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Adaptimmune Therapeutics(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DAP)宣布,已与 GSK 达成关于移交归还 PRAME 和 NY-ESO 两个细胞治疗项目的协议,其中包括此前被GSK认为有核心潜力的lete-cel细胞疗法,这也
正式宣告GSK结束细胞疗法开发。
根据协议条款,Adaptimmune 将收到一笔预付款加上基于里程碑的付款,总计 3000 万英镑,用于转移 NY-ESO 项目的临床试验。
去年10月,GSK宣布将终止与 Lyell Immunopharma (Lyell)和 Adaptimmune 合作开发实体瘤细胞免疫疗法项目。根据 Lyell 的说法,GSK的决定是由于一种名为 lete-cel 的细胞疗法(GSK3377794)数据令人失望,GSK没有观察到预期的临床疗效,并决定停止了后续患者的入组,等待该临床研究的数据的进一步分析结果。GSK自 2014 年以来一直与 Adaptimmune 合作开发该疗法,并于 2017 年获得许可。
看似很有前景的一条热门赛道,为什么GSK却打算退出?据媒体报道,GSK全球首席执行官艾玛·沃姆斯利(Emma Walmsley)在向投资者总结公司愿景时强调,GSK已决定“结束在细胞治疗方面的投资”。该公司高管认为,虽然CAR-T等细胞疗法在治疗血液类肿瘤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但这一赛道如今已经太过拥挤,而将其扩展到实体瘤的前景比公司当初想象的更具挑战性。因此,考虑到所有的开发和制造成本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继续在细胞治疗领域投入并不是GSK的最佳选择。难道仅仅是因为“me too-we too- me worse”的竞争问题?回顾疫情三年GSK的发展历程,也许我们可以看懂其作出重大选择的无奈。比如,去年因为胃部灼热治疗药物雷尼替丁诉讼案索赔问题,GSK承担了不小的舆论和财务压力;7月份分拆健康消费品;8月份还遭遇了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年底时在中国市场,度他雄胺胶囊集采资格被取消,甚至一度有传言,诺华或将收购GSK。可以说,GSK遭遇了一次历史性大变革,三大业务被削减为疫苗和制药两大业务,业务领域主要包括传染病、艾滋病毒、肿瘤学和免疫学。公开资料显示,GSK疫苗主要囊括(脑膜炎、流感、带状疱疹和百白破),新冠疫情之前即2019年该公司疫苗业务收入位居全球第一,当年疫苗业务收入91.61亿美元。但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GSK并未如辉瑞、莫得纳那样踏上“春风”,收入大幅下滑。GSK的新药和专科药在疫情前增速较快,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GSK开始节节败退。去年,GSK先后取消与 Lycell 和 Immatics 公司的细胞治疗合作,如今有消息称,GSK可能看好寡核苷酸技术,打算进军小核酸药物。PD-1不及预期。因看好PD-1赛道,2018年12月GSK以51亿美元收购Tesaro,从而获得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Jemperli。2021年4月,Jemperli获得FDA批准,成为美国第7款PD-1单抗,也是首款用于治疗子宫内膜癌的PD-1抑制剂。之后,Jemperli又被批准用于治疗DNA错配修复缺陷(MMRd)复发或晚期实体瘤患者。适应症差异化优势,仅为Jemperli提供了上市的敲门砖,在这之后的商业化之路,Jemperli并没有走得很顺。该药在2022年上半年的收入仅为800万美元,距离GSK所预测的2031年将创收的10-20亿美元销售额还有很大距离。III期试验不符要求,GSK撤销骨髓瘤新药Blenrep上市许可程序。血癌药物Blenrep是GSK全球首款BCMA靶向疗法。2022年11月22日,GSK宣称,因FDA要求,已启动撤回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ADC药物Blenrep的上市许可程序。业内人士认为,GSK肿瘤管线接连受创,让公司在新药研发方面越来越谨慎。参考资料来源:
https://pipelinereview.com公众号“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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