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上海四明邨的周建人家事

上海四明邨的周建人家事

文/桑宜川

说起四明邨弄堂，在老上海的知名度很高。如今这条弄堂的前口在延安中路（原福熙路），后口在巨鹿路旁，相距并不远，从弄里穿过去，几分钟即可走到。邨里的楼宇虽算不上洋房，然近似于西式的“联体别墅”，香港人称作“城市屋”（Townhouse），又仿上海石库门的风格，独门小院，沪上人家戏称其为“新式里弄”。民国年间，这里如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曾经居住过社会贤达，影星名媛，文人雅士比比皆是。鲁迅（周树人）的三弟周建人一家就在此居住过，鲁迅的唯一子嗣周海婴也曾寄居在叔叔家，与堂兄弟姐妹们朝夕相处，经年有余，因此这里可称得上是他们周家在上海的“故居”之一。同期寓居在此的还有张太炎，孙衡甫、周仰山、高振霄和高式熊父子等等，皆是如雷贯耳的民国闻人，家家都有述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除了“联体别墅”，那时的四明邨弄堂里还有过数幢独立式住宅，例如南面弄口，沿巨鹿路有一幢独院住宅，编号为118号，最初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的私人别墅。后来，由江浙大佬周仰山买下，邨里人称它为“周公馆”。周仰山是京剧名角周信芳的堂叔，四明银行董事之一，宁波同乡会会长。如今这座大宅早已不复存在，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连同四明邨外围的不少老房子，在修建高架桥等市政工程中被拆毁。

这里的“老土地”回忆说，四明邨的“四明”源自浙东四明山。四明银行于1912年与1928年两次投资建造，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增建一次。早期的四明邨楼房逾百幢，弄口有过街楼，是看守弄堂的门房住所，居高临下，弄堂口的动静尽在眼底。从上海地方建筑史的视角来看，四明邨应是新式石库门住宅向新里弄住宅过渡的历史遗存，如今保留下来的建筑已不到三分之二。

那年那月，周家三兄弟

史料记载，1921年以前，周氏三兄弟曾居住在绍兴和北平。鲁迅三弟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是周作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羽太芳子。芳子给周建人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周冲，是个男孩，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分别是长女周鞠子，又名马理，长子周丰二、次子周丰三，先后在绍兴和北平出生并长大。

二人的结缘来源于妹妹从日本来到中国照顾即将分娩的姐姐。鲁迅日记1912年5月23日记有：“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这是鲁迅关于羽太芳子登陆中国的准确日期，并述及由其兄羽太重久陪同，从东京来到绍兴。同在一个屋檐下，三弟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多有交流，两人产生了感情，于是向大哥鲁迅写了一封简信，征得同意后就结了婚。两人婚后很是幸福了好几年。（下图：1912年周家在绍兴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中为羽太姊妹之兄羽太重久，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1919年12月，周建人与羽太芳子随同全家，包括母亲鲁氏和大哥原配发妻朱安一道，从绍兴老家迁进了北平，不久住进八道湾周宅。周建人到后没有工作，权在北京大学旁听，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处发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近两年，由大哥和二哥托人帮助，终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一份文字编辑工作，每月工资六十元。那是他的第一个人生拐点，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下 图：鲁迅三兄弟）

1921年9月，周建人离京南下上海时，芳子已怀孕。1922年2月芳子又生下儿子丰三。周建人去了上海，曾多次写信给芳子，有一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与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舍不得离开姐姐和亲属，舍不得八道湾的富裕生活，坚决不去上海，于是两人只好分离。那年月，大哥鲁迅因与二弟的矛盾激化，一家被迫搬出了八道湾，周作人和周建人二人的妻子是亲姊妹，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一家老小的生活主要依靠周作人，负担不小，但日子还得照样过。

大约从1925年或更早一些时间，周建人开始与往日在绍兴认识的学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1926年生女儿周晔，1927年生女儿周瑾，1932年生女儿周蕖。周建人和王蕴如同居并有了孩子后，仍然继续向北京八道湾寄钱，但生活已十分拮据。在大哥鲁迅眼里，此事“木已成舟”，也就不再责备三弟。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给了周建人沉重的打击，也给在北京八道湾的母亲以沉重的打击。（下图：日本仙台留学时期的鲁迅）

几个月后，1937年春节，母亲八十岁。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一些安慰，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丰二是站在亲生母亲一边的。之后，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离了婚。或许是受到父母失合的影响，心理压力过大，丰三从二叔的警卫手上夺过手枪自杀。那一年，他的人生才开始，仅仅19岁。这是周氏三兄弟家里发生的一个悲情故事。

抗战期间，许广平曾被日军抓捕，周建人接走了大哥的唯一儿子周海婴。为了侄儿的安全，三叔重新给海婴起了个名字，叫周渊。解放后，周海婴改回原名，毕竟这是父亲起的名字。海婴于2011年去世。那年月，周建人一家就住在上海四明邨38号，王蕴如生的三个女儿住楼顶的亭子间。海婴则与叔婶同住三楼，与堂姊妹们同读光夏小学，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下图：前排（左起）周蕖、周晔、周海婴、周瑾，后排（左起）许广平、王蕴如、周建人，背景是四明邨的楼宇旧址。）

抗战时期，婶母王蕴如在四明邨家里学着自制绍兴霉豆，味道很鲜，曾给小海婴留下美好回忆，他在回忆录里记述：豆子蒸熟晾在竹匾上，三五日后，豆生白霉毛，毛落豆湿后，入甏加姜末、花椒、等量的白豆腐干小粒，冲入凉淡盐水，密封几日后取出浇上小磨麻油，便是当年周家每餐必备之下饭菜，帮助周家度过艰难岁月。

邨里早期修建的多为二层楼房，后来靠近巨鹿路一带建的多为三层楼房，装有盥洗设备。一家一户，独门独院，房屋的客堂前有天井，后部为厨房，前楼是卧室，后是亭子间，其上为晒台，中式元素中略带西洋风格的图案、线条，美轮美奂，颇具巧思，打破了石库门老晒台给人视觉上的沉闷感觉，突出了民国时期海派民居的时代审美气息。实木黑漆大门上点缀的一对敲门铜环，又把石库门的风貌特征表现得一目了然。据说这是设计师黄元吉在1928年的杰作。周建人一家就在这里生活多年，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居住环境。

据这里的一位何老伯讲，他的父亲告诉他，最早的四明邨弄堂前后都是荒地和坟墩，一到晚上人迹稀少，是老上海“剥猪猡”，即指旧时上海劫匪不仅劫财，连受害人身上衣服也抢去的发生地之一，后来南北增建了许多房子，成为租界里的上只角，弄口有“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把守，乱局大为改善。从前，他家有个亲戚来沪，在码头上不认识路，对黄包车夫说，“到四明邨！”车夫拉了就走。由此可见四明邨在老上海的名气确实不一般。

世事殊料，周建人的原配羽太芳子在华的后半生从未离开过北京八道湾，她与孩子们相依为命。1949年后，也是如此。她于1964年去世。女儿周鞠子(马理)于 1976年去世。儿子丰二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早已是退休老人。《周作人年谱》编著者曾去访他，问及关于周作人及其它的事，丰二表示无可奉告，不愿再提伤心事。（下图：前排（左起）许广平、王蕴如、周建人，后排为周家第三代后人。）

周建人的第二任妻室是王蕴如，她为周家生了三个闺女，分别是周晔、周瑾和周蕖。老大周晔曾担任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协助父亲周建人整理出版了《鲁迅故家的败落》，又替母亲王蕴如整理出版了《鲁迅在上海》，后因罹患肺癌而去世。老二周瑾曾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她在药物研究所工作，常年卧病在床，早已病故。老三周蕖也曾赴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北师大任教。她丈夫顾明远是她留学时的同学，后来曾担任过北师大的副校长。周蕖夫妇在周海婴长子周令飞的陪同下曾去绍兴祭祖。目前，在周氏三兄弟的第二代后人里，周蕖是唯一健在的长者。

手足情谊，鲁迅与三弟周建人

晚年鲁迅一家从北平再次迁来上海，三弟周建人先到约十年，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在生活上给了他们多方面的照顾。例如安家事宜。鲁迅日记里记载，他与许广平有意寻找一个离周建人住所较近的地方。那时周建人住在宝山路一带的景云里内，附近住有很多文化界人士，而且正好还有空房可租，结果租得二弄末尾23号。但住了一段，鲁迅对这里感到很不满意。他习惯于夜里写作，但附近的住户却常在夜里喧哗。许广平回忆说：“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径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商议搬家。打听得弄内18号有空房，就同建人一起去看，房子比较大，两人商定，干脆建人也从1号的住处搬来，两家住在一起。（下图：1927年10月4日，周建人（左一）与鲁迅、许广平兄嫂、孙伏园（右一）、林语堂（右二）及友人（右三）摄于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的战争，鲁迅一家人仓皇避难，这从他给许寿裳的信中可知一二：“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涂，-----。” 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我是上星期到北平，论理应当带点礼物送给青年诸位-----。”都说明了当时的情况紧急。那次战事之后，周建人一度失业，商务印书馆被战火焚毁，职员们被迫停职。

当年，周建人素无积蓄，家里孩子又多，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为了糊口，他曾被迫到安徽大学当教师。在上海的鲁迅仍在竭力为三弟的工作而奔波。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本来想将周建人辞退的，鲁迅不得已搬动了蔡元培和许寿裳两个哥们出面说情并作保，这才将周建人留了下来。鲁迅为此事单是写给许寿裳的信就有七封之多。就这样，周建人在商务的合同得以续签，生活有了着落。两家不住在一起时，鲁迅一般每星期六晚上都要请三弟一家来改善生活，有时碰到别的客人，大家聊天，其乐融融。周建人虽无两个哥哥那样的大才，但为人正直，足可问心无愧。

后来，周建人成为了民国出版家、教育家，与大哥鲁迅的扶持不无关系。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编写过很多早期的教育书籍，他的同仁中有高梦旦、王云五、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等早期文化教育大家。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至今，我还收藏着周建人与王云五等前辈出版家主编的民国全套第一版中小学教材。那些精美的装祯与版式，一册在手，赏心悦目。

1949年以后，周建人作为“鲁迅的弟弟”，官职越升越高，曾回老家浙江当过省长，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于1984年7月去世，享年九十六岁。比较一下三兄弟的寿命：鲁迅是五十六岁，周作人是八十三岁。

周作人喜欢引用他们周家祖宗的名言：寿则多辱。这话在他和鲁迅身上适用，如果他本人在1939年元旦遇刺身亡，他不但不会有后来那样的屈辱，而且以其早年在文化领域的建树，正如文学大家郑振铎先生所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将同鲁迅一起发出耀眼的光芒。但这句名言在他和三弟周建人相比时，就不适用了，后者却是寿则多福。不管怎么说，周氏三兄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他们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实在发人深思。

兄弟阋于墙，鲁迅与二弟周作人

行笔于此，想起了《诗经·小雅》里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 这里的“务”字从“侮”字意。说的是自家兄弟或有不合，那是家里内部的事，对外应有担当，共同对付不公不义。然周家二兄弟的故事却很有些例外。鲁迅先生一生彻头彻尾贯彻着他的高尚人格，铁骨铮铮，少有槽点。（下图：周树人与周作人合影）

尽管如此，鲁迅一生仍有两个痛点，一个是“母亲的礼物”，给了他一个传统妻子朱安，从不曾碰过，守活寡到死，悲情至极。事实确实如此，朱安是鲁迅一生亏欠的女人。对于朱安，四十多年的婚姻犹如一片荒漠，孤独地来，孤独地去。鲁迅自己也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不知何以有这么大的仇恨？另一个是与二弟周作人的恩怨。往日惺惺相惜的兄弟，或许为一个莫须有的误解，至死不相往来。他作为长兄，一直不愿意与别人谈及此事，就连对他的日本留学同窗，二个铁哥们，乡党陈仪和许寿裳，也极少数提及，他就这么默默地承受着，长久的自我牺牲，没有半点怨言，直到生命终结。

尽管鲁迅提倡思想解放，但骨子里是一个很重情谊的人。作为长子，他把照顾二个弟弟的责任扛在肩上，并视作理所当然。早年在北平教育部做事，他在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买下一座大宅院，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与妻子朱安，与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逾十几口人共住，可惜不长，快乐温馨的日子只持续了三年半。

1924年的一天，周作人给鲁迅写下一封信：“我昨天才知道，---- 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投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从此兄弟恩断义绝，天涯路人，再也没有了来往，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无疑是极为悲情的一页篇章。（上图：周作人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当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很显然，鲁迅先生收到这封绝交信时一脸懵逼，想去找弟弟周作人问个究竟，可周作人决绝地斩断了任何沟通的机会。从这之后，兄弟俩的关系愈发恶化，鲁迅先生不得不搬离他付出了心血的这座大宅院，让位给了二弟周作人一家居住。

几种史料均记载，鲁迅先生搬离后，仅回老宅搬旧物一次，结果还被二弟周作人与羽太信子骂得狗血淋头，污言秽语腌臜耳朵。鲁迅在日记里也详细记录了这天的狼狈经历，尽管字里行间一如往常的冷峻，作为读者，能感受到其中的愤怒和委屈。（下图：前排左一周作人、后排左一鲁迅与友人合影）

鲁迅先生有个隐晦的笔名“宴之敖者”，许广平曾在书中解释过笔名的含义：“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思就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撵出来的。显然，这个日本女人指的是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结识日本女仆羽太信子，两人结婚后回国。信子来到中国，惊讶于夫君与大哥的名气，颇为沾沾自喜，于是把在日本的弟弟妹妹们也接来中国坐享清福。

那年月，周家可谓“人丁兴旺”。信子贪图享乐，虽非富家出身，派头却大得出奇，常常是佣人们做好饭菜，端上桌后，突然想吃面条，便让佣人把饭菜退回厨房重做。不仅如此，信子的性格泼辣善妒，周遭事情若不合意，随时可能发作。（下图：日伪时期的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当年，鲁迅喜抽骆驼牌香烟，随将自己每月在教育部领到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二兄弟媳妇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约有600多大洋，相当于今天的6万多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鲁迅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引起信子的不满。

周作人是个典型的“耙耳朵”，羽太信子常在其面前讲鲁迅的坏话，这也是学界分析周作人与鲁迅先生失和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条广为流传的桃色旧闻，兄弟俩失和，一是因为鲁迅偷窥信子洗澡，二是因为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周作人怀疑大哥偷看兄弟媳妇洗澡的这个绝交理由，鲁迅日记里仅有含蓄的驳论，惟有铁哥们许寿裳先生撰写的鲁迅回忆录述及此事，但他也不相信。其实，旧时的日本女子洗澡，素有不关门遮掩一说，乃社会习俗，不甚希奇。至于偷听房事一说，羽太信子不仅跟周作人多次提及，她对住在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也公开提及过。对此，章川岛的回忆录里有记载，但也不足为凭。

芦沟桥事变之后，周作人未随京津沪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避难于云贵川大后方，而是留在了沦陷的北平，在日伪政府里任职，因是公众人物，知名学者，引起了轩然大波，落下一生垢言。战后被民国政府以“汉奸”治罪，抓捕入狱。1949年国民党的江山面临即倒，李宗仁大赦要犯，遂得以释放出狱。1949年以后留在了北京。（下图：1946年周作人被抓捕入狱的场景）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若用一种较为客观地历史眼光来看待周作人，以及他在抗战期间未南下避难的原因，似可多一份理解，少一些非难。鲁迅和周建人相继离开八道湾后，八道湾大宅院里的生活，老母亲，信子和芳子姊妹，以及嗷嗷待哺的六个儿女，均需周作人一人打理。他是老派留日学生，熟悉东瀛文化，家有产业，难以全部舍弃，宁愿冒着风险，也要留在北京谋事，混碗饭吃。后来学界指责他是受了信子的影响成为汉奸，然生性恬静，纳于辞令的他只淡淡说了一句：“一家人要养”。周作人是否是“汉奸”暂且不论，换一个角度来看，信子遇上这样的中国丈夫无疑是幸福的。周作人终其一生，都很顾家，对信子忠诚不二，恪守到老，直到“文革”前夜，被迫害至死。早年他曾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娶妾，从无出轨情事，也很鄙薄“多妻”和“纳妾”之类男人的“幸福”所在，仅此一点，就不输给大哥和三弟，值得称道。（下图：周作人文集）

信子和周作人结婚53年，在八道湾共同居住了43年。1962年4月8日，她因冠心病于北大医院去世，终年75岁。临走前两天，信子发病，周作人急请中国文联的佟韦、李纯朴与北大医院接洽，送往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80，没有去医院。天黑了，他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寥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以志感。”只可惜这份现代中国文豪的深情，天苍苍，地悠悠，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再也未能听到。

信子更不会知道，自己的丈夫不久后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怎样的残酷折磨，5年后的一个下午，他被邻居发现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趴在自家厨房搭起来的床板上，等儿子丰一和妻子张菼芳赶到，周作人早已浑身冰凉。疯狂的“红卫兵”把他赶到厨房住，那天下午他似乎是想要起身上厕所，却突然发病，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1949年周作人也没有跟随南京政府去台湾，而是再次留在了北平。他和妻子羽太信子，或许是因为“鲁迅的弟弟”缘故，新生政权没有太多难为他，作为统战对象，赋闲在家，深居简出，“门前冷落车马稀”应是当年八道湾宅院的场景。他晚年笔耕不缀，写作《知堂谈往》、《知堂回想录》和翻译希腊作家卢齐安《对话集》。前者是一本人生自传，后者是他平生喜爱的著作，以前曾译过这位作者的《冥土旅行》等作品，不愧是一位正宗文人。

那时，他的生活多是不愉快的，除了年老多病，经济拮据，还有心绪恶劣。他很明白，今生不会再有人来关心他，更不会有人来尊重他，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大哥享受着崇高的威望，自己却已被人斥为“汉奸”，彻底封杀。据说他曾致信周恩来，解释在日伪政府里做事的原因，乞求新政府的谅解，但没有收到过任何回复。

那年月，他开始好奇地阅读毛泽东的红皮本语录，是从他孙子那里借来的。历史又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半个世纪前曾经敬仰自己的那个北大图书馆年轻管理员，半个世纪后情形完全颠倒了过来了，竟连他崇拜的资格也没有。

从《白草园》到《三味书屋》，他活到了文革前夜的1965年，大限来临，大批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对他施行了专政。抄家、批斗、罚跪，被赶进洗澡间和厨房，只能吃棒子面粥，因长期饥饿而身体浮肿。抄家的厄运与迫害，使周作人彻底绝望，在大哥耀眼光环的阴影下，在无尽的屈辱中离开了人世。那时候，没有人纪念他，只有他的家人为他送行。据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回忆，周作人去世后，他的父亲周海婴接到了讣告，但没有去为二叔送行。他可能是早已被彻底教化，再不愿同“黑五类”来往。这是多么悲情的家庭人生故事！

其实，在民国时期，思想自由，学术与文学空前繁荣，绍兴的周氏二兄弟都曾是读者心中的并蒂花，几乎占据过现代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他们对于文学的建树，非同寻常，双双堪称大师之作，绝非过誉。只是，谁也没想到他们二人最终却活出不同的结局。

时至今日，周家的“兄弟阋于墙”故事仍然是现代中国文坛、乃至学术界至为沉痛的一页。周作人确实给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留下了太多灰色调的传奇故事，一直是具有争议的人物。但撇开他的家庭琐事和文学成就暂且不论，仅在我读过的民国历史里，周作人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都是第一等的日本研究大家。他们早年对日本的论述，如今有《周作人论日本》和戴季陶《日本论》二书传世，对于日本民族与社会心理的理性观察，分析深刻，精辟到位，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迄今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尚未看到有超出他们二人论述水平的学术著作，而受到后学的敬仰。

尾声，鲁迅后人今何在

开篇图文述及，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曾在上海四明邨的三叔周建人家度过了多年时光，与三个堂姊妹朝夕相处，一道上学读书，长大成人。

1949年以后，周海婴就读的上海辅仁大学开始进行院系调整，他没有选择从文，而是遵照父亲的遗愿和自己的兴趣，成了理工男，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

1952年，周海婴和青梅竹马的马新云在北京完婚。婚后不久，马新云考入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系。1953年4月20日，周海婴的大儿子出生。为了纪念父亲，周海婴和母亲商量，给儿子起了鲁迅早期用过的笔名“令飞”。后来，他们又有了二儿子、三儿子和女儿。（上图：许广平与周海婴、马新云及四个孙辈合影）

 鲁迅之子周海婴膝下可谓儿孙满堂，夫妇共育有四个子女：长子周令飞，从事大众传播工作；次子周亦斐，在私营公司工作；三子周令一，在日本广播学会北京办事机构担任摄像；女儿周宁，远嫁日本，女婿田中正道，双胞胎外孙女田中华莲和田中悠树。

如今周家第四代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外孙女，好不热闹。周令飞有两个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个妹妹（周宁）。长孙周令飞则是这个特殊家庭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上图：周海婴、马新云在父亲鲁迅墓前合影）

周令飞长得非常像祖父鲁迅，不但形象差不多，竟连性格也象。尤其是那两撇胡子，常有人开玩笑地问是否有导演请他去演鲁迅。周令飞是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的，为了这个长孙，许广平戒了烟，日日精心看护。令飞的名字是她取的，这是鲁迅曾用过的笔名。每逢朋友来访，她就会把孙子高高举到鲁迅的遗像前。周海婴儿时，老来得子的鲁迅也是，家中来了客人，即便海婴睡着也要抱出来，供朋友们欣赏赞美一番。（下图：周海婴与周令飞合影）

周令飞1953年出生于北京，在北京景山学校毕业，16岁时参军当兵，后来到了解放军画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再后来转业后到人民美术出书社工作。1979年国家放宽出国留学政策，周令飞想到国外开宽视野，他踏着爷爷的足迹来到了日本留学，学习电视制作，随后赴日本富士电视台进修电子媒体。

1981年，在日本留学的周令飞结识了台湾女友张纯华。张纯华虽是台湾富家女，却并不骄矜，因为日语好，经常帮周令飞补课，一来二去，两人竟产生了感情。两人决定结婚的消息，曾引发海峡两岸的高度关注。台湾方面劝告张的父母，说是你家女儿竟然要嫁与“党国”交恶的鲁迅之孙，吓得张父急忙召回了女儿。大陆这边也要求周令飞立即中止在日本的学习。周令飞天生自有爷爷的倔强脾气，非常执着，为了爱情，他决意飞到台湾去与张纯华完婚，曾是轰动海峡两岸的“叛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

 当年，“鲁迅之孙叛逃台湾”是海峡对岸的头条新闻，台港媒体一片哗然，他们对周令飞这一行为给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解读。周海婴也担心儿子在海峡那边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来”。其实都看走了眼，那仅仅不过是为了海枯石烂都无怨无悔的爱情而演绎出的一个美丽童话故事，估计台湾的琼瑶，亦舒们都写不出这般的精彩。

1999年后，周令飞又回到了上海工作，现在是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长期留在大陆，宣传鲁迅文化、弘扬鲁迅精神，为人们所称道。周令飞之女周璟馨，即鲁迅的曾孙女，如今在台湾从艺。因为在热门综艺节目参与评选“名门千金”，成为了一位“网红”。

她似乎对曾爷爷不太感兴趣，毕竟有太多的“代沟”。行笔于此，我想起了1936年10月19日，55岁的鲁迅在上海去世，其时独生子周海婴7岁。病重之时，鲁迅在散文《死》的篇末写下遗嘱，其中第五点是对周海婴的训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说得实在发人深省。

岁月悠悠，往事并不如烟。从绍兴老家到北平八道湾，砖塔胡同，再到上海四明邨，霞飞路，其间的周家三兄弟故事应有续篇，那就是第四代人的前世今生，早已浪迹天涯，海阔天空。在台湾，鲁迅的曾孙女周璟馨多次接受媒体访谈，表示不太懂曾爷爷何以要写那些沉闷的文牍？说是让她无法卒读。其实，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青年，她们有自己崇尚的三观，情趣爱好，喜怒哀乐，似应多一份理解，完全不用苛刻地要求她们。

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图片：来源作者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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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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