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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虚构/非虚构讨论 | 约翰·霍洛维尔：梅勒的“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

Original 约翰·霍洛维尔文艺批评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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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非虚构”讨论专辑

在推出一些优秀的国内研究后，本公号连续推送美国学者约翰·霍洛维尔(John Hollowell)的研究，从其著作《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精选四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价值、道德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像力的前面，这导致美国的文学和新闻写作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兴起了介于两者之间的写作形式，它们或被称作“非虚构”（nonfiction）,或被称作“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约翰·霍洛维尔深刻地分析了六十年代美国几种非虚构写作的性质和根源，并对代表作家作品（杜鲁门·卡波特、诺尔曼·梅勒）进行了精彩的评论。这些研究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参照。

FACT AND FICTION

John Hollowe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梅勒的“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

（美）约翰·霍洛维尔

有一种感觉深深缠扰着我。它将毫不含糊地在我们时代的认识中引起一场革命。

——诺尔曼·梅勒《我的广告》

另一类作家可能有好有坏，但作品始终有一种自以为是、甚至妄自尊大的格调：其原因也许是作品是万物必须与之适应的人的持续不断和比较全面的思想中的某些部分。

——诺尔曼·梅勒《自相残食者与基督教徒》

诺尔曼·梅勒

人们实难完全相信诺尔曼·梅勒的话。我们深受梅勒等人的影响，难以苟同他可能提出的种种主张，尽管他是个重要的美国作家。他曾是怒发冲冠的年轻小说家，疏远了他早期的崇拜者，他曾是个用刀子捅自己的妻子的“存在主义者”，他还是个曾用一个脱离主义纲领竞选纽约市长的梦想家。然而，尽管他在公众眼里有着一种桀骜不驯的态度，私自对国家的命运制造了一套神秘的见解，梅勒却在我们的认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们在考虑梅勒的问题时应看到，他当时是一个发表了处女作《裸者与死者》(1948)的极其成功小说的二十岁的年轻人。他那时是个傲慢无礼的年轻左派，抨击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人，也藐视他的崇拜者。他被捧为约翰·奥尔徳里奇所谓的“文学大厦”的一部分年发表的《我的广告》是对他才华和抱负的傲慢的证明。他在此书中问道，难道我第一部发表的小说就是我全部的才能吗？……难道我得描写布鲁克林的街道……或者另一部战争小说(《裸者与死者进攻日本》)……？”在梅勒的整个一生中，他一直念念不忘怎样才能创立一种文学生涯，怎样回击他必然会而临的种种批评，怎样获得并维持一些公众对他的忠实。总而言之，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作家。

梅勒从他的前辈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身上继承了一种文学传统，这就是作家给公众的形象——能抓住公众想象的人这种才能之显赫——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淹没他文学艺术的才华。虽然不可能挑出梅勒的某一本小说作为他的杰作，但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必须承认他的生涯中日积月累的辉煌成绩。在长达二十五年以上的时间中，梅勒一直在埋头苦干，从事自己醉心的事情，并在炮制他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神秘的灵丹妙药。每一部小说、短篇小说和政论文章都起着日积月累的作用。有一位评论家说道，从《裸者与死者》到他的电影创作尝试《玛里琳》，梅勒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纪实小说。

梅勒六十年代的纪实作品和他同“新新闻报道”的关系直接起源于他既是作为艺术家又是知名人士的作家生涯。梅勒六十年代的三部主要纪实性作品《夜晚的军队》（编者注：《夜幕下的大军》）《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1968）和《月球之火》（1970) 是出自他对艺术家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独特的感觉。如同他的前辈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一样，梅勒把写书看成是一种竞争，是伟大的美国小说创作赛。梅勒从他的生涯一开始就不仅把文学艺术看成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且是一种对我们的国家生活起作用的媒介。

理査德•吉尔曼在一篇题为《诺尔曼·梅勒：作为生活的艺术，作为艺术的生活》的富有说服力的小品文中解释说，梅勒是一位小说家，主要是因为小说家博得最多的读者。吉尔曼说，他更深远的抱负是想成为一种心灵的主宰，一个道德领袖，成为国家的救星。吉尔曼在其他地方解释说，正是梅勒这种道德方面的情感促使他写成了《夜晚的军队》：

我认为，任何比梅勒更纯粹的艺术家都不可能写成《夜晚的军队》；任何新闻记者，不管他多么高明，也无能为力。这正是梅勒特殊天赋的综合体现——部分是艺术家，部分是活动家，部分是发明家，部分是拾人牙慧者，另外还符合了时代的要求：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孤僻冷漠的文学现象的终止，另一方面也是“客观”描写神话的结束。

《裸者与死者》

显然，吉尔曼的理解是正确的，梅勒对于小说及其社会前提的观点和他大多数同辈人那种更纯粹、更严谨的文学态度是针锋相对的。略为提几个最重要的同辈人的话，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思、约翰·厄普代克、伯纳德·马拉默徳和威廉·斯蒂伦等人，从正规的意义上说，都是比梅勒更好的小说家。然而，尽管这些作家具有风格和技巧方面的造诣，他们没有象梅勒那样尽其努力在我们的文化中发挥作用。正如诺尔曼·彼得霍里茨有一次所说，梅勒往往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历史的战场”。他抗议越南战争的作品《夜晚的军队》，把艺术和生活、新闻和小说，尤其是把梅勒其人和梅勒这个未来的预家言融为一体。

在《夜晚的军队》中，梅勒把小说的虛构技巧应用于描写真实的事件，重新点燃了卡波特在《在冷血中》开始的关于“新闻写作”的批评性辩论之火焰。梅勒的作品是他根椐自己在五角大楼前的示威游行经历写成的“真实历史”。和卡波特的作品一样，提出了关于新闻观念的演变和美国的写作方向等重要问题。如果卡波特开始提出的是一个具体的艺术前提，即“可以迫使新闻写作和报告文学产生一种严肃的新艺术形式的话，那么很显然，梅勒很想分享这位小说家在纪实性作品方而的威望。但是，梅勒对待自己新闻写作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他在1964年告诉一个采访他的记者，虽然“人们不能期望证明新闻写作是一种重大的活动，……但如果你所写的是你自己认识的反映，那么即使是新闻写作也可以是很有兴趣的。”

象卡波特的有关克拉特凶杀案的纪实小说一样，梅勒的新闻写作尽力摆脱传统新闻报道的种种模式和“客观性”的束缚。梅勒自己的主观性、他自己的见解和他对自己经历的感受对他三部纪实性小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几本书一起组成了一部透过一个参加者兼观察者的弯曲了的镜头的折光所看到的六十年代的印象主义历史。梅勒作为小说家的天赋、他的社会观察力、他善于抓住细节的眼睛以及他表达一种经历的主观气氛的能力，便得这些作品读上去更象虚构的小说而不象纪实性小说。在六十年代后期令人茫然的社会变化中，梅勒的新闻写作方法证明是别具一格，恰到好处。《夜晚的军队》的一个评论家写道：“也许这种方法最恰当的主要原因在于把新闻写作的客观性与传记的人情味结合起来。这两者满足了我们目前想理解一个万花筒般世界的需要，这个世界始终比最缺乏实际根据的虚构小说还令人震惊；同时也满足了至少同这个世界中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建立关系的需要。”梅勒在他的纪实性小说中，运用深奥微妙的小说写作技巧创作虚构小说的各种结构，而不必编造情节与人物。

一

《在冷血中》的写作是卡波特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克拉特案子后开始的。梅勒关于1967年五角大楼前游行的故事是从别人邀请他参加游行的一次电话开始的。这种游行活动很有可能引起市民的骚乱并逮捕一些人。随着梅勒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道义怒火不断旺盛，他想把自己作为“一个周末的革命者”的经历写出来的愿望更加炽烈。然而，他承担起作家的任务时所采用的方法与卡波特是完全不同的。在描述克拉特谋杀案时，卡波特完全不让叙事者出场，采用让“事实”说话的办法。卡波特否认艺术家从中所起的作用，这样使得他的叙述具有一种强烈的“你就是目击者”的现场感，梅勒几乎一直是用写自传的方式写虚构小说和纪实性小说，他的审美观是完全不同的。梅勒为了完成与《哈泼斯》杂志签订的合同，以电闪雷鸣般的速度写着，他凭着本能而写，大致朝着真理的方向摸索前进，不象卡波特那样小心翼翼地核对事实。

然而，象《在冷血中》那样，《夜晚的军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叙述故事的手法和小说的形式。梅勒象卡波特一样，没有简单地利用时间顺序把事件象流水帐似的记录下来，而是按照提髙戏剧效果的顺序虚构一个代表每一事件的情节。诸如伏笔、倒叙、逐一表达情节和广泛的对话使《夜晚的军队》一书中叙事者和事件、历史事实和个人的回忆巧妙交织，相得益彰。梅勒的作品符合卡波特关于纪实小说是小说形式和新闻形式的结合这一定义。

梅勒的《夜晚的军队》分成两个主戏部分。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作为小说的,历史”，比较实事求是地按时间顺序写了他自己如何参加各种讲演和聚会，参加群众大会和从林肯纪念馆到弗吉尼亚的长途游行，此间他同联邦的将军们发生冲突导致了他的被捕，而使这次游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叙事按照小说的惯例展开，就是梅勒所谓的“在小说的掩盖、装饰或标志下的历史”。第二部分“作为历史的小说”比较短，主要依靠第二手资料、新闻剪报以及新左派的小册子来形成一种历史的距离，同第一部分中的个人特征形成对比，艾伦•特拉顿伯格在《民族》周刊的一篇评论中说：“那两部分相得益彰，产生了对于那次游行的统一和完整的观点以及它的象征性意义……书的下篇是……无声的结尾，只是增加了一些情节，但没有真正发展上篇中的远见和感情。”

梅勒种种设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一种观点，认为任何复杂、多层次的事件都不能得到准确地报道。他的主要前题是“没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就没有历史”，他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往往搞不清这一点。梅勒是从把自己的一段创作（写一些人酗酒，和野蛮叫喊下流话的情节）和《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并列对照着手的。但是他讥讽地说“为了了解真正发生的事，让我们抛开《时代》杂志。”同样，书的上篇是以一家报纸对梅勒释放出狱时讲话的拫道结尾的；他在这里巧妙地揭露了一家日报的歪曲报道。该报只是根据他的昔日名声去解释他的古怪行为，以此作公开渲染，而未能看到他声明中的挚情诚意。显而易见，梅勒是想把《夜晚的军队》作为对付传统的新闻报道中不可避免的歪曲的解毒药，特别是讨论关于新左派政治和群众性示威游行的报道中出现的歪曲。就象很多新闻学作品一样，梅勒的书对于传统的传播媒介中的“客观性”和超然性作了毫不掩饰的攻击。

尽管梅勒在《夜晚的军队》一书中通篇使用了新闻写作的常规方法，但他把自己的作用看成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小说家”。梅勒争辩说，既然客观历史是不可能撰写的，人们应该赞美小说家高超的直觉和对于社会历史富有远见性的推测：

用历史的方法不可能发现五角大楼前种种事件的奥秘——唯有小说家的本能才行。道理有好几个，但可以归纳为一个，即一旦人们的经验在情感、精神、心理、道德、存在主义和超自然性方面是充分的，它就能揭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将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历史探索的种种框框套套，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小说必须取代历史。 (《夜晚的军队》第284页）

尽管《夜晚的军队》具有纪实小说的种种雄心抱负，但它读来就象是一个著名小说家所写的虚构故事。这个小说家参与了一个周末的革命活动，以对抗美国工业军事联合体制的出现。在写作上，梅勒没有采用第一人称，他带着讽刺和挖苦的眼光看待他所卷入的那些事件，其方法是创造了—个几乎是虚构的名叫“梅勒”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另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梅勒，通过调动一连串的词藻，来嘲讽和夸大“梅勒”（也被称作小说家和历史学家）这个角色的各种弱点。由于它本身所允许的种种讽剌性差距，这种解说手段的复杂性对于自我表达技巧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此书成功的关键。

梅勒为他的模拟史诗中的主角作了辩护。他解释说，“梅勒”的个性代表了那次游行本身模棱两可的意义。“这种历史中任何含义不明的喜剧英雄不仅应该远离历史的边緣，而且他也应该是最令人惊愕的，不协调的利己主义者，其自以为是的程度往往不能容忍，使人憎恶，但却保持着一种严格到了典型的超然态度，这也是合适的……―旦历史出现在一所疯狂的屋子里，遗留给历史的最后一个工具也许就是利己主义”（《夜晚的军队》第68页）。这位历史学家接近“这所疯狂的历史房屋”的方法很象亨利•亚当斯在他《教育》一书所用的方法。梅勒站在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者前面，就象亚当斯面对发电机和圣母玛利亚圣像一样，他“发现在自己采取的姿态和世界本身疯狂的形状之间有一种一致性”。梅勒在《夜晚的军队》中创作的喜剧加史诗角色，在谦卑和自我模仿两个方面，使他的生涯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自从《我的广告》发表以来，他认真地按照他的文学抱负而写作。他在《夜晚的军队》中第一次在自己和世界之间保持了一种讽刺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用一种新的谦虚感缓和着他那种极度的自以为是劲头。巴里•利兹写道：“梅勒的主角最突出的东西就是一种新的谦虚感和个人的制约。他经常受到惊吓，很虚弱，面对道德的冲突和现实的危险，他优柔寡断，不知该怎么办。”

尽管梅勒真心诚意反对越南成争，伹他常常开着玩笑。《夜晚的军队》是以“梅勒”在大使剧院丢失尿壶、并作了种种企图想搞公开讲演而使他的达官显贵同行罗伯特·洛厄尔和德怀特·麦克唐纳大为尴尬，从而削弱了他本来很庄严的声明等小花饰情开始的。虽然在真实事件中他很笨拙，梅勒搞重新粉刷却很有一手。他再创造了他的情绪、他的态度和他应该喜欢说的话，而不是他实际说的话。这个对叙述者梅勒和主角的梅勒的描写和事后的分析使《夜晚的军队》中严重的政治问题得到了巧妙的平衡。

梅勒有时候利用十八世纪小说家的解说技巧。有一次他完全模仿了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的风格，他写道：“梅勒并不知道，但他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变成了野兽。等着瞧吧！” (《夜晚的军队》第42页）他时不时地在长度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或者把自觉意识放到他的叙述技巧中，就象是在写他被联邦元帅逮捕的经历一样：

小说家最惯用的一个手法之一——也有人称之为一种罪恶——就是要把叙述（在离题拫远以后）升格到一种激动人心的高度，这时，不管读者多么有文化教养，他也会变成一种粗鲁的人，他会张大着嘴巴，迫不及待地问道：“还有什么？”“还发生了什么亊？”…… ’

这当然是维多利亚时代【1】的做法。习惯于高速公路的现代读者一觉得没劲就会把书扔到一边，然后把电视机打开。（《夜晚的军队》第152页）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

梅勒用吓唬读者的办法来界定一些他的书该如何欣赏的规则。有一次，他用很巧妙的语言强调了他的那种近似小说的技巧：“当然，如果这是一部小说，梅勒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就会同一个女人在一起。但这是历史，所以小说家这一次就痛快地放弃了任何性活动的描写。而是把这类事情留给读者自己想象，不管这种想象愉快与否”（《夜晚的军队》第52页）。

这种松散、含有一段段情节的叙述结构使人想起多斯·帕索斯的作品《美国》，这是因为那种形式很随便，艺术上很灵活。叙述者跌跌撞撞经过这些事件时，他能跟上“小说家”的步伐，或者拉开一点儿距离，他就能提供对于人群、游行中政治含义的观察等包罗万象的描绘，或者是关于新左派统治集团滔滔不绝的离题话和淫秽东西，或者关于政治行话词不达意等方面滔滔不绝的离题话。巴里·利兹解释说，“梅勒本人作为叙述者和主角，可以自由自在表达任何思想或态度而不需要虚构小说的掩饰。由于《夜晚的军队》既是一部小说，又是一部历史，作者就摆脱了大多数事实性报道所追求的创造唯恐人们不知的客观性那种约束。”

除了梅勒嘲弄通常的小说写作方法，《夜晚的军队》也体现了写作风格灵活多变和词藻装饰方面的特技。梅勒的各种风格和他叙述事件的范围同他强烈反对的传统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具有自矛盾意义的是，梅勒有时也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客观”记者。他的社会观察的才能和了解政权来源的热情使他卓有成效。梅勒从多斯·帕索斯那儿继承的技巧的一个标志是包罗万象、摄像机般地扫描人群。例如，在林肯记念馆，梅勒利用示威者鲜艳的服饰来暗示，五角大楼前的游行是“历史交叉”的象征：

那儿来了大批嬉皮士，漫步朝山下走去，许多人的穿着就象佩珀上士乐队一样，有的人打扮得就象阿拉伯的酋长一样，或是穿着派克大街守门人的大衣，其他人穿戴得象西部的罗杰斯和克拉克，怀亚特•厄普、基特•卡森和丹尼尔•布恩穿着鹿皮衣服，有的人留着胡子，看上去就象是《有了枪就旅行》中的角色——帕拉亭的代理人也在那！——还有戴着羽毛的印第安野人，有一个嬉皮士打扮得象英国军队里来的传令兵，另一个象《隐形人》中的克劳德•雷恩斯……一大批这种人披着斗篷，是褴楼的卡其斗篷，他们躺在地上，把斗篷当作毯子、毛巾或是临时行李袋，……那里还有火星人和月球人和一个未骑马的骑士，他身穿沉甸甸的真盔甲高视阔步。那儿还能看到一百多个身穿南部联邦灰色军服的士兵，也许也有二三百个穿着合众国深蓝色军官服的嬉皮士。”凡是能搞得到的服装他们就统统拿来，他们从旧货商店、廉价商店、迪格的免费商场以及藏印度毒品的地窖里等地方去寻找。还有穿着外国军团服装的士兵，有的穿着热带灌木色上衣，加利福尼亚式条子衬衣和裤子，英国人仿制的艾森豪威尔式上衣。有的嘻皮士穿得就象土耳其的牧羊人，有的象罗马参议员和宗教牧师，有的象穿着肮脏单衫的日本武士。他们就好象是从历史和喜剧书之间、传说和电视、圣经的原始模型和电影等所有的汇合点上集中到一起来的。（《夜晚的军队》笫108-109页）

梅勒相当大的社会观察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创作了远远超越这个时代和这个事件的含有隐喻和历史性的篇章。就象是一首伟大的进行歌曲——也许是上帝最后的审判——游行者们是文化教养参差不齐的人们、已往和未来的杂拌。梅勒所暗示的内容比他公开宣称还要多，他扩大了这次具体的示威游行的内容，使之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梅勒个人的感情、态度的变化和大大小小的冲动使《夜晚的军队》成了披露真相的记录。他崇拜罗伯特•洛厄尔那种严格的扬基【2】性格，并且公开承认他妒忌这位和他同一行业的诗人：

梅勒发觉他心怀妒忌。他倒不是妒忌才能。洛厄尔才华横溢，但梅勒是守护着自己才能的价值的叭喇狗【3】。不，梅勒是有妒忌心，因为他为自己的读者而操劳，而洛厄尔似乎没有作出努力，但却偷走了他的读者。梅勒不知道他是否鄙视洛厄尔担任总管的角色，还是崇拜着他这样做的能耐。（《夜晚的军队》第58页）

罗伯特•洛厄尔

除了他作为喜剧演员和游行中的“显贵”人士这些多重角色以外，梅勒有时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爱国者和具有代表性的公民。他令人信服地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既爱又恨的矛盾感情。就是这个国家，它到亚洲去发动一场野蛮的战争，但同时又允许自己的公民有权公开地、大规模地示威游行来反对这场战争。虽然梅勒相信美国那种天真无邪的品德，但也看到了与之相对的极其邪恶的墮落：

梅勒觉得，他在这次示威游行中证实了他自已生活中存在着的种种较量。这种种较量冲击着压迫者的眼睛，冲击着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那种贪婪、吝啬和无聊的丑恶心灵，冲击着依靠公司地产大肆挥霍的行为？冲击着自命不凡、闭关自守、不懂道德的五角大褛。五角大楼用每天积聚的力量在破坏着自己国家的前途。鉴于这种后果. 小说家唤醒了人们对深陷在自由思想中的美国种种奥秘的一些模糊和尚未清醒的认识——这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家。小说家越是变得年长他就越发觉得她十分有趣。她是一个极其压抑、程序化、不懂人性、但管着一个民族、诸多公司和新闻界的王太后——是一个溫柔、深奥莫测、谁也不了解的坏女人，即使是她未未冷酷的共产党医生也不会了解她。(《夜晚的至队》笫132-133页）

就象卡波特对克拉特谋杀案进行加工创作一样，梅勒的纪实小说力争取得比传统的新闻写作更广阔的隐喻和象征性的寓意。象《在冷血中》—样，梅勒关于五角大楼前示威游行的报道含意超出了所描述的那事件的表面现象。就象许多美国作家一样——马克·吐温在《苦干》中和斯蒂芬•克兰在关于曼哈顿描述中那样——梅勒利用统率他小说的各种主题，富有想象和隐喻深刻地解释事件。梅勒起的真正作用是一个神秘莫测预言家，他可以在茶叶中顶知预示美国企业前景的各种日常事件。《夜晚的军队》的中心贯穿着他对一个日益受到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冲动行为支配的社会中人们的深切关往。那些冲动行为正威胁着个人的责任。虽然梅勒提出的美国命运仍受到人们的疑问，但他的对立原理（可爱的坏女人和王太后）的辩证法在一方面预示着乌托邦的希望，而在另一方面也说出了个人和国家所要遭受的厄运。

马克·吐温

自从他的笫一部小说发表以来，梅勒专心致志地研究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不断丧失作用这个问题，这已成了他一贯的主题。在《裸者与死者》中，反派角色赫恩和卡明斯将军代表了人的本质的两个方面一高尚和兽性——即倾向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和极权主义欲望的两个方面。梅勒第一次刻画从事战争之人物的意图，从某种商度是作为人们为获得个性而同日益加强的政府控制进行斗争的缩影。虽然梅勒的将军经常压抑着自己的权欲，他认为人类是可以做到圣洁高尚的。圣洁高尚的人和充满兽欲的人并存，也就是天使与魔鬼并存，这就是梅勒生存观点的中心。

这种人的本质的根本的二重性也使《夜晚的军队》富有浓厚的色彩。“梅勒”同时显示了这两种品德。他在大使剧院醉洒后的放肆行为反映了他内心的“兽性”，以及这个比较负责的“历史学家”身上的海德【4】式的同类东西：“……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就是他本身这个野人的仆人。这个野人到处闯祸，然而又少不了他，梅勒甚至很喜欢这野人，因他野得很聪明，而且是有恃无恐——有一次他快要瘫痪时，梅勒已准备雇用桑尼•利斯顿【5】”，（《夜晚的军队》第24页）

他自身之中两种对抗力量之间的搏斗成了国家精神中更大规模的斗争的缩影，五角大搂前的示威游行就是这场斗争的象征。五角大楼的建筑本身和奉命守卫这幢大楼的联邦将军们就代表了“国内的精神分裂症”。凝视着一排排武装的将军们，梅勒看到的是一张张守卫得克萨斯大桥新兵的脸，他同那些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起服役过梅勒回首二十年来曲折的经历，写道：那些将军们散发着一种在他看来是毫无裨益的集体精神，因为他们的目光茫然而又呆滞；那个熟悉的小城镇的所见所闻只是：冷漠上升到狂热，这种狂热平息下来再度变为冷漠。”（《夜晚的军队》第171页）他们是美国“精神分裂症”的代表。他们成了被拋在技术前进的尾迹里的人类渣滓。对于梅勒来说。他们就是“从《蝗虫的子》到《裸体午餐》和《具有魔法的难督徒》等—百部美国小说中的各种角色。”（《夜晚的军队》第172页）

与此形成对照，梅勒崇仰激进的美国青年，把他们看成是新希望的具体体现，尽管他不相信引起幻觉的毒品和陈腐的行活。梅勒在书的通篇中连续地用南北战争的暗喻描写了学生、嬉皮士、易比士和无政府主义者。他把他们看成是一支反对军事机器压迫的基督军，也是反对这种压迫的童子十字军。在他们处在最佳状态时，他们的自发性和对于“下一步的逻辑”这种老的左倾思想的摈弃使他们成为：

“不同于前五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代美国青年。这新一代人比以前任何的一代都相信技术，但是这一代人也相信LSD这类毒品，相信巫术，相信部落知识，相信狂欢和革命……对于发生人们不知道下次会发生的事这一揭示性的奥秘的信仰是有保留的；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可贵之处。”(《夜晚的军队》第103页》)

中产阶级青年、老的左翼分子、作家和教授们的联合体如果能发挥最好的力量并抑制“狂热”，他们就可以激发梅勒对美国的微弱希望。

然而，梅勒预测并担心血气方刚的示威者的被压迫力量和将军们会爆发“一场持续二十年的内战”。他随着人群涌向五角大楼时，也看到了他所有书中描写的“精神分裂症”在表现出来。早在1963年发表的《总统文件》一书中，梅勒瞥告说:

美国人一直在过着双重生活，我们的历史沿着两条长河前进，一条是明摆着的，另一条是地下的；如果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些采取了行动并造成一些后果的话，就会出现具体的、真实的、实际的和单调得难心置信的政治历史；我们有一条未开发的、狂暴的，孤独和充满浪漫欲望的地下长河，那是狂喜和暴力的汇集，是整个民族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夜晚的军队》中，美围卷入越南战争一事只是这条暴力的“地下河流”的最新表现。梅勒感觉到这一论点的分量太重，它本身的价值不可能被承认。他就描绘了一幅情景，使这种压抑的暴力和美国生活中的神种矛盾戏剧化。他刻画了一个染着桔色头发的老妪，在拉斯维加斯玩着一种称为吃角子老虎的赌具：

如果人们想找到不可救药的美国式疯狂……就可以在傍晚时赌赛马场上被霓虹灯光照耀着的一张张脸上找到，或者在象拉斯维加斯【6】中这种地方清晨人们呆滞的眼晴里找到。在这里，美国的狂热在夜晚嘈杂声中达到白热化程度，出入教堂的老祖母，此时桔色的头发象燃烧的火焰一样闪闪发亮，正对着赌具“独臂土匪”低声哼唱，她打开皮夹子，把五十美分的硬币正确地投入吃角子老虎的狭槽中。

“太太，我们的人正在越南把儿童活活烧死。”

“孩子，你自己去送命吧。奶奶马上就要赢得一大笔钱。”

烧伤的孩子被带进了赌场，放到她的医疗病床上。

“太太，请看看我们在越南的功缋吧。”

“我中啦！我中啦！太棒了，我中啦。哟，你这可怜的被烧伤的孩子——你绐我带来了好运。瞧，好乖乖，赏给你吉利的五十美分。听着，亲爱的，告诉护士把你的床单换一换。那些床早已经发臭了。我希望你不会得坏疽。嘿嘿嘿嘿……我同维加斯的东方人一起厮混，真是乐不可支。”（《夜晚的军队》笫172页）

在这段尖刻讽刺的描写中，梅勒总结了他在1967年发表的小说《我们为何去越南？》中解释的美闻暴力。梅勒得出结论说，如果技水和现代化的进步摧毁了小城镇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去发现究竞在什么地方狂热、暴力和机器能合为一体，在维加斯？在赛马跑道上？在职业足球赛中？在黑人的种族骚乱中和在郊外的狂欢活动中吗？不，没有一样是够味的。人们不得不到越南去找到欲望和疯狂的满足；那正是个小城镇遭到沦亡的地方。” （《夜晚的军队》第174页）

梅勒创作的具有隐喻和哲理含义的篇章比典型的示威游行的新闻报道要丰富得多。虽然投机的风险很大，他在各种孤立和没有联系的事件中找到了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了他所有作品中基本隐喻的源泉，这是很有典型性的。理查德·比埃尔指出，梅勒过多的重复和他毫不厌倦地使用麾尼教的对立学说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叙述作用：

恰切地说，他习以为常地把当今的新闻问题当成是种种隐喻来处理。这些隐喻已经长时期地支配了他的思想和作品：技术、法西斯主义、辩证法、基督教的启示、生存、癌症、淫秽东西、恐怖、存在主义、毒品、暴力、极权主义……上帝和魔鬼……一时间，梅勒的任何题材都设法在隐喻的意义上同这些术语的一个或几个相联系，这些术语之间当然也是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前进过程中不断有大作品的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广泛被人阅读，这也是一个原因。

《夜晚的军队》就这样比较圆满地回答了《我们为何去越南？》一书的题目中提出的问题，这是一部关于在阿拉斯加围猎大动物的小说。梅勒对于美国暴力的分析至少象德•赫•劳伦斯关于库珀的纳蒂•邦珀这一观点一祥古老：“是一个背叛了白人社会的人，严格坚持道德完美的人。一个孤立、几乎是忘我、禁欲和有持久精神的人，他靠死亡和杀戳度日。这正是个最富有本质特征的美国人。”梅勒对于五角大楼前的游行这一事件的处理成了他二十五年来一直在系统地阐述的基督教启示录中“生存观”的延伸。所有的对抗力量——极权主义和民主、年迈和青春、技术和人道主义、魔鬼的诅咒和上帝的仁慈——在 1967年10月的一个周末汇集在一起。虽然梅勒担心会爆发一场持续二十年的内战，但他最终预测到美国将出现非此即彼两种前途。梅勒响应耶茨的诗《基督再生》，在书的结尾写道：

我细想着那个能表达我们意志的国家。她就是美国，曾经是无与伦比、宏伟的美国之邦，现在是覆盖着麻风病皮肤的美丽国家。她身子沉重，怀着孩子——没人知道是否是合法的——在永远看不见墙壁的黑牢中过着焦虑苦恼的日子。现在，她令人生畏的第一次阵痛开始了——还将继续下去：没有医生在旁边告诉时间。人们只知道，她现在不可能是假产，她很可能真的分娩，生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个可怜、魁伟、历尽折磨，美丽动人的姑娘生出的是世界从未见到过的最凶恶的极权主义吗？还是一个勇敢而又温柔、精明而又任性的新世界呢？（《夜晚的军队》第320页）

尽管梅勒使用了喜剧的顺序，自我嘲讽的手段和玩笑般地使用小说的技巧，他是用具有个性特征的预言结尾的。因为从本质上讲他是个美国人，也是个道德主义者。虽然他担心由五角大楼所代表的极权主义势力，但他同时提出了一个由朝气勃勃的基督军居住的新美国伊甸园这一希望。

就象《在冷血中》那样，《夜晚的军队》表现了把新闻特色同小说的技巧融为-体这样-种力量。梅勒把虛构小说的想象力应用于当代历史，他超越了传统的报告文学的常规和框框。非虚构小说是他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涯中多方面生活的综合。梅勒在美国生活的一段令人迷茫的时间里重新创造了象征性的事件。他这样做有助于澄清在一个万花筒般的十年中一段重要时刻的意义。他的“以小说为形式”的历史，使一个孤立的事件变成了六十年代社会气候的重要反映。正象康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在《夜晚的军队》的书评中所暗示的那样，也许梅勒在1968年仍对于现实主义小说中早已过时了的根本问题怀有兴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奥布赖恩先生的话是对的。他说不会再有象梅勒这种笔力的人 “用同样的风格来描写美国”。从蕴含着新鲜感和正义信心（它曾遗失给欧洲）的“美国”一词来看，梅勒先生的自传——其中，我们希望“五角大楼的脚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章——将会成为“最后一个美国人的忏悔”。

二

梅勒六十年代的笫二部纪实性小说《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1968）是模仿他以前的政治新闻写作手法写成的。在此以前，他已经写过两篇关于政治代表大会的报道：《红灯下》，是1964年共和党会议的纪实：《超人来到超级市场》，是对约翰·肯尼迪于1960年登上总统宝座一事的分析。在梅勒的整个生涯中，他作为新闻记者不停地写作，给《老爷》杂志、《哈泼斯》、《不同政见者》、《评论》、《纽约书评》和他帮助创刊的《乡村之音》等杂志投稿。

象《夜晚的军队》那样，梅勒关于1968年政治代表大会的报道使用了各种同传统的新闻报道不同的“虚构成分”。梅勒在这里成了“记者”，而不是“历史学家”。他说，事实上“我是个典型的现场记者，收集素材，去赶我的截稿时间。虽然我试图保持客观，我也将让读者了解一篇典型的新闻报道所要说明的东西；我说明我的反应，我所省略的东西和一些误差，这些误差强调人们不能真正了解发生的一切。”

梅勒在《夜晚的军队》中以多种角色出现，在《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中只以剧中人出现，尽管这中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前一本书中那玩笑般的表现癖在后者中却保持了缄默。特别是在芝加哥，梅勒似乎对于他的任务更加严肃认真，并试图更加小心谨慎地作出他的判断。他透露了自己的看法和各种政治信仰，特别是在芝加哥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的时候。他为自己缺乏挺身而出的勇气、对新左派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心等问题深深地思考着。彼得•肖在《评论》杂志中写道，《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具有的特点是“梅勒有了一种新的通情达理精神，我认为，这一成就比他最后一本书的成就更大。”

梅勒也用他所谓的“带有细微差別的历史”来对抗传统的新闻报道中的歪曲。他在书的迈阿密部分引用了《纽约时报》关于在里根州长的总部前黑人的示威游行的报道，来表达他的着法。梅勒探索了《纽约时报》报道中的肖省略部分和不充分部分后问道：“里根姑娘们被打得鼻靑脸肿还是胜利而归？黑人示威者是一脸尊严，还是喧哗吵嚷，述是自鸣得意？ ”他得出结论说：“纽约时报》没有准备鼓励自己的记者，其想法是没有细微的差别就不会有历史。”（《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56页）

梅勒没有对可以成为新闻的大标题感兴趣，而是对会议的气氛感兴趣——空气中的气味，代表们的化装和装束——这就是他所谓的“他们活动的外部延伸”。例如，在书的芝加哥部分他试验了一种“新”尼克松的假设，他的方法并不是去检查候选人本身，而是通过观察尼克的崇拜者送去的大象的表演。梅勒的主观方法把这些似乎是无关紧耍的细节集中起来“更好地理解他所见到的表面现象下面的潜在特征”。（《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51页）一只跳着熟练舞蹈动作的大象成了梅勒（接下段)：

有一个新尼克松这一想法的第一个暗示。他本可以读上十多篇关于同一事情的文章并且毫不介意，因为写这些文章的人都是些专家，他们的预言往往是正确与错误参半。他完全可以把专家们置之不理——只要他本人还能干，但安娜（是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安纳海姆的支持者送来作为礼物的大象）却在乐此不疲地做着倒立动作：这一事情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定会把它汇入他思考的奔腾巨流中去。当然，有一次有个记者推测说(使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巴里•戈德华特能够赢得1964年的总统大选。（《迈阿密和芝加哥的围困》第18页）

梅勒对于自己非专家的地位津津乐道，他自己的方法失灵时就往往讽刺地加以贬低。在梅勒眼里，记者应该是各种好坏预兆的主观读者。

利用“记者”作为主角，这就方便地为梅勒掩饰过错和省略提供了修辞方面的技巧。如果遗漏了新闻，就可以归咎于记者本身的弱点，而不会归咎于无所不知、著名的小说家诺尔曼•梅勒。当记者未能发现幕后的一个重要政治交易时，梅勒写道：

如果他具有更多的记者素质（或少一点记者素质）的话，他就会知道，里根的力量正在发起一场全力以赴的攻击……以便从尼克松那里偷走南部的代表，而尼克松的力量正在发起反击予以回答……但这位记者的行动就象是一位远离前线的将军——如果他听不到炮声，他就认为战斗并不激烈。（《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57页）

有时候，记者滑稽地卷入喧闹的玩乐之中。 —次，他象传奇式冒险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以便衣安全警卫的身分出现，闯进共和党的节日舞会：

给州长（里根〕让路的那些人猜想，那记者—定是派去保驾他阁下安全的便衣人员之一。他—会儿皱皱眉头，一会儿有见识地撅撅嘴，俨然是一副关心州长安全的表情，他没有任何凭证，却摆出警卫官员藐视一切的神态，径直从收票员面前走了进去。(《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 31—32 页）

杜鲁门·卡波特著

梅勒利用这种滑稽的情景，给迈阿密相当沉闷的政治空气提供了某种有趣的娱乐，因为尼克松的胜利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与此形成对照，记者在芝加哥参加的民主党代表大会，随着梅勒的热情被压抑而变得越发认真起来。

加强叙述悬念的种种技巧在这里同《夜晚的军队》中的技巧是相同的。梅勒通过自己主角不断变化的直觉向读者慢慢透露事件的真相，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叙述那几个大会。梅勒把他的政治假设作为新发现表达出来。例如，记者认识到，理查德•尼克松将成为美国总统：“因此，记者站在美国政坛的中心……并且认识到，在准备投票，民主的灵魂发挥效力的令人称颂的时候，他将做的事情只不过是重新安排一下人们理智的活动 (的确，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都必须参加这一活动）。”（《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笫63-64页）

正象梅勒在《总统文件》中所表示的对于肯尼迪的迷恋那样，梅勒接触政治往往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思想的角度。象埃默森那样，他认为，要认识一个时代就必须研究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醉心于给某个政客的个人风格下定义，这样往往导致比客观的“纯新闻”更主观的判断。请看理查徳·尼克松在举行新闻吹风会时的这幅肖像：

尼克松想说俚语，用一些引语来加以修饰，说话时用一种动听、几乎是哀婉动人的口吻。使人想起委婉语，想起他遏制着强烈地要求表现出来的那种年轻的受过的高等教会学校的教育。就好象他是在以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讨人喜欢的腼腆微笑在说话，“我们一说俚语，聚会就有会变得很粗野这种危险……因此，他不自然地谈着他的工作班子成员们（包括代表们）如何在“进行一场我们所说的，激烈的竞赛。”他说出想法时满面堆笑，他的牙齿闪着光亮。但是他的声音似乎在弱下去。不管他们怎么称呼它也许称之为“激烈的比赛”，或者不），他本人是不这么说的。他很少使用强调性的加重语气的词，只使用“一个跳跃”、“我的直觉、我的‘内心的感情’”这类轻饥饥的词。他的姿态恭恭敬敬，接着是满脸堆笑和牙齿的闪亮。（《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47页）

理查徳·尼克松

梅勒的简慢无礼和他缺乏仁慈之心的做法遭到了批评者们的强烈反对。但是他那傲慢的素描般的描写往往能比报纸栏目中典型的灰色散文抓住更多的政治风格的本质。

虽然梅勒在描写尼克松时毫不留情，但他也很少放过民主党人。他把欧仁·麦卡锡描写成不愿意或无能为力来耍“政治就是财产”的把戏，这是梅勒书中用于传统的美国政治的占主要地位的隐喻《“麦卡锡是从圣人的逻辑出发……：上帝会判断一个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是人来判断，如果舌头是表现思想的工具的活，那么上帝会给予说话的工具。如果上帝让谁做好人，谁就会是好人。”（《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19—200页）休伯特·汉弗莱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夜晚发表讲话，梅勒对他的描绘是一幅残酷然而是生动的画像。梅勒把汉弗莱比作为具有一般弱点的美国小城镇的营业主任。汉弗莱登上讲坛，

他的脸全靠化妆品涂抹起来，就象棺材里的尸首一咩。他就象是早上起来喝一杯酒、打完内部电话再喝一杯酒的小公司营业主任那样，带着一副颤抖的表情……他走进厕所，吞下一杯森森酒。他身上整天散发着气味；森森酒味，石灰水味，润发油味，香水味，除臭剂味，爽身粉味，大蒜味，阵阵药味，为防止神经紧张而喝的威士忌酒味和擦在身上的酒精味等等！（《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208页)

从个别政客到芸芸众生的政客，梅勒都能够用同样娴熟的技巧加以描绘。琼•迪迪恩有一次指出，梅勒同菲茨杰拉德一样，具有“一种抓住事物本质的本能，一双洞察社会的慧眼。这不是一双追求虚名的眼睛，完全不是玛丽·麦卡锡或菲利普·罗思那种人的眼晴，而这足一双专门观察事物本质的眼睛，对于权势的种种奥秘充满深厚感情的眼睛。”例如，有一次在迈阿密，梅勒出席了为尼克松般忠实的支持者而举行的小型招待会。正是这种社会观察力才使得《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区别于大多数新闻报道：

……（开始时)是一群妻子和小孩子以及拥有五金商店的丈夫，或者是吸毒者……一个当地的律师，一位退休工人，一个有相当收入的寡妇，……来自小公司的小经理，……小城镇报纸的編辑，一个洗礼师范学院的教授……普通人和富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还有一些小伙子……他们来自中西部和远西部令人尊敬的城市。边界的各州正准备恭候迎接它们自已真正的候选人。(《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59页）

诺曼•梅勒的《夜晚的军队》

梅勒分析说，1968年共和党重新上台是对美国基本的价值观念再—次肯定，响应了清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祖先的教义。在那一段时间，各种分裂组织如“全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贸易T会主义者，黑人尚武派,新左派，酸头派，…… 黑手党家族，调停争端派和时髦人物派一齐出笼”，在这个危险时期，梅勒把尼克松的胜利看成是人们对较为古老和简单的美国的向往。在《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中，梅勒就象在后来写的《月球之火》中一样，看到了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这种价值观念得到重新肯定，这是由社会中的激进变化和根本美德的衰亡所引起的。在后一本书中，梅勒把成功的宇宙飞行看成是技术压倒国内的社会动荡而取得的胜利和进步。

梅勒与“客观性”记者不同，他公开参与政治性的辩论。根据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以后所遭的厄运，他于1968年所作的共和党要遭殃的预言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梅勒给共和党人所下的预言是这样的：

人们可以预见：他们的预算计划是疯狂的，他们自以为是的劲头是疯狂的，他们对秩序和明确思想的热爱将会遭到很多挫折，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理性基础将会四分五裂。对于自由小企业的小城镇信仰将会在技术领域中不可战胜的社团力量面前瓦解；他们对于高雅文化的热衷将同新美国那种疯狂的美学迎头相撞；他们不想花更多的政府开支就企图获得军事优势，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狂热地追求这种优势，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就必然会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反对具有掠夺性的敌人，反对他们自己，反对自己的贪婪和自己的大企业。（《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53页）

梅勒以尼克松的战后一幅肖像结束迈阿密部分（片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一特点使人想起他早些时候给约翰•肖尼迪画的素描，尽管两人有着种种政治分歧。梅勒喜欢把政客们看成是“存在主义”的英雄人物，他们要么能够为民造福，要么作恶多端。记者知道民主党人要败下阵来，他用关于"新”尼克松的两种相反的观点结束了书的迈阿密部分：“……（记者）不知道他是否准备喜欢尼克松，或者是由于他那完全毫无诗意的二元体制和他那计算机般的脑袋而憎恶他；记者不知道那位候选人是真正有情有意的人，还是纯粹的一架机器，专心致志地追求虛名，或是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是恭顺谦卑，能感觉到国家真正的创伤，还是一个劲地自我陶醉，做着暴君的美梦。”(《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81—82页）

在第二部分“芝加哥的围困”中，我们立刻意识到梅勒的小说家才能。他一开始就对该城市进行了透彻的描绘，把笔墨集中于牲畜场，以此作为中心隐喻。如果梅勒在有共和党思想的迈阿密代表那里发现了可塑性的唯物主义的话，他就可以把芝加哥作为伟大的美国城市丰富地加以描绘。象德莱塞那样，梅勒唤醒了人性中的“兽性”作为该城市的活动和市民的背景：

看到被杀戮的牲口，人们就可以了解人类的本性——不管我们可以做到多么接近天使，屠夫照样存在……是的，在芝加哥这个械市里，人人都不会忘记金钱是如何挣来的。金钱是从溅满血迹、仍然滑腻腻的地板上捡起来的……因此，内心残酷的某些东西和勇气的种种奥秘总会反映到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脸上……这是伟大的美国城市中的最后一座，市民们都有了不起的脸庞，血色红润，贪得无厌，直截了当；他们没有虚伪做作的耐心，而是喜欢明火执杖的抢劫。(《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89-90页）

即使梅勒得到的事实是错的（因为芝加哥已经用现代化方法取代了他所描述的原始屠宰法），他所作的隐喻是对的，彼得•肖在《评论》杂志中解释说：“在洋洋洒洒的引言部分，梅勒写了芝加哥的牲畜场其他野蛮的屠宰方法，他的语言之有理……他把这种野蛮的方法看成是该城市铁石心肠的一个缩影。牲畜场的气味在其余的叙述部分萦绕，使我们想到，殴打示威者和就在牲畜场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所釆取的高压手段正是芝加哥式的暴力行为的两个种类。”

梅勒把会议代表看成是他对该城市的描绘中所说的腐化堕落和“明火执杖的强盗”的代表。同迈阿密不一样，“这个会议有尽头：美国最卓越的一些人和最堕落的一些人在发言。癌症在以最快的速度扩散，肥胖症随着水肿而加剧，关节炎随着洒精中毒而加重，恶化的肝脏使得支气管炎变本加厉，那颤动着的下颚使已经大腹便便的肚子更加倒霉。”（《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76页)对于代衷表们的这种描绘使人想到梅勒对芝加哥的初次描述，它创造出一种新闻写作中不同寻常的隐喻的统一。最后几行话使人想起了耶茨《基督再生》中的诗句：”最上层的人全无信念，最底层的人充满强烈的感情。”在梅勒看来，象召开代表大会这样的政治仪式就成了社会的缩影。

虽然梅勒同时以文学和隐喻的手法写作，但有时他也满足于做“纯粹的”政治记者。代表大会会场的行动，例如反映戴利市长高压手段的情景比迈阿密海滩上的陈词滥调更兴趣盎然。鸽派人士很想延长在越南问题的政策要点上的辩论,而鹰派人士（认识到这样会破坏他们在观众最多的时候在电视中露面的计划）迫切希望扼杀这次讨论：

因此约翰逊政府的发言人给戴利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发言人伸出一根手指在喉头上比画了一下，这是结束那天夜晚讨论的毫无疑问的手势。戴利看起来就象刚吃了鲇鱼似的，他站起身来，准备发言，但做了个休会的手势。卡尔•艾伯特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位身材矮小的主席兴高采烈地开始口称“伟大的芝加哥州”的戴利市长。但他很快平静了下来，迅速敲着主持会议用的小木棰，宣布本主席接受这一提议，迅速而熟练地捻了一下手指，发出“噼啪”的声响，表示休会，好象这完全是他的主意似的！这场辩论就这样推迟了（《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61页）

梅勒立刻抓住了戴利权力的影响力，艾伯特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和电视实况转播的意义。就象在迈阿密那样，梅勒的政治观点是“人的个性”方面的，虽然他也确实以某种客观的姿态分析了民主党人的无能。正象他以后在《月球之火》中所做的那样，梅勒在党派的衰败中看到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态度更大规模的分崩离析。尼克松在迈阿密的胜利，连同汉弗莱在芝加哥的威势，使记者感到恶心。汉弗莱在党的提名大会上获胜的最后一幅肖像同政治就是财产这一主题引起了共鸣。这一主题支配着梅勒所作的分析：

在华盛顿的二十年成了今夜要收获的财产；即使是不喜欢他的政客们此时此刻会怀念休伯特，他们对于华盛顿聚会中那温文尔雅的魅力记忆犹新，他成了他们记忆的一部分；他们一起在华盛顿从事政治二十年，他成了他们红利的一部分。民主党的大本营和它在华盛顿的社会生活即将被粉碎——全世界正在使之粉碎。因此他们站起来向汉弗莱欢呼。他是这出戏的最后一个角色，（《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209页）

在汉弗莱十一月可以预见到的失败中，梅勒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中政客就是浪漫的英雄，这一点是他在《超人来到超级市场》中首先写到的。

虽然芝加哥部分是以代表大会的发言情況的纪实开篇的，梅勒的客观性很快混淆了。在芝加哥大街上和几个公园中，反战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野蛮冲突给这个大型的比赛场中各种事件投上了一个阴影。梅勒同读者一起分享了作为一个记者的苦衷，他宣布在战术上出现的一个变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报道1938年民主党的代表大会。然而，这不是对一个事件的描述。这次大会就是一个事件，它是在上层集团中一些小人物和虚无主义的年轻人之间连续五天在芝加哥的大街和公园里发生激战的时候举行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描写这一激烈的战斗，要把兴趣转移到代表大会上去就会不太自然，因为在这个大型的比赛场中最激动人心的场而就往往是反映外面的战斗。” （《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31页）

实际上，梅勒一直在问：“大新闻在大街上发生时，记者是否该离开代表大会？”梅勒决定转移他的注意力，并且巧妙地把内部和外部的冲突结合起来，其方法就是把街头暴力行动给予大会的影响显示出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梅勒专门把记者的动机解释了一下。他同读者同样地有着新闻该怎么报道的为难之处。这种对问题的承认，通常在日报的客观形式中是省略的，这样就突出了梅勒坦率的主观方法。

梅勒的笔锋转到芝加哥暴力性质的示威游行时，他写起来最得心应手。记者混在示威者中间，写下了人群的全景,提供了警察野蛮行径的特写，也给人冗长演讲的乏味感觉：在一个精心刻画的场景中，梅勒描写到示威者在芝加哥希尔顿饭店前髙呼口号。在这个饭店里，大部分民主党代表正在那里下榻。后来，他几乎是用超写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警察攻击的最残酷的情景，他是在饭店的第十九层的房间里作这种描写的。梅勒把自己想象为检阅部队的将军，真有点居高临下、神气活现之感。他把密歇根大街的流血行动看成是一场较大规模战争中的一次战斗：

现在，数以千计的游行者聚集在这一块地方，把密歇根大街和巴尔博大街的交接处塞得水泄不通。就在那个地方，三面被警察堵住，切断了车辆交通。也就是在俯瞰格兰特公园和密歇根大街的希尔顿饭店的窗子下面，伫立的游行队伍遭到了突然袭击。警察用催泪弹，锤子和警棍进行攻击。他们攻击之势犹如电锯切木头，——好快的锯齿！好狠的警棍！他们的攻击就象大镰刀割草，一排排二三十名警察组成的行列成弧形推进，大打出手。从十九楼的窗户向下看，有一种超然的感觉，就象是在夜晚透过窗玻璃观看一场暴风雨。那儿的光线是赏心悦目的灰蓝色，因为警察穿着天蓝色的警服。即使是那种残暴行为，也有一种抽象的自然力同其他力量进行较置的感觉。就好象热带的滂沱大雨以一定的模式横扫过街道，形成诸种弯形，相互间再弯曲相碰在一起。（《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69页）

梅勒对于暴力行为采取的抽象态度和他对“自然力表现”的着迷给了读者一种同日报的报道完仝不同的前景。那一段描写完全可以是《裸者和死者》中的一幅情景。到后来，梅勒将会把街头的冲突看成是他在《夜晚的军队》中预言的“为时二十年的战争”的一部分。这位自诩为街头大军的将军把隐喻的格调上升到接近于基督教的启示录，他感觉到：

内心平静，怡然自得，根本没有想到下面现场去的欲望，就似乎在今后的岁月中殴打事件将会接连不断，有些是策划的，有些是从天而降，但似乎战争终于爆发了，因而这是个伟大而庄严的时刻，似乎造就历史的各路上帝都聚集到一起来了，……似乎一个伟大的党的军事脊梁最终在皮肤上断裂了，似乎民主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就此分裂成两派，就象梅尔维尔【7】的鲸鱼一下跃出海面一样，这是没有哪一个大的隐喻能加以说明的。（《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72页）

梅勒六十年代的每—部纪实性小说都依靠他想象力的启示性隐喻，来给具体的事件提供更多的篇幅。要把东西写好，梅勒就必须把截然不同的经历装在连结隐喻的较大的模式之中。他在这里用的梅尔维尔的典故，表明他想尽可能使用堂而皇之的隐喻来加强他的主张。如果说密歇根大街上的冲突是美国前景的一种迹象，那么，它以时间顺序发生的事情就具有加倍的重要性。为了使他的真有其事似的主观经历于1968年8月出现在芝加哥的希尔顿饭店，梅勒让他的戏剧灵感支配他的思想。

然而，梅勒很快从街头的残暴行为转移到代表大会的会议席上，来表达这种残暴行为给代表们产生的影响。在统治着代表大会和街头行动的戴利市长的实力和真正义愤填膺的代表们之间出现了一次道义上的摊牌，梅勒报道说，有一个发言者“要求把代表大会转移到遥远的城市，因为‘周围有暴力行动’并且大厅里有‘嘈杂声音’”。（《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77页）梅勒接着用多种形象描述了戴利想遏制狂怒的自由派人士的种种企图，那些形象人想起关于牲畜场的大块的引言部分：

强有力的吼声还没有发出，主要就把话题岔到别的问题上去，提名又井然有秩地进行，后来，在一片井喷般的轻蔑声中宣布了结果。骚乱的感觉不能平静下来。代表们不断地离开会议室去看暴力行动的电视录像……。那就是萦绕在会议大厅里的情绪，里面有一种宴会的狂欢，有欢呼声和恐怖情绪，有暴食者的气息，还有血腥味。(《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77页)

梅勒报道说，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假设是“疑虑引起的真正恐慌：纳粹分子刚上台时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78页〉

然而,梅勒对于芝加哥示威游行所作的描写涉及到的因素比《夜晚的军队》要少得多。不过，新左派青年、嬉皮士、易比士和大学生搞的民主骚乱、演讲和集会给梅勒带来了他在五角大楼前的游行中碰到的同一类道义上的为难问题他发觉自己“又一次置身于他为保持光荣和可耻的平衡而记的没完没了的分类帐之中”。(《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笫212页）他承认他是个根据合同为一家全国性杂志写作的领薪职业作家，但也是个见了讲坛、群众集会和公开场合以及可以炫耀一番的机会就会激动的知名人士。

在忏悔性的段落中，梅勒表达了他同那些批准一个行同狗彘的人做总统候选人的团体政治上结盟的矛盾心理；表达了看到自己的朋友们艾伦•金斯伯格，威廉·巴勒斯和琼•吉尼特加入他逃离的游行队伍时的羞耻；表达了他想不声不响，进行彻夜不眠观察的拙劣想法；也表达了他对自身安全的担心经过是否他该放弃新闻写作任务和积极参加活动的辩论，梅勒让记者得出结论：“人们可以用身体去参加示威，可以遭到催泪弹的攻击……人们可以被警棍打破脑袋……但是记者对于一切这是极为厌恶的。”《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笫145页）他的决定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的责任是搞好写作而不是参加游行。这些内省似的话很大程度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叙述。梅勒坦率的说明了他不断变化的承诺，他道义上的左右为难和他的矛盾心理。这些话作为对他一生的注释，表达了他从《野蛮的海滩》中一个年轻的社会动乱的煽动者到一个比较成热的中年人的逐步变化。

代表大会的报道和《夜晚的军队》是同一类型的，这些报道在梅勒所写的那十年的非正式历史作品中组成了另一部分。梅勒把新闻写作和虚构小说相结合，探索了他小说中的许多主题。在芝加哥，正当代表大会结束之际。记者毫不隐晦地想“多年来他所描写的灾难似乎真的来临了——他可以比其他人更迅速地理解种种社会现象”。(《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第187页）虽然记者承认他对于永久性的社会分裂的见解是“记者应有的大思想”，但是从政治代表大会这种全国性的仪式中看见了自从《裸者与死者》发表以来就一直担心的灾祸的迹象。梅勒不囿于光是报道事实，他可以自由地推测，在1968年晚夏时节，创造一幅全国情绪的栩栩如生的画面。

本文选自约翰·霍洛维尔著作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第五章节

作者

（美）约翰.霍洛维尔

译者

仲大军周友皋

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88-07

注释

【1】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在位期为1837-19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