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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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初，毛主席收到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份报告，内容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的农副业生产。本来这不算什么大事，没想到，这个报告触动了主席内心深处的想法。5月7日，主席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在新中国的政治史上，《五七指示》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先来看看《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五七指示》发布以后，全国上下开始走“五七”道路。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五七指示》事实上成了当时治军、治民、治国的纲领。

这份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毛主席在建国后的种种探索，正是以建立这个理想社会为总目标。

首先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如此重要的一份治国纲领，为什么看上去是这么“不正式”。

我们都知道，主席一贯主张浅显易懂的文风，反对“言必称希腊”。虽然如此，作为一份治国纲领，《五七指示》的文字未免也太“浅显”了，通篇全是短句子和大白话。看上去好像就是随口说说而已。说这一页纸就能写满的内容，是主席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也太简单了吧。

说实话，原来我对此也有些不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确实有一个“规律”——革命导师、领导人的著作越来越不“学术”，越来越单薄。

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是一副学者范，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很多读起来很有难度。的确是理论上的“硬书”。

到了列宁呢，虽然列宁全集也有好几十卷，但其中以短篇文章为多，而且文章的实用性很强，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具体问题。理论性相比马恩，就要单薄一些了。

毛主席的著作，毛选只有五本，加上后来出的文集，也没有列宁全集那么多。而且，主席在建国前，还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性很强的著作，建国后的著作，也是短篇文章为主，不再写长篇大论的理论著作。

“邓选”则只有三册，不但总篇幅不大，而且全都是短篇文章。

怎么回事？为什么革命领导人越来越不爱写理论大部头了？

后来，偶然看到钱穆先生一番话，这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先生写了一段话：

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钱穆先生这段话，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少见专门研究政治理论的书。这一番道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革命导师们的著作越来越单薄、理论性越来越不强。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也从事革命斗争工作，但他们毕竟没有掌握政权，都是“在野人士”。他们没有机会在现实政治中运用自己的理论。他们要做的，是向其他人“推销”“宣扬”自己的理论，所以当然要写成大部头的理论书，否则，怎么战胜其他理论呢？

列宁已经掌握了政权，所以虽然他也勤于笔耕，但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而且，在苏维埃成立初期那几年，列宁非常忙碌，很难有大块时间用来思考和写作抽象的理论问题——一大堆不抽象很具体的问题摆在面前急等解决方案呐。

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理论著作，都是在建国前写的。这并非偶然。建国后，作为领导人，主席也很难像建国前“在野”时那样有大量时间思考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如果有机会直接在治理国家中应用自己的政治理论和观念，那又何必写抽象理论呢。

所以，建国后，主席的著作，都是拿来就可以用的行动指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中国才是毛主席最重要的“作品”，其中包含了主席的政治观念和理论，并且，理论和应用已经融为一体。

可见，革命导师和领导人的著作，理论性越来越“单薄”，其实并非缺点，而是事出有因——他们真正的作品在现实中，在国家政权的发展和建设中。

接下来我们回到《五七指示》，看看毛主席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

毛主席爱读古书是出了名的，对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人物，老人家都有独到的见解。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了主席的注意，那就是汉末的张鲁。

《三国志》中有《张鲁传》。毛主席读到《张鲁传》时，写了长篇笔记——有一千多字，对张鲁可说“心有戚戚焉”。张鲁是汉末三国时期汉中地区的一个割据势力。和其他割据势力不同的是，张鲁在汉中建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传播五斗米教，有类似简化行政机构、免费医疗、免费吃饭等举措，很有特色。以至于主席写到：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老人家认为五斗米教的政权和人民公社有相似之处，怪不得对张鲁特别留意。

再联系到毛主席对建立人民公社的执着和高度热情，不难想到，毛主席心目的理想社会大致是：人人平等，不但平等，甚至相似，至少是区别不大。公社的自治程度很高，经济上自给自足，甚至能做到废除商品交易和货币。总之，是个结构简单、民风淳朴的小型社会。

所以，在《五七指示》中，主席提出“学军”“学工”“学农”等主张，也就是要求人们不要被职业限制住，而要去学习、了解其他不同的职业，做到一专多能。士兵除了能打仗，也能做工人和农民。工人除了能在工厂中生产，也会种田和打枪。农民除了会种田，也能做工和当兵。尤其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到五七干校中去学习、锻炼，不但有文化有知识，还要有动手能力，有劳动能力，不要成了书呆子。

看起来，这些主张没什么可行性。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直接违反了社会分工原则。在现代社会，人们要做的是精通本职工作，最好能达到超出常人的专业水准，那才能用来谋生赚钱。哪能要求人们面面俱到什么都会呢？那不成了万金油、二把刀了么？

现实中，对“五七道路”很有怨言的，也大有人在。一些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抱怨说，政府一声令下，他们就被迫下乡进厂干粗活，受了不少罪，耽误了不少时间。这种事情，今后可万万不能再做了。教训太深刻了！

当然，应该承认，无论是张鲁的五斗米教，还是自给自足的“公社”，都很难在现代社会中直接实现，但也要看到，主席的《五七指示》，似浅实深，其中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主席敏锐地抓住了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这个主要矛盾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细密的分工，让人们的技能越来越单一，视野越来越狭窄。这直接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非常缺乏互相理解。但同时，现代社会又越来越依赖人与人的密切协作。密切协作和互不了解之间，存在着巨大深刻的不协调和不适宜。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人们外卖叫餐越来越多。关于消费者和快递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有报道。产生矛盾冲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最主要的，就是消费者对快递员的工作缺乏了解。

缺乏了解，当然也就缺乏同情，认为订餐按时送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知道快递员可能会遇到什么意外和麻烦。于是，稍有耽误就大为不满，抱怨不休，甚至引发矛盾冲突。可以想象，如果设法让消费者去体验几天快递员的工作——“学快递”，消费者和快递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体谅就会多得多。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协调得多。

实际上，设法克服分工带来的技能单一视野狭窄，很多大企业对此都很注意。企业中的骨干或者重点培养对象，往往要“轮岗”，也就是派到不同岗位中去工作，最好能把企业产业链的各个部分都经历一遍，这样，才能对企业有深刻全面的理解，今后走上管理领导岗位，能力会强得多。

现在，我国选拔干部，也强调要有丰富的基层实践经历。只有在社会多个层面、多个位置都锻炼过，才有资格被提拔到领导岗位。那种大学毕业直接进入机关，一直在办公室里工作，缺乏实际历练的人，很难被提拔。

毛主席那时，面临的一大历史任务就是要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这三大差别。为此，除了经济建设要上去以外，人们之间互相理解的程度也要加深。“学军”“学工”“学农”的用意正在于此。

因此，虽然《五七指示》到今天已经很难直接运用，但其中包含的精神内核，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分工细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互不了解”“缺乏同情”，是个大问题。这种互不了解，会直接妨碍甚至破坏人们的密切协作。

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国民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隔阂乃至分裂。实际上，一个国家，首先就应该成为一个密切协作的经济体，这是国家得以存续和保持统一的重要基础。但在很多国家，人们因为地域、职业、民族种族、经济水平不同，彼此之间有深深的鸿沟。这种国家，不但很难成为密切协作的经济体，国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也很有问题。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对社会中的其他人、其他部分，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也很重要。这不但能让你对社会的了解更准确，也更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以及合适的合作伙伴。相反，一味任由分工把自己的视野和技能锁住，其实很不明智。人毕竟不是固定的工具。

《五七指示》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并不止于此，还有更深的含义。这个下篇文章接着说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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