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档也下不去，你说的什么人生还有用么？
一个基层检察官在食堂突然向我发问，说我有一个案子，认罪认罚也不能降档，你说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不也没用么？当时我一时语塞，真不知如何回答。
之前，一个基层检察官在食堂突然向我发问，说我有一个案子，认罪认罚也不能降档，只能判十年，你说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不也没用么？
当时我一时语塞，真不知如何回答。
但是这一问，让我久久难以忘怀，这里边实际上有着多重的问题值得探讨。
我们知道有很多法律现实是我们改变不了的，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无所作为，就只能无所作为？
没有法定减轻情节，即使认罪认罚态度再好也不能降低刑档，这样说来，卡在刑档上这种认罪认罚好像就没用了，认不认都是十年。这是目前认罪认罚制度的尴尬现状。
这是我们普通人解决不了的。
但是应该认识到，这个现象也不是正常的，是需要改变和可以改变的。这其实是司法制度中，程序性制度与实体性制度不能及时衔接的产物。
之前在两高三部意见的出台过程中，也曾经讨论过，认罪认罚是否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情节，并给予减档的权利，但考虑到这需要实体法的明确规定而作罢。
但是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刑法已经到了需要修改的时候，需要及时予以配套。
事实上，就在认罪认罚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时候，立法机关就应该同步考虑实体法的问题。但是当时没有及时予以考虑。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认罪认罚一个问题。
事实上，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到现在刑事诉讼法也没有程序法依据。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好像两个陌生人，谁也不管谁似的。
事实上，即使在学术领域，两个学科之间也呈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各自讨论各自领域的问题，很少站在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一体化的进行讨论，一体化的研究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问题。这是目前的缺憾，并直接影响到立法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改进和破解的问题。
我们作为检察官虽然没有权力改变这种现状。
但是作为法律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并应该提出我们的建议。而不是甩一句我又能怎么办了之。
而且事实上，现有法律框架下，真的完全没有破解之道么？
也不是，至少还有法定刑以下量刑呈报核准制度。
这是程序法考虑到实体法规定的不周延性，特意设计的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的制度。也就是当你认为，根据案件具体的情况，这个刑档设置已经不尽合理，无法体现从宽，你可以在没有实体法减轻情节进行减轻处罚的，只不过需要层报最高法院核准。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只不过这个方案，繁琐费力一些，很多法官也不愿意走这个程序，实践中用的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量刑反制定罪的现象出现，为了降低量刑，不得已找一个牵强一点的轻罪适用。这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罪责刑相适应问题，但只是规避了繁琐的层报程序。
也就是现实的法律制度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方案。
你的努力还是可以有所改变，而不是完全无所作为。
但是你在抱怨的时候，是否认识到了还有这种制度安排，以及愿意走这种制度安排？
02
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句话不是一句轻松的话，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很多时候，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
在办案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的更深、更细一些，当然也会更累一些。
你可能会说，我案子太多，我不想太累，我没有太多的追求。
但是至少你要考虑，你的行为对别人的人生可能造成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之后你再去看案件要怎么处理，会不会让你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我之前说的快递小哥的案子，其实是成百上千件的，这些案件不复杂。正是很多司法官只是把它当做案子，机械的往前推进，才会让那么多只是用假证加油的快递小哥才背负了刑罚，对他们一生产生影响。刑罚具有很强的污名性，考虑到他们以后要走的人生路，娶妻、生子，对他子女终生的影响，对父母家人产生的影响，难道我们就没有任何负罪感么？
还要把法律制度上的一些障碍当作否定人性司法观的理由，这样应该么？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客观存在，但这种不完善需要改变，我们至少可以呼吁和建议。但实际上，立法者其实已经认识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处，早就设定了一些解决的路径，只是稍有繁琐，我们就不愿意走么？
这个时候你否定的人性司法观，其实只是将怕麻烦置于别人的人生之上。不是不想考虑的别人的人生，只是不想自己太麻烦。
也就是说，只有在自己不麻烦的时候，才去考虑别人的人生，只要麻烦一点，那就对不起了，你的人生不能给我增加任何的负担？这还叫什么人性司法观？
而且所谓法律制度的障碍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更多的案件并没有法律障碍，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人性化考量也不麻烦。
如果说只是因为，部分案件有法律障碍，就否定全部案件的人性司法理念，这不是因噎废食么？
或者其实是一种对人性司法观的苛求，只要当它在实践中碰到障碍的时候，就跳起来说，你看这个不好用吧，我就说没用吧？
其实在你的心底，对人性司法观一直是排斥的，而且用功利主义的眼观来看，它很多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可能是司法功能的一些误解。
03
人性司法观除了从宽，不起诉，给当事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无用之用，我们没有看到。
你说的十年刑罚这个事刚才说了，其实有解的，只是你不愿意去做。
但还有些案件可能真是无解的，比如罪刑极其严重的命案，再怎么着也减不下去，但是被告人都是想保命的。那又怎么办？
我有一个抢劫案，两条人命在身，我明确和被告人说，可能难逃一死了。你争取一个好的态度，可能还要有一线希望，但是希望不大。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我可以帮你把犯罪源头打掉，他表示愿意，和我说了大量微信群赌博的情况，我们也将线索转了出去。
我在法庭上坦然承认，检察官在这个案件破费思量，左右权衡。一方面认罪的不可谓不好，自始认罪，有一起事实，还是自己坦白的，同时还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源头，我们已经把线索移送给侦查机关。但另一个方面，两条人命在身，我们是一个有死刑的国家，不判死刑，公众也很难认同。虽然上诉人这个认罪的态度可能无法改变死刑的结局。但是我想说，这不是没有意义。一是对被害人的家属是巨大的心理抚慰，尤其是其坦白的那一起，如果他不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真相大白；二是上诉人作为一个父亲，虽然犯了很大的罪，做了错事，在最后还是做了榜样，至少他还是敢作敢当的人；三是对他自己来说，走向最后的时刻的时候，我想他的内心也是平静的。我想说这些不是虚无缥缈的，这其实是实实在在的。
上诉人当庭痛哭流涕，他说希望法庭能给他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仍然判他死刑，他也认。他还说，他希望把遗体捐献给国家。
我的书记员跟我说，第一次二审出庭的时候也是她跟着的，但那个时候他非常冷漠。
我看到了善意的影响。
认罪认罚也好，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也好，其实都是释放一种善意。
这份善意虽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比如还是要判处死刑，但其实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能够激发出尚未泯灭的良知。而这份微光不仅能够照亮他们自己，也可以照亮其他人，包括被害人家属、社会公众，甚至法警。
我记得，当那个上诉人说完这番话，在法庭执庭的法警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也会让他最后的时光轻松一些吧。
某种意义上他自己也得到了解脱。
所以，其实不是从不从宽那么简单，这些精神的价值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坦然告知他现实的困难也容易得到当事人的理解。比如中国的死刑制度和死刑政策，让他知道免除死刑的希望是渺茫，我直接告诉他这份渺茫，让他心里不要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把自己内心纠结，左右权衡，在法庭上坦然呈现，也让知道，我考虑过了，不是没有考虑，只是刑事政策的现实没法改变，这也容易得到他的理解，也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份善意。
我最后再把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价值摆出来，让他看到自己最后努力的价值，让看到善意的意义，他才会更加坚定。
而如果还没有努力，就自己失去了信心。除了从宽以外，我们自己都看不到司法善意的价值，那又怎么能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善意的价值。
这涉及到法律的终极价值，不仅仅是刑罚轻重，还有价值观的引导，或者说是法的精神。这关乎法律的信仰。
如果我们自己对法律都没有信仰，当事人又如何信仰法律。
如果我们认为认罪认罚只有从宽才有用，不从宽就没有用，而且这么告诉当事人，他们又如何能够认识到忏悔、抚慰、敢作敢当、坦然面对的真正价值。
甚至是他们认识到了，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还给别人耽误了。更有甚至，明明知道这份价值，但是就是不希望给当事人忏悔的机会，在法律审判之后，还要来一场道德审判。
还有读者问过我，虽然自己拿了正确的意见，但是领导不认可，改变不了最后的决定怎么办？
我说你尽力说服了没有，你穷尽了所有的努力了没有？
当你尽力了，至少你是问心无愧的。
虽然，我们作为普通人很多事都决定不了，但是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内，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就够了。
虽然不少事是我们改变了不了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改变我们的执法观念，多考虑一些，不要怕麻烦，其实很多事就更多做得更好。
永远要记得，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是公众的价值观，是国民对法治的期待。
而且我们办的案子，还会成为改变世界的支点。不仅是通过诉讼监督线索，规范司法行为，通过检察建议，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也可以通过善意激发善意，激发那些尚未泯灭的良知，从而来传递善意，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重塑价值观的过程。
正因此，人性司法观念才显得极为重要，它绝不是仅仅是功利主义的考量，它更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它的无用之用之中。它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司法理想，绝不能轻言放弃。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