清华——狂妄自大、喜好臧否教授
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对老师学识的不足，敢于随意挑剔，推及一般普通人，就更瞧不起了。
据笔者走访吴组缃教授：有一次，年轻气盛、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斐云，1905—1980)，为钱钟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便有两位同学议论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不一样。”这两位同学，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吴晗。
钱钟书并且说：“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吴组缃在旁边听了，便“挑拨”说：“那你们上去讲呀！他那么狂，难道清华无人了？”赵万里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原计划讲十个专题的，却留出七八个专题让两个学生去讲，同学们都挺佩服赵先生富有雅量。对吴组缃的回忆，钱钟书照例没予完全认同，并私下里写信予以批驳。钱氏孤高自赏，晚年尤不欲别人跟着他沾光，然有时不免英雄欺人，恃其一言九鼎，肆意攻伐，艺术家之本性欤？
——《清华园中的钱钟书》李洪岩
钱钟书
| 陈寅恪在清华——喜欢听他课的人很少
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当在清华研究院结束之后。在此期间，他的学问虽好，名气却不够大。而一般人恰好是根据名气而非学问来衡量学者的地位，重耳学而轻眼学，学术界也鲜有例外。
清华研究院所出各种文书，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据说王位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祟，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钜细，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而陈屈居末席，则并非由于他到校最晚。
陈的辈分较梁、王低，称梁为‘世丈’。他所担任的指导科目，固然无人报考，就连主讲的两门普通演讲课程，能够心领神会者也是寥寥无几。牟润孙这样描述道:“当时梁启超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王国维的研究工作，虽然作的很笃实，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在研究院中讲授《说文》和《三礼》，坐在讲堂上，神气木讷，丝毫不见精采。……一般研究生对他并不欣赏，很怕听他的课。”“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
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王、陈二人既然门可罗雀，在研究院中日常陪着他们的只有两位助教。”据牟先生分析:“总起来看，梁、王都在研 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则几乎可以说没有。推想起来，大约由于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冷僻了、很少人能接受。”此话前半未必尽然，后半却不无道理。
——《桑兵：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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