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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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胡风事件，是新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风是一位左翼作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态度很积极，写出热情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新中国。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1955年，胡风被打倒，并入狱。1980年代胡风案平反。
胡风事件很复杂。本文无意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这里想说的是胡风等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他们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他们显然无力解决这个难题。而且，至今为止，中国知识分子仍要面对这个难题。
胡风及胡风事件，我早就有所耳闻，但一直没有看过胡风的作品。前不久，偶然看到胡风在1954年给中央写的那份著名的报告《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我只看了一部分。即使只是一部分，也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我摘录其中的两段：
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而是由于宗派主义当时正在开始全面地依靠主观公式主义建立统治威信，用着全部力量排斥和打击对主观公式主义不利的、为反映斗争实际而努力的创作追求，因而对于用了和主观公式主义同一实质的庸俗社会学伪装起来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不能有敌性的甚至警惕的思想态度所招来的结果。
清算了宗派主义的统治以后，就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把在最大限度上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群众的创作潜力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作家的个性成长与作品竞赛和在最大限度上在党是有领导地、在群众是有保证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提高政治艺术修养结合起来，把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艺术质量与积累精神财富和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群众当前的广泛的要求结合起来。
这两段的内容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胡风“干屎橛”式的文风。第一段最后一句是一个欧式的大长句子。第二段里有好几个长长的并列的“把”式句子。就算文化水平很高的读者，可能都要反复看上几遍，才能确保理解作者的意思。至于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多半看不懂。
当时写作是这种文风的，绝非胡风一人，而是很有普遍性。看了这些文字，我们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提出要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主席对此的批评是：“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毛选四卷的文风，看看其中是否有这种欧式大长句子。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个文字风格问题么，注意改正克服就可以了。不算什么原则问题。
其实，这恰恰是个原则问题。
从政治立场和基本观点上，胡风肯定不是反党反革命——所以后来才会给他平反。胡风之所以被打倒，除了种种具体原因以外，有一个或许不明显但其实最重要的大原因，那就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完全没办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如果新中国只是普通的改朝换代，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很有机会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多半还会更好。任何政权都需要知识，需要文艺。他们在旧社会已经成名成家，到了新政权，只要政治上没有反心，没人会为难他们。况且胡风热烈地欢迎新政权。他们完全能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
可是新中国不是普通的改朝换代。共产党要脱胎换骨、改天换地地建设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这个历史任务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相结合、为人民服务，而不能继续从事所谓“纯文艺”。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给中国知识分子明确了这个历史任务。解放以后，这个任务继续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
但知识分子们显然不怎么情愿接受这个历史任务。在旧社会，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人民大众可望不可即的上等人。到了新社会，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政治上支持共产党，就应该继续是上等人，因为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来指引和带领。
如果他们接受这个历史任务，就会不待扬鞭自奋蹄，主动地改变文风，要写出人民大众能看懂的文字——就像毛选四卷中的那些文章。不会有欧式大长句子，不会有文化人看着都费劲的并列句，不会把本来简单的意思绕来绕去复杂化。这种“干屎橛”的文风，与其说是在表达某些观念，不如说是在彰显某种地位——彰显自己上等人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可见，文风并不仅仅是个文字风格问题，而是是否愿意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否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大问题。胡风等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很显然的。
这个态度应该改变，但这还不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难题。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历史大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引领社会、给国家指明发展方向的能力，但他们又想继续成为上等人。这中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深刻和无解的。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新中国建立之时，正是中国即将展开翻天覆地巨变之时。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引领国家和社会、准确理解中国要做什么的，是革命家、政治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沉浸在“纯文艺”“纯知识”的范围内自娱自乐。他们既不知道接下来国家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中的使命和任务。
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很坎坷。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这个时代的抱怨和怒气。但是，这只能表明，他们到现在也没能理解问题所在。
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在社会上层和下层都发生彻底变革。国民党完成了上层变革，共产党则完成了下层变革。这样，中国才终于完成了现代化。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看上去，确实是国民党改造了上层，但他们没能力改造下层，所以失败了。共产党的优势就是能够改造下层，所以胜利了，并最终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大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事实是，国民党确实改造了上层，把传统王朝的士绅变成了现代化的上等人。但他们的这种改造，仍然不符合新中国的需要。新中国一方面大力改造了下层，但同时也再次彻底改造了上层。国民党留下来的社会上层，完全不可能和新中国的下层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大历史中，作为旧中国“上等人”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命运坎坷，可说是注定的。除非他们能及时跟上革命家、政治家的步伐，自己革自己的命，把自己改造为建设新中国所需的人才，否则，他们就只能被改造。
这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之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仍要面临这个大难题，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又面临了不亚于新中国建立时的历史大转折。而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表现出“落后于政治家，但又不愿意自我革命”的特点。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完成了伟大的民族复兴，另一方面，正在向前所未有——或者说久已陌生——的世界大国地位迈进。和建设新中国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动员、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这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把自己改造为适合这个历史任务的人才——核心点仍然是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为人民服务。
这种自我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很艰难，甚至很痛苦；但不进行这种自我革命，继续沉浸在“自己人”孤芳自赏、互相吹嘘的小圈子、小天地之中，继续孜孜以求成为上等人，中国知识分子将再一次被时代所超越，而不可能指引、带领国家前进。
中国知识分子很希望扮演“社会导师”的角色，可惜，近代以来，他们几乎没有这个机会。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太激荡太剧烈。书房中的知识分子追都追不上，谈何引领？20世纪以来，引领中国的一直都是革命家和政治家。
不接受不面对这个事实，也不愿意承担自己的历史任务，这种知识分子，今天到处可见。他们的命运，固然不会像上一代知识分子那样坎坷，但想成为“社会导师”，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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