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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美国人何伟和他的书

李子旸 李子旸 202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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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中文名是何伟。1996年至1998年,他以美国一个国际组织“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重庆涪陵小城的某个师范学校,当了两年教师。后来,他根据这两年的经历,写成了《江城》一书。

 

《江城》这书在美国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当代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最好的著作之一。现在这书已经翻译成中文,我刚读了中文版。

 

 

恰好前一阵子何伟还上了新闻。我印象里,他是一位美国的“中国通”。对这种“中国通”,我一直有一些偏见,认为他们必定对中国有很多偏见。他们的观点,没多大价值。

 

看了他的书,基本印象没有改变。这些“中国通”,有一些固有的思维盲区。这不是他们自己能克服的。

 

何伟这个人,看问题很深刻,想事情很透彻,并不像一般来华外国人那么动辄大惊小怪。他很愿意也有能力去深入理解中国。很多事情,他都能做到探寻背后的原因,而不是随便贴个标签。如果你面对面和他谈论中国,会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你想说的,他早就已经想到了,并且可能比你想得更深更广。

 

那么,为什么我还说他有思维盲区呢?

 


何伟刚到涪陵师范学校不久,就赶上了学校的一个活动——重走长征路。学校组织师生走了一遍红军长征的道路。何伟到校时,正赶上活动胜利完成,学校举办了一场活动,庆祝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可以想象,一个美国人,看到中国学校里这种政治活动,会有什么想法。何伟的长处就在于,他当然也有和其他美国人类似的想法,但他更愿意去理解这个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即使面对一些他不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的“奇怪”之处,他也愿意继续深入观察和思考,而不是冷嘲热讽。

 

对中国学校的政治活动,何伟到底有什么感想和观点,本文无意讨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江城》这本书。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

 

假设我们像何伟那样,去某个非洲国家做志愿者,比如就当个中文教师吧。见到当地学校举办政治活动,比如为了纪念他们的某次战争,活动中有很多我们不理解、不明白、看不惯、奇奇怪怪的仪式和过程。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只会怀着轻蔑或者漠视的态度。能做到像何伟那样,认真去理解去思考的人,恐怕不会多。

 

但是,我们比何伟多一个视角。那就是,我们一方面是何伟这些观察者的被观察者,但在非洲等地,我们又可以成为观察别人的观察者。因此,我们同时理解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感受。而何伟们,他们从来没有被人观察过。一直都是他们居高临下的观察别人。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少有的同时具备观察者、被观察者两种视角的国家。

 

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中国是西方国家观察的对象。他们从外部对中国做各种观察和分析。重点在于:这种观察-被观察的关系一旦形成,观察者就有天然的优势,而被观察者永远处于劣势。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现在,我们也有条件到一些落后国家去投资建设,有机会成为那里“有钱的外国人”。现在非洲就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在经营各种项目,和当地人的来往越来越深入全面。

 

在社交平台上,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发布的关于非洲的短视频。在这些短视频中,中国人成为观察者,非洲人成为被观察者。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种种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觉得或者好笑,或者奇怪,或者蔑视,或者赞赏。总之,我们也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别人了。

 

西方国家一直充当这种观察者的角色。不仅中国、非洲,他们到全世界去观察去研究。他们一直都是居高临下,一直都对别人品头论足。即使其中有何伟这样的有思考能力有共情能力,态度很友好的观察者,但这里最大的事实仍然是:他们是观察者,别人是被观察者。

 


有人可能会说,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观察者很邪恶,他们必定居高临下,必定指手画脚,甚至必定很邪恶喽。

 

其实,何伟并不是这样的观察者。相反,他很谦虚,很热情,很愿意去努力理解异文化。他后来表达出对涪陵、对中国深厚的感情,我相信是真实的。问题在于,西方人这种单向的观察者,让他们就是有一种思维盲区,无法避免。

 

这个盲区就是:对体验某种文化、某种生活来说,观察永远不如融入。而融入,是观察者永远做不到的。

 

1996年何伟到涪陵任教时,月薪是人民币一千元。这个收入现在看起来很低,但在当时当地,要算是高收入了。而且,何伟的生活压力很小。一千元的月收入,足以让他在涪陵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经济问题对他来说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在涪陵就是当两年志愿者而已。这两年的收入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他在美国有家庭有经济基础,他今后也不会一直在涪陵一所普通的学校当老师。他前程远大,有太多的机会在未来向他开放……

 

因此,虽然同在涪陵,虽然他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努力地学习中文和当地方言,很多当地人对他也从开始的“围观”,渐渐转变为拿他当朋友,当自己人。但是,他永远不是涪陵的自己人。

 

因为,他无须承担涪陵人必须承担的种种生活压力。他永远可以从旁观者,而不是从压力在身者的角度去看待、去观察涪陵的人和事。

 

对何伟来说,他另有他的一套“名利场”。比如,他的书在美国寻找出版社时,并不顺利,先后找了好几家。他希望找到一个美国大媒体在华记者的工作,也不成功。他对中国说的好话,让他在美国社会遇到一些压力,等等,等等。

 

如果我们从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分析他在美国的“名利场”,来一番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也能写出一本书,其中也会充斥种种我们看来很荒唐、很可笑、很不可思议之处。当然,我们可以尽量保持客观、理性、尊重的态度,但在这本书中,美国社会的形象就会像《江城》中涪陵的形象一样,让人又爱又怜。

 


曾经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人际关系很简单。大家彼此之间以诚相待,不像中国人际关系这样复杂难测。

 

大家不禁感叹,还是美国社会好啊。生活起来多么轻松省心。

 

后来,有识者指出,那些说美国人际关系简单的人,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进入人家的利益核心圈。在公司里,他们是底层员工。在学校里,他们是外国留学生。在社会上,他们是旅游者或者短期访问者。对这些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美国人确实表现得很友好很和善。陌生人见面也会微笑着说一声Hi,让你感觉真是“人人心中都有爱”,但如果你因此以为美国人对谁都是这样,那你可就错了。

 

如果你进入了美国人利益的核心圈,你的存在或者成就足以威胁到他的利益时,美国人勾心斗角的技巧和斗志,比你想象得要强烈得多。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时候,美国人的底线要低得多,要比我们更加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当然,这里不是在比较中美两国谁的人际关系更复杂,谁的斗争底线更低,而是要说,你要真想理解一个社会,就必须融入他们的“名利场”,加入他们的利益核心圈。换言之,你必须既是个合作者,又是个分利者。你要有所奉献,也要有所索取。这样,你才能真正成为自己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人。

 

在涪陵,何伟是个慷慨的奉献者。一个美国人,放弃美国的高生活水平,拿着在中国还算高但在美国低得可笑的月薪(一百多美元),给中国学生提供高水平的英语教学,既不参与学校的奖金分配,更不参与职称、提职等等的竞争。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这种“不参与”。对涪陵当地人来说,何伟就是个有益无害的、友善的外国人。

 

一个完全不参与当地“名利场”竞争,完全不参与当地种种争名夺利的人,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即使他很努力很有思维能力,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个社会。

 


当然,何伟的书,在同类的书中,算是很好的。他已经尽量避免了对中国的简化、歪曲和丑化。他对中国的态度,要算是实事求是和深刻思考,态度也很友好。何伟确实想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中国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如此,作为一直以来的单向观察者,西方人写中国、写其他发展中国家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居高临下和猎奇心态。固然会提供一些我们意识不到的方面和角度,但我们不必因为书中的那些猎奇观点而有“落后感”,更不必因此自惭形秽、妄自菲薄。

 

中国先后成为被观察者和观察者,看着中国人拍的短视频中非洲人的形象,那就是我们被西方人观察时的形象。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很多外人看起来很奇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真正从当地人的角度去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不可思议之处。那就是生活本身——既有压力也有获得,既有郁闷也有幸福的生活。

 

何伟的书,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思考,但仅此而已。说到真正发现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找到解决方案,不能指望这些身处其外的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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