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美国人何伟和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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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中文名是何伟。1996年至1998年，他以美国一个国际组织“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重庆涪陵小城的某个师范学校，当了两年教师。后来，他根据这两年的经历，写成了《江城》一书。
《江城》这书在美国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当代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最好的著作之一。现在这书已经翻译成中文，我刚读了中文版。
恰好前一阵子何伟还上了新闻。我印象里，他是一位美国的“中国通”。对这种“中国通”，我一直有一些偏见，认为他们必定对中国有很多偏见。他们的观点，没多大价值。
看了他的书，基本印象没有改变。这些“中国通”，有一些固有的思维盲区。这不是他们自己能克服的。
何伟这个人，看问题很深刻，想事情很透彻，并不像一般来华外国人那么动辄大惊小怪。他很愿意也有能力去深入理解中国。很多事情，他都能做到探寻背后的原因，而不是随便贴个标签。如果你面对面和他谈论中国，会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你想说的，他早就已经想到了，并且可能比你想得更深更广。
那么，为什么我还说他有思维盲区呢？
何伟刚到涪陵师范学校不久，就赶上了学校的一个活动——重走长征路。学校组织师生走了一遍红军长征的道路。何伟到校时，正赶上活动胜利完成，学校举办了一场活动，庆祝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可以想象，一个美国人，看到中国学校里这种政治活动，会有什么想法。何伟的长处就在于，他当然也有和其他美国人类似的想法，但他更愿意去理解这个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即使面对一些他不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的“奇怪”之处，他也愿意继续深入观察和思考，而不是冷嘲热讽。
对中国学校的政治活动，何伟到底有什么感想和观点，本文无意讨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江城》这本书。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
假设我们像何伟那样，去某个非洲国家做志愿者，比如就当个中文教师吧。见到当地学校举办政治活动，比如为了纪念他们的某次战争，活动中有很多我们不理解、不明白、看不惯、奇奇怪怪的仪式和过程。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只会怀着轻蔑或者漠视的态度。能做到像何伟那样，认真去理解去思考的人，恐怕不会多。
但是，我们比何伟多一个视角。那就是，我们一方面是何伟这些观察者的被观察者，但在非洲等地，我们又可以成为观察别人的观察者。因此，我们同时理解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感受。而何伟们，他们从来没有被人观察过。一直都是他们居高临下的观察别人。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少有的同时具备观察者、被观察者两种视角的国家。
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中国是西方国家观察的对象。他们从外部对中国做各种观察和分析。重点在于：这种观察-被观察的关系一旦形成，观察者就有天然的优势，而被观察者永远处于劣势。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现在，我们也有条件到一些落后国家去投资建设，有机会成为那里“有钱的外国人”。现在非洲就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在经营各种项目，和当地人的来往越来越深入全面。
在社交平台上，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发布的关于非洲的短视频。在这些短视频中，中国人成为观察者，非洲人成为被观察者。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种种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觉得或者好笑，或者奇怪，或者蔑视，或者赞赏。总之，我们也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别人了。
西方国家一直充当这种观察者的角色。不仅中国、非洲，他们到全世界去观察去研究。他们一直都是居高临下，一直都对别人品头论足。即使其中有何伟这样的有思考能力有共情能力，态度很友好的观察者，但这里最大的事实仍然是：他们是观察者，别人是被观察者。
有人可能会说，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观察者很邪恶，他们必定居高临下，必定指手画脚，甚至必定很邪恶喽。
其实，何伟并不是这样的观察者。相反，他很谦虚，很热情，很愿意去努力理解异文化。他后来表达出对涪陵、对中国深厚的感情，我相信是真实的。问题在于，西方人这种单向的观察者，让他们就是有一种思维盲区，无法避免。
这个盲区就是：对体验某种文化、某种生活来说，观察永远不如融入。而融入，是观察者永远做不到的。
1996年何伟到涪陵任教时，月薪是人民币一千元。这个收入现在看起来很低，但在当时当地，要算是高收入了。而且，何伟的生活压力很小。一千元的月收入，足以让他在涪陵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经济问题对他来说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在涪陵就是当两年志愿者而已。这两年的收入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他在美国有家庭有经济基础，他今后也不会一直在涪陵一所普通的学校当老师。他前程远大，有太多的机会在未来向他开放……
因此，虽然同在涪陵，虽然他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努力地学习中文和当地方言，很多当地人对他也从开始的“围观”，渐渐转变为拿他当朋友，当自己人。但是，他永远不是涪陵的自己人。
因为，他无须承担涪陵人必须承担的种种生活压力。他永远可以从旁观者，而不是从压力在身者的角度去看待、去观察涪陵的人和事。
对何伟来说，他另有他的一套“名利场”。比如，他的书在美国寻找出版社时，并不顺利，先后找了好几家。他希望找到一个美国大媒体在华记者的工作，也不成功。他对中国说的好话，让他在美国社会遇到一些压力，等等，等等。
如果我们从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分析他在美国的“名利场”，来一番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也能写出一本书，其中也会充斥种种我们看来很荒唐、很可笑、很不可思议之处。当然，我们可以尽量保持客观、理性、尊重的态度，但在这本书中，美国社会的形象就会像《江城》中涪陵的形象一样，让人又爱又怜。
曾经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人际关系很简单。大家彼此之间以诚相待，不像中国人际关系这样复杂难测。
大家不禁感叹，还是美国社会好啊。生活起来多么轻松省心。
后来，有识者指出，那些说美国人际关系简单的人，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进入人家的利益核心圈。在公司里，他们是底层员工。在学校里，他们是外国留学生。在社会上，他们是旅游者或者短期访问者。对这些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美国人确实表现得很友好很和善。陌生人见面也会微笑着说一声Hi，让你感觉真是“人人心中都有爱”，但如果你因此以为美国人对谁都是这样，那你可就错了。
如果你进入了美国人利益的核心圈，你的存在或者成就足以威胁到他的利益时，美国人勾心斗角的技巧和斗志，比你想象得要强烈得多。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时候，美国人的底线要低得多，要比我们更加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当然，这里不是在比较中美两国谁的人际关系更复杂，谁的斗争底线更低，而是要说，你要真想理解一个社会，就必须融入他们的“名利场”，加入他们的利益核心圈。换言之，你必须既是个合作者，又是个分利者。你要有所奉献，也要有所索取。这样，你才能真正成为自己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人。
在涪陵，何伟是个慷慨的奉献者。一个美国人，放弃美国的高生活水平，拿着在中国还算高但在美国低得可笑的月薪（一百多美元），给中国学生提供高水平的英语教学，既不参与学校的奖金分配，更不参与职称、提职等等的竞争。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这种“不参与”。对涪陵当地人来说，何伟就是个有益无害的、友善的外国人。
一个完全不参与当地“名利场”竞争，完全不参与当地种种争名夺利的人，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即使他很努力很有思维能力，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个社会。
当然，何伟的书，在同类的书中，算是很好的。他已经尽量避免了对中国的简化、歪曲和丑化。他对中国的态度，要算是实事求是和深刻思考，态度也很友好。何伟确实想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中国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如此，作为一直以来的单向观察者，西方人写中国、写其他发展中国家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居高临下和猎奇心态。固然会提供一些我们意识不到的方面和角度，但我们不必因为书中的那些猎奇观点而有“落后感”，更不必因此自惭形秽、妄自菲薄。
中国先后成为被观察者和观察者，看着中国人拍的短视频中非洲人的形象，那就是我们被西方人观察时的形象。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很多外人看起来很奇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真正从当地人的角度去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不可思议之处。那就是生活本身——既有压力也有获得，既有郁闷也有幸福的生活。
何伟的书，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思考，但仅此而已。说到真正发现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找到解决方案，不能指望这些身处其外的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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