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光焰｜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生長——非馬開創的獨特的新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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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burdened, 水松石山房主人，2016

◇原文刊登於《新大陸》詩刊 2004年12月85期

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生長

——非馬開創的獨特的新詩之路 

梁光焰

　有一種詩，讀來感覺離我們很近，它發奸擿伏，言我心聲，字裏行間透著真摯的關懷；有一種詩看了覺得新奇，它簡潔樸實，詩意奇崛，從頭至尾充滿了智慧和創造。這就是被譽為詩壇“異數”的非馬的詩。“異數”即是獨特，獨特就是創造。非馬詩創造是在民族傳統的基礎上，吸收改造現代手法，走著一條兩相結合的道路，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上生長。因而，非馬的詩既有喚醒功能，也有激發功能，它不但可以召喚沉澱的“民族記憶”，給人以似曾相識的震驚和深思，也可以激發人的警醒與創新。非馬曾在〈我的詩路歷程〉一文中說：“……用現代主義的技巧來表達現實的社會與生活，這確實是我多年來一直努力的方向。我替自己懸了一個高遠的目標：‘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至於能實現多少，只有看我自己今後的努力，以及讀者朋友們的鼓勵與鞭策了。”可見，這種兩相結合的創作姿態，一直是非馬的自覺追求。非馬開創了一條獨特的新詩之路，非馬詩創造為急需走出困境的新詩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非馬這種創作原生點，與他的天賦和教育經歷密不可分。在廣東潮陽老家時，非馬受過較好的國學教育。由於伯父捐了一大批圖書給非馬就讀學校，非馬成了該校圖書室的特權讀者，他因而能自由出入圖書室，幾年間讀完了幾百冊國學書籍。去臺灣以後，非馬憑藉自己非凡的天賦，進入當時名滿臺灣的台中一中，碰巧他的國文老師是圖書館館長，給他介紹了不少好書，國文的新學和舊學，非馬都受益頗深。留美以後，由於非馬興趣廣泛，博聞強記，他廣泛精深地接觸西學。非馬置身於兩種語言的世界裏，用母語寫自己的詩，翻譯英詩，也用英語寫作。因而兩種文化在非馬身上碰撞交流，他用敏銳的眼光和聰慧的大腦去選擇、去創造。可以說，非馬的天賦和生活經歷都是這個“異數”的出現的必然條件。

一

　在傳統中，非馬首先找到了現實主義精神。

　現實主義傳統是中國詩的主流，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詩精神。《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詩的源頭，“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便是把詩作為反映社會治亂的睛雨表。到了漢代，“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樂府詩和五言古詩，都有著豐富的社會內容和高度的思想性，繼承了由詩經開創的現實主義精神傳統。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現實主義為核心的“建安風骨”至西晉的左思、東晉陶淵明、劉宋的鮑照，一線貫穿，一直承遞到唐代。然後，杜甫把現實主義推向了一個高峰，“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這一憂一歎中，包含著社會和人生的滄桑，蘊含著巨大的社會生活內容，他的詩無愧於“詩史”的稱號。到了中唐、晚唐時期，元稹、白居易、杜荀鶴、聶夷等，更是呼籲“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自覺地發揚現實主義傳統。當文體由以格律詩為主轉向以詞為主流時，“文以載道”的現實主義精神依然堅挺，造就了一批憂國傷時，以國家為已任的詩人詞人，陸游、辛棄疾堪稱代表。到了清代，黃遵憲再一次發揚“詩界革命”，主張詩要有時代特點、反映現實，他把十九世紀末中國歷史的一切重大事件，全寫進詩中，充分發揚了身為改良派詩人真摯的愛國情操。《詩經》奠定的中國詩現實主義傳統成了歷代詩人自覺學習應用的典範。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詩精神的一面旗幟，這面大旗威風八面，淩風烈烈，它成了中國詩的特質和圖騰。

　非馬毫不猶豫地站在這面旗下，因而顯得光彩照人。非馬詩題材來源廣泛，社會生活的點點滴滴都能入詩。他用一雙充滿愁苦、憂鬱的眼，找尋人間的苦難；他有一副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的個性，批判世態醜惡；他有一顆聖潔、遼遠的心靈頌歌自由和理想。

　非馬曾說：“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和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非馬的一組非洲和中東題材詩，傾注了他的極大關懷和熱情。他寫中東難民，說“連黃沙／都熬不住焦渴／紛紛鑽入／難民的眼睛鼻孔耳朵與嘴巴／討水喝／卻發現都是些／被抽光了原油的枯井”（〈中東風雲〉）。想像奇特，描述冷靜，但冷靜的背後深藏著巨大的憂慮和悲憫；他寫非洲饑餓的兒童，說“一個大得出奇的胃”吸走了笑容、母親的淚水、皮下一點點肉，吸起了眼中的漠然和慘絕人寰的呼叫（〈非洲小孩〉）。他放大了饑餓標誌——胃。胃，這個正常的身體器官因饑餓異化成了巨型怪獸，吞噬一切歡笑與快樂，原本快樂的童年卻成了饑餓的犧牲品；〈生與死之歌〉寫索馬里小孩被活活餓死的慘不忍睹的場景。非馬還寫戰爭，他筆下的戰爭不是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而是苦難的根源。在〈越戰紀念碑〉中，詩人通過一個老婦人在萬人塚尋找戰死的愛子，撫摸兒子致命傷口這種母子之間的變異關係來揭示戰爭給普通民眾帶來的災難。除此而外，非馬還追問生命的苦難歷程，尋找民族的悲壯歷史，彰顯人生和歷史的悲烈意義。比如〈黃河〉：“根據歷史書上／血跡斑斑的記載／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其實源自／億萬個／苦難氾濫的／人類深沉的／眼穴”。非馬把苦難放大，然後再納入歷史長河之中。這種思維方式從整體上提升了非馬詩苦難情結的審美意義——他不是僅僅展示傷痛，更深層次上，他還在挖掘生命的慘烈與偉大。

　揭露批判醜惡同抒寫苦難是一致的，兩者相輔相成，互見要義。非馬的批判尖銳而廣泛，既有對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生殺予奪罪惡的控訴，也有對人生醜態和人性惡的刻畫。他寫〈投票：海地選舉大屠殺〉：“呼嘯的子彈／在空白的肉票上／打下一個個／血淋淋的記號”；他寫〈臺上臺下〉：“勾著忠臣孝子的臉／你在臺上／唱作俱佳／在眾目睽睽之下／連一舉手一投足／都絲絲切合節拍身份／／但在後臺／我卻看到你／懶散的斜倚著／一邊抽煙／一邊眯著眼／偷偷捏一／身旁的女戲子一把”。政治醜惡，人性虛偽卑劣昭然若揭。

　非馬對現實的關注是多角度、全方位、立體式的，他不僅看到陽光下的苦難和罪惡，也看到了苦難和罪惡之外的陽光。他呼喚自由，歌頌理想，讚美奉獻。因而非馬詩裏能讀到許多溫暖的色調。〈拜倫像前的暇思〉就是在對現實批判的基礎上溶入對理想的提升。他把〈螢火蟲〉鑄煉成善和美的精靈，引領著我們重新回到純真的童年；他把都市裡的種花人比著〈行走的花樹〉，說他們是最耐看的風景；他歌頌春夏秋冬輪回的〈四季〉，認為希望必將長成蓬勃的春天。非馬總是以一顆熱忱的心、渴望美的眼睛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來去發掘希望、堅定信念，創造一個更美的現實。

　其次，非馬繼承發展了傳統詩的意象審美方式。

　中國古代詩主要是運用比喻手法，借助外在形象來傳達和寄託詩人情感。客觀形象因而從單獨的物質存在上升到歷史文化存在，獲得獨立的審美意義。這種觀物方式是中國詩人和讀者最習慣的方式，幾千年的詩文化培養了中國人“象以盡意”的思維方式。因而中國古詩可以達到“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意象是詩的生命，意象理論的發源地在中國，西方的意象派詩也是受中國古典詩影響的。因而意象對於進一步拓寬現代漢詩的發展道路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非馬不是亦步亦趨的模仿傳統詩意象的審美方式。他“精心學習過古典詩詞，他的作品除了繼承古典詩詞的精煉（煉字、煉意）和注重意境美的創造外，比之某些古典詩又增多了詩意的警示性和跳躍式的感情逆轉。” 非馬詩裏有許多常規的、變形的意象，總括起來，其創造方式主要有嵌入開掘傳統意象和創造新意象兩種。

　中國古代詩成就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積累，作為一種文化，沉澱有許多容量豐富份量頗大的“意象光碟”，這些意象很能喚起作為現代人對於古代詩乃至古代文明的情緒記憶。非馬有時直接嵌用，含不盡之意，勝千言萬語。比如〈中秋夜〉：“從昂貴的月餅中走出／一枚仿製的月亮／即使有霓虹燈頻拋媚眼／膽固醇的陰影仍層層籠罩／如趕不盡殺不絕的大腸菌／／就在這時候／我聽到你一聲歡叫／月亮出來了！／果然在遙遠的天邊／一輪明月／從密密的時間雲層後面／一下子跳了出來／啊！仍那麼亮／那麼大得出奇”。非馬以傳統的月亮作為情緒的出發點，快速打通古今，一下喚起了幾千年的民族記憶，使讀者很容易找到思維的共通性。除直接嵌入傳統意象外，非馬還開掘改造傳統意象。在〈長城謠〉中，他把長城比作祖國母親的萬里臍帶，用“孟姜女扭曲的嘴”把歷史上廣大人民群眾為修築萬里長城所遭受的悲慘命運形概括出來。

　從非馬詩作的整體來看，他直接嵌入和改造傳統意象的詩不佔主要部分，更多的是他大膽創制不斷湧出的新意象。由於非馬詩作偏重抒寫人的苦難情感，因而其意象都給人一種悲壯美或淒婉美。曾獲吳濁流新詩佳作獎的〈醉漢〉，作者通過在曲折小巷蹣跚而行的“醉漢”形象傾訴對家鄉、母親的思念之情。他賦予醉漢“小巷走成萬里愁腸”、“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的行走特徵，利用時間意象和空間意象，激起人們強烈的感情共鳴，使人感到一種空闊、博大的悲壯情懷和美的感染力。非馬創造了許多奇崛獨特意象，因而給詩帶來撲面的新意。他筆下的鳥（〈鳥〉籠）、馬（馬〉）、夕陽（〈日落〉） 、領帶（〈領帶〉）、狼（〈黑夜裏的勾當〉）等都顯示了作者獨特的感受力和創新力。

二

　對於中國詩現實主義精神和古典意象審美方式，非馬並非生硬照抄照搬。非馬把它放置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之中，用現代手法來啟動它們，讓他們獲得新的存在方式和供養系統。“他以現代藝術豐富和變革現實主義，既避免現代主義的弊端和西化傾向，又不停滯於舊有的現實主義的窠臼”。

　非馬把我們熟悉的詩人威廉斯、勞倫斯和桑德堡的詩譯的生動傳神；他還創作了大量的頗有成就的英語詩，1971年他的兩首英文詩〈夢與現實〉和〈在風城〉被選入美國的英文詩選。1973年非馬的英文詩〈暴風雨前〉和〈哈佛廣場〉，被收入另一本英文詩選。這對他詩創作的現代藝術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因為熟悉，所以非馬可以智性地分析鑒別和吸取那些于我們有益的現代藝術菁華部分，並把它和本民族的傳統藝術相互比較，使之互補共生，相互融合生長。非馬詩創造實現現代藝術對傳統藝術的包容與超越，其主要表現藝術思維方式的超越和表現技巧的兼收並蓄。

　非馬的思維方式是開放的，在他的詩創造中，既有常規感悟式的情感演出，也有現代派荒誕思維方式。後者為他的詩帶來許多新意，也給他的現實主義精神提供了更為先進銳利的解剖刀。非馬荒誕的思維方式主要包括幻覺疊加、反向追問和矛盾共生三種。在思維中，忽略現實與個體存在，任由初級感覺系統自由活動，把所有感官感知的原生態無邏輯展示出來就是幻覺疊加。如〈失眠〉：“被午夜／陽光／炙瞎／雙眼的／那個人／發誓／要扭斷／這地上／每一株／向日葵／的脖／子”。午夜竟然有陽光，而且還炙瞎了人的雙眼，被失眠折磨的快要瘋狂的人，又發誓要扭斷與他毫不相關的向日葵的脖子。詩人通過錯覺、幻覺來寫失眠人因睡不著覺而產生的扭曲心理。這種原生態的感覺展示給讀者提供了很大的想像空間。反向追問就是掙脫常規思維方式的束縛，反其道而行之。〈鳥籠〉〈再看鳥籠〉〈鳥籠與天空〉是一組同題詩，是非馬反向追問思維方式典型。在鳥與鳥籠之間，我們通常想到的是失去自由的鳥，打開鳥籠，獲得自由的應該是鳥，但非馬卻說是“把自由還給鳥籠”“把自由還給天空”“鳥籠／從此成了／天空”。非馬詩的深刻哲理主要是由反向追問的思維方式獲得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個矛盾共同體，因而看到矛盾的雙方，就看到了事物的本質和發展方向。非馬詩是情感的智慧詩，主要因為非馬善於矛盾地看問題。比如“好心的／他們／把它關進／牢籠／好讓它唱出的／自由之歌／嘹亮／而／動聽”（〈籠鳥〉）。再有〈臺上臺下〉中崇高與卑瑣、正義與邪惡集於一身的怪胎。〈五體投地〉中對功利性信仰的批判，認為老嫗虔誠的磕頭是“人與神之間的交易”。通過矛盾的展示，解剖被神化了的現實，還原給我們一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世界。因而非馬的詩是智性詩。

　詩的審美意義和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表達方式和結構方式。詩不是傳授知識的工具，而是情緒的體驗，是為讀者創造一個新穎的、情感上的獨特體驗。非馬詩從傳統出發，大膽吸納現代派的表現手法，引導讀者進入他的情感體驗世界。在詩的結構方式上，非馬把豐富多彩的感性知覺內容與深邃睿智的理性抽象內容和諧的統一起來。在語言表達方式上，他的語言也呈現多種風格：寫實與寫意；機智幽默與冷峻深沉。寫實注重細節，寫意注重感覺，機智恣肆靈動，深沉滿蘊熱情。非馬從傳統出發，成功的借鑒西方詩創作技巧，擴展了新詩的生存空間，提高了詩的美學追求。

三

　劉強說：“現代漢詩何處走？非馬的詩創造似乎走出了路子”，非馬的詩“在海外，也理應是現代漢詩的一個里程碑”。非馬從傳統出發，以現代包容並啟動傳統的寫作姿態，為現代漢詩開闢了一條寬闊的嶄新途徑。

　中國新詩雖然歷經80多年的發展，但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精神資源，因而九十年代，新詩明顯的“後勁不濟”：讀者大量流失，作品缺乏份量，平庸氾濫，圈子化、私人化、團體化寫作意識十分嚴重，詩失去了共性，也缺乏共同的評判標準，寫詩變成詩人之間的炒作。新詩病了！病了但不會死亡。因為詩是人類最高的藝術形式，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園地，是喧嘩和浮躁之後的必然歸宿。新詩被邊緣化，除了因為突然到來的物質和技術文明一下子把人們推到了慾望的頂峰，人被急劇的俗化和物質化，精神空間被排擠和搶佔，詩精神喪失了以外。主要還是新詩本身發展也有明顯的缺陷，“詩體大解放後”的新詩只注重“新”，把幾千年令人仰止的詩傳統丟失了。隨著喧囂的沉寂，詩讀者群必然要部分回歸。因而新詩應該快速地從形式到內容進行自我調整，找到自我發展形態，促進詩讀者的快速回歸。

　呂進認為，新詩要發展，必須進行詩精神的重建，而“詩歌精神的現代化重鑄，關鍵是科學處理詩歌的中西關係……詩歌精神重鑄離不開詩歌的本土。詩，是民族性最強的文學樣式。”“不能弘揚傳統，詩歌精神的重鑄就無從談起”。然而，我們一直沒能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盲目崇洋，許多詩人只重視對西方文化與文學的關注，而忽略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的學習與繼承。他們甚至鄙薄中國的文化傳統、文學傳統，對西方文化與文學敬若神明。當下又在盲目追隨著後現代，出現了許多格調低下的歪詩、怪詩、淫詩、邪詩、鄙詩、賤詩、偽詩。

　詩是一種最高的藝術，一種新詩體的成熟期十分漫長，那種好大喜功，隨波逐流的心態根本不能屬於詩。相對於詩，中國最有發言權，因為輝煌燦爛的中國文化是詩文化，卷帙浩繁中國的文學史詩幾乎是一整部詩史。“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中華民族用詩來抒寫個人和民族的苦難歷程；也用詩來記錄家園和國家的興衰軌跡。詩不僅是中國人思索的利器，也是中國人供奉靈魂的神龕，詩在中國取得了神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古老的中國已把詩這種藝術從形到意演繹的精美絕倫。可我們為什麼捨本逐末到國外去追隨各種主義呢？我們需要一個尋找和認識血緣的令人驚心動魄的過程。臺灣詩人周伯乃說：“文學創作必須根植於斯土斯民以及斯土斯民所創造的歷史與文化。……文學藝術的創造與文化傳承是息息相關的。”一平認為：“創造是以傳統為背景的，其相對傳統而成立。沒有傳統作為背景和依據，就沒有創造，只有本能的喊叫……由此看來在現時的中國最大的創造就是對傳統的繼承”。

　但傳統不是解除新詩疾病的唯一良藥，時代發展了，文化轉型了，傳統只有經過改造才能獲得現實的生命力。現代藝術是西方較高文化成就，我們理應大膽地借鑒和吸收。“自由詩是舶來品，因此，與西方近現代詩的溝通與對話是自由詩體的美學提升途徑之一”。就舶來品來說，新詩的引進又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因而現代漢詩的發展既要吸納傳統文化，又要關注西方文化，最大可能地拓寬生存發展空間。

　新詩需要重建，而重建就要求創新，“真正要創新就必須植根于傳統與現實，從人類累積的文化與藝術經驗的基礎上，去追求現代藝術”。非馬之路似乎走出了一條真正的新詩之路。非馬詩創造，就是新詩的創造。創造是項艱巨繁重的勞力，是“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大氣和胸懷，不是輕浮的“城頭變換大王旗”時髦和揚我聲名的工具。

　結語：新詩的發展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這種多元應在同根同株的基礎上多元，只有當各元有著共同的養份和資源時，才能枝繁葉茂，長成參天大樹。不同根同株的多元，最終會在各自爭奪陽光水份的內耗中長成灌木。

　（編按：文末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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