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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淺談非馬詩中的對比——讀《生與死之歌——給頻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遠方 新大陸詩刊 202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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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Afrique,  Young Basuto Boy, George Rodger,1947


 


淺談非馬詩中的對比 

——讀《生與死之歌——給頻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遠方



在断氣之前

他祇希望能

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貌胸前

那兩個乾瘪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七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我最早拜讀非馬的這首詩,是在洛城的一份中文日報上,但不知爲什麼,詩没有副標題: ——《給頻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當然,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所以令我讀來有些莫名其妙和茫然的感覺。直到後來在《新大陸》第十四期上再次拜讀這首加了副標題的短詩,才使我的感受發生根本的改變,而且隨著三讀四讀,這種感受越發具體、實在,一句話,這是一首耐咀嚼的,使我激動,乃至震撼的好詩!

 

非洲,是一個被上帝遺忘的角落! 由於地理條件的惡劣,再加上人爲的因素,非洲人民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戰亂頻仍,饑饉連年,哀鴻遍野,滿目瘡痍!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饑荒中的非洲兒童那種眼大無神,形銷骨立的畫面,使人觸目驚心,不忍卒睹。非馬的這首詩,正是以這些活生生的現實爲主題的。一個剛來到人世不久的孩子,嗷嗷待哺,可骨瘦如柴的母親,長期缺吃少喝,乳房乾癟,那來的乳汁哺育孩子呢? 作者運用奇特巧妙形象的想象,寫頻死的饑孩,渴望母親的乳房能脹滿奶水,甚至飽滿得要騰空而去的氣球。最後用對比的手法,讓「生日」和「死日」對比,從而把詩请的悲劇氣氛推向高潮,表現了作者對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挣扎的非洲兒童的深切同情,深刻地實踐了作者詩歌的「社會性」。


非馬的詩有一特色,就是多用對比。

 

通過對比,讓對比的雙方互相襯托、互相渲染,從而使意象更加鮮明,使詩情更加濃郁,使詩意更加深刻。非馬主張,詩人應當「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的批判和紀錄」,而這種「批判和紀錄」,不少情況作者都是通過「對比」來完成來實現的。就拿上面的那首詩來說,垂死的饑孩幻想五彩繽紛的「氣球」來慶祝他的「生日」,似乎是很自然的,但作者卻在最後冒出一句「慶祝他的死日」這一句眞要人大吃一驚! 「生日」和「死日」,對世間的凡人來說,是絕對不同的狀態和不同的意義。生日歡歡喜喜、熱熱鬧鬧,死日悲悲惨惨、凄凄切切。人生的這兩個重大的「慶典」,竟然要由一個隨時都可能斷氣的饑孩自己去舉行,這是多麼地不可思議啊! 而作者正是讓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的「生日」、「死日」互相對比、互相映襯,氣氛互相渲染、互相渗透,詩情的悲劇美才因此得以升華。這兩句詩作者似乎是淡淡寫來,不露聲色,但讀了卻令人感到有種心靈上的震撼,有種「於無聲處聽驚雷」的驚心動魄!

 

又如非馬的那首爲人稱道的《醉漢》 : 「把短短的巷子/走成一條/曲折/迥盪的/萬里愁腸/ /左一脚/十年/右一腳/十年/母親啊/我正在努力/向您/走/來」。此詩之所以膾炙人口,讓人百讀不厭,尤其讓海外游子讀了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合拍共鳴。總之一句話, 《醉漢》之所以有這麼的藝術感染力量,很大原因是得力於此詩形象生動地運用了對比的手法。

 

詩中,「巷子」和「愁腸」對比,寫游子思親懷鄉的思緒心情。具體直觀的「巷子」,一旦成了「愁腸」 ,再澆之以酒,自然就更加千轉百結了。難怪「短短」的巷路,一下子變成「萬里」(又是一個對比)之遙。游子的客居地離家鄉實際有多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游子浪跡他鄉,身不由己,無時無刻不忍受著鄉情鄉愁的煎熬,心路的艱難與遙遠,接下去是兩個「一腳」和「十年」的對比,這兩個對比份量更足更重。對一個正常心態的人來說,邁「一腳」那是輕而易舉的事,但「醉漢」卻花了「十年」那是何等的艱辛和沉重呵! 在那一腳十年的過程中,飽含了多少歲月的滄桑,世態的炎涼,人生的悲歡,游子都身歷其境,一一備嚐!

 

我們可以說,非馬正是運用這幾個對比,營造了《醉漢》這首内涵豐富,弦外之音可聞的傑作。

 

再看《黄河》 (注一)一詩:「溯/挟泥沙而來的/滚滚濁流/你會找到/地理書上說/青海巴顏喀喇山/ /但根據歴史書上/血跡斑斑的記載/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其實源自/億萬隻/苦難氾濫的/人類深沉的眼穴。」作者把「地理書」和「歷史書」對比; 把「巴顏喀喇山」和「眼穴」對比。黄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象徵,黃河之水天上來,它的源頭在哪裡呢?「地理書」的記載和「歷史書」的事實截然不同。前者說源頭在「巴顏喀喇山」,後者卻言之鑿鑿地說源頭是中華民族億萬人的「眼穴」! 黃河萬里,濁浪滔滔,但流的不是一般的水,是從中華民族的億萬隻「眼穴」裡湧出來的淚水,苦難的淚水。在這裡,作者用「巴顏喀喇山」作襯,而明白無誤地托出「眼穴」,黄河的苦難,正是中華民族的苦難。形象、準確的比喻和對比,大大加深了詩情的濃度和詩意的深度!


En Afrique, Pondo Tribe, George Rodger, 1947

 

非馬的詩多用對比,也善用對比,善用的表現是對比運用的多樣化。

 

有些對比用在詩的第一節和最後一節,而且對比詞往往放在末句,形成鮮明的前後對比。比如上面提到的《黃河》 。還有那首頗負盛名的《黑夜裡的勾當》 ,更是如此。此詩共三節,第一節末句衹有一個字「狼」,而第三節的末句也祗有一個字「狗」。「狼」和「狗」前後對比,相映成趣,把原來「仰天長嘯」,野性十足的狼如何經不起外界的誘惑,而變成「夾起尾巴」的狗,刻劃得入木三分,深具生活的哲理。

 

也有不少的對比是被放在毗鄰的句子裡的。比如,慶祝他的生日/慶祝他的死日; 昇自心底的淚滾燙/外界冰凉(〈涙》注二) ; 風霜侵蝕的臉還在猶疑挣扎/滿池塘的荷花/早盈盈笑開了(《北海公園》注三) ; 吹脹/垂在他母親胸前; 左一腳/十年; 等等。而後兩例的對比,簡直可以說是放在一個句子裡,因爲形式上詩雖分爲兩行但無論從意思或語氣上看,他們都屬同一句,非馬的詩以語言精煉、節奏緊湊見長,從這我們也可以略見一斑。


嚴格地說,非馬的詩都是短詩。但詩雖短,卻有很大的容量,這也反映在對比的使用上。有時一首詩用一個對比,有時一首詩用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對比。《生與死之歌》、《黄河》各用兩個對比;《醉漢》用了三個對比(另有一個相同的) 。我們再看看這首《唱反調的雪》 (注四) : 「小孩的心溫熱/雪冷冰冰//小孩的臉通紅/雪白茫茫/ /小孩的笑聲響亮/雪靜悄悄//小孩的腳愛冒險/雪卻把地面舖平/讓清清楚楚的腳印/永遠逃不出/屋裡的小母親/頻頻抬起的眼角」全詩四節,前三節每節兩句,都有兩個對比。末節的頭兩句也有兩個對比,全詩八個對比連續使用,形成一個排比的陣勢,别有一種韻味。

 

還有一首《銅像》 (注五)「小小的銅像是醜陋的/打碎打碎!/我們的英雄說得斬釘截鐵//大大的銅像是美好的/萬歲萬歲! /我們的英雄喊得興高采烈」。全詩只有兩節,每節三句。前三句分別和後三句一一對比,如果細算起來,這首六句的短詩竟有五個對比!

 

非馬詩中的對比,大多是「明比」,即對比的雙方都出現,且有對比詞,但也有「暗比」或「隱比」,即對比的雙方祗出現一方。如這首〈虎》 (注六)詩:「瞇著眼/貓一般溫馴/蹲伏在柵欄裡//武松那廝/當年打的/就是這玩意兒?」柵欄裡的老虎「蹲伏」、r溫馴」,當然不是武二郎當年打的虎。景陽岡的老虎凶猛、暴戻、張牙舞爪,柵欄裡的老虎豈可與之相提並論! 作者正是拿「溫馴」、「蹲伏」同「凶猛暴戻」、「張牙舞爪」對此,祗是後者没有直接寫出來,而用一句反詰代替,讓讀者自已去咀嚼回昧,自然界的生物,一旦豢養,失去自然失去自由,也就逐漸失去個性失去生氣。作者正是在詼諧中道出這個深刻的哲理。有人說:「非馬的詩歌,一般都不把話說盡、說透。他通常祇說出一半意思,而把另一半留給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去補充、去再創造,是所謂的「祗說一半的表現方法」(注七) ,信哉斯言。

 

有些「暗比」甚至對比的雙方都没有明確的對比詞出現,而只是詩意上的對比。這種「暗比」也可以就成是另一種形式的「明比」。比如這首《都是狗尾草惹的禍》 (注八) ,第一節寫:「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狗尾草/直刺刺地把尾巴翘得老高/根本不把天空當一回事。而第三節(末節)則寫:「卻不料眞有人/帶著一批搖尾乞憐的狗/匍匐領旨」。再如《長恨歌》(注九) ,全詩兩節,第一節寫千千萬萬的「種田腳」、「拾荒腳」「流浪腳」,因爲買鞋、穿鞋不易而要大唱「長恨歌」。第二節則寫菲律賓「遜后」一人卻有三千雙鞋子,所以唱「長恨歌」的竟是那三千雙鞋子!非馬最後幽默的寫道:「三千雙既優且麗的鞋子/祇寵愛一雙/伊美的/腳」。這兩首詩前後詩意的對比是十分明白的,從對比中透出的諷喻也是十分明白的!

 

 

注一: 見非馬詩集《路》 。注二、三、四、八、九: 見非馬詩集《飛吧! 精靈》 。注五: 見非馬詩集《飛吧! 精靈》,題後有序:柏楊曰:「任何一個銅像最後都是被打碎的」。注六: 見非馬詩集《白馬集》。注七: 邵德懷《非馬的感受方式和表現方式》 ,見《新大陸》詩雙月刊第十三期。

 


—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於聖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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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陳銘華   
 編委 / 陳銘華 遠方 達文顧問 / 非馬 鄭愁予 葉維廉 張錯 羅青公眾號編輯 / 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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