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渝：木心，注定只有等着被发现。
……我对没有意义的事物向来特别感兴趣，一件已经有了意义的事物它就僵在意义中，唯有不具意义的事物才鲜活，期待着意义的临幸。
——木心《上海在哪里》
木心去世即将一年，往事浮上心头。
第一次收到木心的稿件，感觉是惊艳。怎么有人写得这么好，这么与众不同？他的书写不带一丝当时的大陆文风。
这位来自大陆定居此地的作家，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我当即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不是向他邀稿，而是建议他投稿给台北《联合报》痖弦主编的副刊。
我向他保证：他的作品正是痖弦在等待着的。虽然痖弦和我是好朋友，但是我工作的《美洲华侨日报》是1939年“美洲华侨洗衣馆联合会”在中共地下党人唐明照、冀朝铸等人支助下创办。在这样的左派报社工作，我不敢给台湾的朋友惹麻烦，和痖弦久已不通音信。
但是纽约的华人读者到底太少，我为木心的作品感到委屈，希望更多人读到。当时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台湾了。
我工作的《美洲华侨日报》在中美关系解冻后，也给我带来优势，亦即我可以向大陆作家邀稿。大陆作者对海外的报章也只放心给我们投稿。甚至从大陆出来的人，也只放心给我们投稿。
所以我对大陆写作方式、风格相当熟悉。木心却完全和他们不一样。我欣赏他的作品，也充满好奇。最初我手里捧着他的稿子，直是疑疑惑惑，不能定位这位作者。
其实，木心已经给台湾投稿了，而且正如我所料，痖弦非常欣赏他。后来《联合文学》还为他出了专辑。他特地到我办公室来，送一份专辑的复印本给我。
向来沉稳、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天真正开心了，一脸忍不住的笑意。也是那天我才得知，他早年写了不少作品，全部散失了。
好消息接着不断传来，台湾出版他的散文、小说、诗等等。平常我习惯了他的沉稳，这天他脸上闪现的笑意，打心底焕发出来的欢喜，本该让我跟他分享这份喜悦，但是感知里却莫名地泛起阵阵伤痛。
读到痖弦在文学会议中一面击鼓一面朗读他的《林肯中心的鼓声》，我真正为他高兴。痖弦最具慧眼，最珍爱才华，作为编辑的他着力引介新作家，推荐老作家。
木心作品中最特别之处，是对在大陆过往的经验，他永远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不是不顾，而是不肯流于轻率的诉苦和责难。
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经历过的种种，他对造成苦难的当事者只有蔑视。
他若诉苦，那可是太抬举他们了。他以精心保持的自我，以丰美的风采面对不屑的遭遇。
他和大陆那时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后来一窝蜂的魔幻加重回乡土的现实主义文学都不相干，径自执著于他自己的创作道路，建筑他自己的文学王国。
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底气丰厚，当然这些都和他的经历、秉性和渊博有关，以至于创作时笔锋得以自在地游走古今中外，并且熔铸成独有的感受与风格，笔下遂体现出通达的睿智和气度开阔的兼容。
通达如是，他便能将禅宗、释家、道家，基督家都融汇并立，探讨生命，关照智慧。
于是能从《街头三女人》点出她们的傻、坏和可怜，结论却落到自己身上，“是个有点点傻有点点坏有点点可怜的男人”；也便能沉浸在现代大都会林肯中心鼓声里传达出的蛮荒气息；也便能雍容有度地与不同时空里的人物交谈，嵇康也好，纪德也好，瓦莱里也好。
那些文句铺展开来，是一道道的文学盛宴。
我接到他的稿件总不忙阅读，而是等到有了从容的时间，准备好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咖啡并不一定会喝，而是那喷香的气味要紧。在他的文章中，我也最执迷于那些带着咖啡芬芳的句子。
大都会博物馆正门台阶前，常常有许多街头艺人在那里表演，他写道：
“从博物馆受洗礼出来，纯正的艺术使人头昏脑涨，精神营养过良症，弄不清自己是属于伟大的一类还是属于渺小的一类——台阶上的明朗欢乐，倒一下子使我重回人间，冲散了心中被永恒的艺术催眠后的郁结。”
这类文字常胶着我的目光，久久不想离开。提到过甜的食品，他这样陈述：
“而且目睹某个中年男子，在一杯咖啡中放下六块方糖，若无其事地喝光了。”
我读着，心里漫生出笑意。
他在《上海在哪里》那篇文章中说：
“我对没有意义的事物向来特别感兴趣，一件已经有了意义的事物它就僵在意义中，唯有不具意义的事物才鲜活，期待着意义的临幸。”
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迫切地希望摆脱束缚。
总之，他在作品中不断地寻求释放。诗人商禽的作品，被许多人喻为超现实，他自己却说那是超级现实。他在书写中和商禽一样要求心灵的释放，表现上两人的做法却迥异。
商禽让人想起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 Munch）那幅著名的绘画《尖叫》（Scream）。从声音里让人看到被囚禁的灵魂，痛苦地扭曲着。而他不然，他采取高姿态，全然绅士派头地从内心深处发出独白。
木心不仅是作品与众不同，为人作风也很独特。我知道他当时经济情况肯定不好，但是他衣着方面总让人眼睛一亮，岂止注重，更有一份独特的讲究。这一点显著地表现了他爱美的天性。
这种天性延展到生活各方面，特别是谈及艺术文学时，他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洁癖。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们常会谈到一些文学作品，他批评的态度严谨到近乎严酷，或许我的表情都写到脸上了，他带点抱歉地笑着对我解释，他对人要求宽厚，而对艺术却要求绝对忠诚，宁可刻薄。
1983年上海旅美画家陈逸飞的作品得到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汉默的赏识，在此地汉默画廊举办个展。我们见面谈及此事，他说也曾想拿作品去见汉默。
他对自己的画很有信心，结果踌躇再三还是什么也没做。
这样闲闲的碎语让我触及他内心的感受。平常不动声色，不是无感，而是修养。在一个鼓励自我表现的社会，仍是挣脱不了习惯了的自制。
他，注定只有等着被发现。
因为编辑报纸的文艺副刊，所以我时常会办一些文学活动，或者请客吃饭的事。他不喜欢热闹，只偶尔参加，所以他和此地华文写作圈子里的人并不熟悉。但是当苏晓康他们的《河殇》在大陆受到批判，我在海外集稿组织专辑支持时，他却自动很快送来稿件。
我至今记得，美工编辑赖世荣别出心裁的设计，整个版面极为醒目，排出的第一篇就是木心的文章。
1989年事件，纽约举办了抗议示威，几千人的游行，快结束时我们竟然走到了一处，他已经很疲累，仍然注意到，我们这一圈人手上的示威牌子，他连连称赞。那可是我前一晚邀集了十几位画家共同的创作。
我们聊天，他很少谈及自己，特别是过往在大陆的生活。聊天多了，我隐隐感到他必然出身世家，或许享受过优渥的青少年，但是后来必然遭遇过肉体与心灵的折磨。
他不谈的，我从不问，或许因为如此，他有时会主动透露一些。有次，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关于“文革”的影片，看完我一直说可怕。
他跟我说，最可怕的并没表现出来，那是把人带进丑恶，所谓“改造”，是把人变成不是人。
于是，他说到要抵制那种折磨，太难了。他曾经受不了，决定自杀。我听得屏气不敢出声。
他继续说下去，他其实也不敢面对死亡，想来想去选择了投河。他走进河里，走到河水快淹没整个人的地方，勇气消失了，急急忙忙涉水回到岸上。
他的讲述非常平淡，我听了后却一直忘不掉。
陈丹青在《守护与送别》中写道：
……先生要死了……他微微一愣，神色转而舒缓。我仍不能确定他是否认出。片刻，他如交代自以为要紧的意思时，倏然转用浙沪口音普通话，平静而清楚地说：
“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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