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败俱伤到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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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国家很穷，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有一个说法是：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世界上最穷的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很多经济指标都非常不好看。总之，经济很糟糕。从这种低水平起步，改革开放到底能不能成功，谁心里也没底。
其实，当时中国虽然贫穷，但“制度力”非常强大。可惜，这种“制度力”没办法通过指标和数据体现出来。只有多年以后，回头去看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历程，才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还有很多国家也在建立市场经济，但成功的很少失败者居多；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是少有的顺利和成功。虽然中间小有波折，但从长时段和整体的角度看，堪称顺风顺水、波澜不惊。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制度力，或者说，中国已经为建立市场经济做好了充分的制度准备。
这个充分的制度准备，正来自前三十年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之间的路线斗争。这场路线斗争，看起来两败俱伤，实际上却是双赢。通过斗争，双方都变得强大有力，并且携起手来，共同打造出中国强大的制度力。
那些建立市场经济不成功的国家，挫败的原因，主要就是两种：左的和右的。
左的原因是指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民粹主义横行。典型例子是拉美国家。右的原因是指国家被权贵、精英所控制，财富被少数人垄断和掠夺，广大人民的利益被忽视，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因此被抑制。典型例子是转轨的苏东国家。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则是，左是“力量不足”，右是“力量没用对”。
当然，更多国家是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交织在一起，情况也就更糟糕。
拉美国家自然资源很丰富，阿根廷还一度成为发达国家，但就是因为民粹传统太重，难以摆脱，国家发展始终难上正轨。市场经济制度歪歪斜斜，很不像样。
因为民粹横行，国家一味讨好民众。不惜牺牲长久整体的利益，也要满足民众当下局部的要求。国家和人民，都追求“当期享受”，甚至“寅吃卯粮”，不耐程度很低，主要表现往往欠一屁股债——深陷债务危机。
这种国家，很难制定和实行长远的发展战略。工业化这样需要人民长期刻苦努力的大事业，更是难上加难。市场经济制度所必须的严格的财政纪律、廉洁的政府、自律的人民也是水中花镜中月，可望不可即。
权贵精英控制的国家，往往治理能力不错，甚至很强，但国家却只为少数权贵、精英服务。权贵精英利用他们控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打造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建起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各种垄断，外人不能进入。他们在其中独享种种利益。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的、有利于生产的市场经济制度当然无从谈起。
这种国家，往往贫富差距悬殊，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艰难，并且，改善无望。国家政治撕裂，内部团结性很差。如果再有民族、种族分立，国家往往分裂解体。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发达富裕国家，原本市场经济制度很完善很正规，但由于权贵精英逐渐控制了政权，国家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堕落之势，市场经济制度也被严重侵蚀。结果就是，不但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趋于败坏。
可见，要想建立和维护一个好的、有效的、公平的、能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繁荣的市场经济制度，要在以下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
一方面，国家要有强大的治理能力，既能满足民众合理正当的需求，又能避免被民粹所裹挟，能制定和完成有利于国家人民长远整体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要保持中立性，不被权贵精英所俘获，不被利益集团所利用，没有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同时做好这两方面，很难，难度和高空走钢丝差不多。
左了也不行，右了也不行，必须不偏不倚准确地保持平衡和稳定，这才能走好钢丝，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这件事是如此之难，所以，成功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才那么稀少。
在很多人看来，新中国前三十年“耽误了很多时间”。他们认为，如果1949年建国时就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会提前几十年实现伟大复兴。
理解了建立市场经济的难度以后，就会知道，那是天真的幻想。如果新中国从1949年就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可以肯定，不可能成功。
一方面，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个四分五裂、发展极不均衡、多重矛盾错综复杂的烂摊子。新中国虽然完成了政权更替，但弥合这些分裂、缓解种种矛盾，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需要花很大力气。在那个烂摊子上，既不可能实现工业化，也不可能成功建起市场经济，只会在民粹和豪强掠夺之间转来转去。
前三十年的一大作用就在于，把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整合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这非常不容易。但前三十年的作用不止于此。前三十年还做了另外一件更重要的大事，那就是为建立市场经济做好了充分的制度准备。
群众路线和苏式计划经济斗争了三十年。到改革开放时，看起来，二者两败俱伤，都已不合时宜，但实际上，到这时，二者都空前强大。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个“不合时宜”，居然精准地对应着建立市场经济要面临的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问题。他们携手并进、分进合围、密切配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才顺风顺水，一举成功。
接下来我分别解释一下。
首先说说苏式计划经济这一边。
虽然建国以后不久就确立了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一次次把这个体制冲击得七扭八歪。因此，在路线斗争中，苏式计划经济不得不一次次维修、保养乃至重建。
在这个过程中，干部队伍（或者说官僚集团）狼狈不堪、忙乱不堪，甚至疲于招架。但也正因此，他们发展锻炼出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即使面对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那样大混乱的局面，官员们依然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并且，这种保持能力越来越强。到文革后期，政治运动对经济的冲击已经越来越小。
混乱时期，各种局促，各种无奈，尚且如此能干，可以想见，国家恢复稳定以后，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将多么强大。
苏式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弊端很大，并不可取，但这种体制能大幅提升国家政治的理性化和专业化水平，培养出强大的国家治理和管控能力。
经过三十年的锻炼和斗争，到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工作能力最强、工作热情最高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一方面痛感国家的落后，有强烈的发展热情；同时，他们深谙各种管理技术，掌握各种管理工具，在组织群众、管理社会上都是高手和大师。
果然，改革开放以来，一项又一项改革政策先后出台，其中一些对社会的冲击很大，所需的利益协调和组织非常复杂。凭借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中国顺利实施了这些困难复杂的改革。
事后看，觉得这个过程好像并不困难。可是别忘了，看事容易做事难。不是这些改革不困难，而是解决困难的人太能干、能力太强。从这些改革政策随手挑出几个：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土地承包制度、双轨制改革、价格改革、应对政治风波、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处理银行大规模呆坏账……放到其他国家，都是过不去的难关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都顺利完成了。这背后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方面，苏式计划经济要求国家治理深入到微观层面、企业层面，甚至会下探到科室层面。这种做法不符合科学管理的原则，管理效果不好，不过也有好的副产品，那就是官员们对经济、对企业的了解更加深入和真切。官员们或许理论水平不高，但他们对国家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积累了大量的直观认识。
在政治运动中，很多官员都有被打倒的经历。对个人来说，这是痛苦不幸的遭遇，但他们因此对中国社会基层，对国情民情的了解，是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官员无法比拟的。相当一批官员，正是因为曾经深入农村基层，目睹和亲历农民艰苦贫困的生活，而形成了牢固的“农民情结”。由此激发出的造福人民的热情和干劲，巨大而持久。
高涨的工作热情，丰富的管理经验，熟悉经济事务。干部-官员的这些优势，让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一直脚踏实地。美国人把苏联人忽悠得很惨的“休克疗法”等大力丸，在中国，只有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才相信和痴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官员，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种种荒诞幼稚不靠谱，并坚决拒绝之——这个纯属胡闹，根本不可行。这事没得商量！
因此，民粹主义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得过且过、寅吃卯粮，以及苏东转轨国家迷信先进、热望一劳永逸、寻找神奇仙丹等好高骛远的做法，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耐程度都很高，能够为了长远目标做出牺牲，并且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努力。这种态度，显然很有利于工业化，也很有利于成功建立市场经济制度。
可见，苏式计划经济虽然不可行，表面上输了，但它给中国培养锻炼出一支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干部队伍，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治理超能力，让中国能够抑制民粹主义，保持国家发展的长远目光和冷静态度，扎扎实实地推进改革。
建立市场经济时左的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左的方面没问题了，那么右的方面呢？也就是说，怎样确保能力强大、经验丰富的官僚集团不会成为权贵和官员自身谋求私利、盘剥人民的工具呢？
这就是毛主席毕生倡导的群众路线的作用所在了。
群众路线，本意是想要建立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制度，但从古希腊，到巴黎公社，到当代中国，事实一再证明，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也就是“大民主”，缺乏可操作性。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能解决。
虽然缺乏可操作性，但一再发起政治运动，发扬群众路线，反复发动、动员群众对抗精英集团，打烂专业化同时也必然封闭化、利益集团化的官僚机器，不但作用巨大，且作用无可替代——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经历了这些过程，人民的力量，不再是抽象的、纸面上的，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具体的做法和制度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但人人都铭刻在心的是：在新中国，“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级的、绝对不可违反的正当性和根本性原则，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石。一言以蔽之，“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真正的宪法核心。
中国中央最高国家机关——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进门处的照壁上就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从这里进进出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时时都能看见这个国家的最高原则。
毛主席不仅写下了这五个字，更重要的是，他把“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深深植入新中国的国家基因。具体的制度、政策总会过时，要适时调整，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却长久地塑造和决定着中国国家的根本性质，这也是新中国相比其他国家最重要、最本质的区别。
这才是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将因此受益很多很多年。
正是在为人民服务这个最高原则的指引下，中国不但成功建立了市场经济，而且有了重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建立的，不是任由价格规律发挥作用的“原教旨”市场经济，而是独特的、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根据现实情况出台各种宏观调控政策。近几年的力度尤其大。从原教旨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些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的干涉，是错误的，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这些政策或许不符合原教旨市场经济的原则，但它们符合更高级、更重要的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而且，这正是中国成功的“秘笈”。
正是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中国避免了权贵把持政权的局面，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确保广大人民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保持了超过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大陆级别的经济体，发展速度如此快，持续时间如此长，造福人民之多之广，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空前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先进性、优越性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右的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
两个纠缠斗争了三十年的老对手——群众路线和苏式计划经济，本来大家以为他们都已老迈衰朽、不合时宜，可实际上，通过斗争发展壮大的这二位，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发挥出神奇功效，共同打造出中国强大的制度力，促成了中国的伟大复兴。
我相信，事先没人想到情况会是这样。要不怎么说，理论永远落后于现实啊。
这个给计划经济“翻案”的系列文章，也到了尾声。下一篇应该是最后一篇：总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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