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父母”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与陷阱
今天聊聊给我收获很大的一本书“Love, Money & Parenting”（中文译名《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Fabrizio Zilibotti，和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Matthias Doepke。
两个经济学教授写的育儿书会是什么样？
这不是一本育儿指南，不是告诉父母们应该做什么，而是经济学家通过育儿方式的时间纵向比较、和不同国家的空间横向比较，去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力量。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世界父母们的决策有了更宏观的视角，也在情感上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本书很长，我主要聚焦不同国家之间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横向比较，和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并给你总结出来。
全球的“直升机父母”在增多
是什么造成了国家之间教养方式的巨大差异呢？
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文化差异。然而，文化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通常是经济转型的结果。
从各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父母正在更多地参与和干预孩子的生活。
“直升机父母”形成了国际流行的新词，形容父母们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直升机父母”所对应的是“密集型教养方式”。
这样的教养行为是否会培养出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并积极主动的成年人？又或者，会如一些批评者所言，只不过是一阵“非理性狂潮”呢？
直升机父母的经济学模型
经济学家认为，采用这样的“密集型”教养方式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父母们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作者发现，经济激励与约束（比如财务资源、能力或时间）能够解释大部分父母的行为，会影响父母的决策和与子女互动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很多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有加剧的趋势。不平等激增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导致的。
经济学家认为，源头是在于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条件，减少了对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需求，并增加了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需求。
这本书的“经济激励理论”模型就是：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教育的回报率上升，促使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父母的行为。父母越来越相信孩子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其结果是父母通过更加密集的、有利于孩子学业成就的教养方式来应对。
因此，“直升机父母”的兴起可以理解为父母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应。
根据“经济激励理论”，相反，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比如在北欧国家，社会分配更加平均，父母则表现得更加宽容和放任，更加重视孩子的独立性和想象力。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好几个国家，开展了世界父母的“价值观调查”，展示了教养方式与国家不平等程度的联系。
荷兰
荷兰的不平等程度很低，父母们的“宽容”显现在亲子关系的各方面。荷兰父母不会时刻监视孩子，他们在咖啡馆聚会和聊天，孩子则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在旁边的游乐场一起玩耍。
“独立性”是荷兰父母在育儿中最重视的价值观之一。孩子从小就被要求自己准备午餐和学习骑自行车。人们很少听到荷兰父母敦促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取得好成绩，他们对“孩子是神童”也不会表示出什么兴奋。
在荷兰，10岁以前的儿童没有作业，低年级中几乎没有竞争。但这种闲散的学习方式并不妨碍他们学业出色。在2015年的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中，荷兰学生是欧洲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而且荷兰小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最高。
北欧
北欧的父母认为培养独立的孩子非常重要，特别是挪威人，93%的挪威父母视其为前5的育儿价值观。大部分北欧父母都高度重视“想象力”，相比之下而只有15%的俄罗斯父母和23%的中国父母重视想象力。
在北欧，社会不平等很低，教育回报率也比较低，学校之间几乎没有差异，大学的质量也是相似的，学生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课外活动是“好学校敲门砖”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以瑞典为例，瑞典父母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父母都有权享受16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可以全心全意陪伴孩子，大多数瑞典学龄前儿童都能上免费的托儿所。
对应了“经济激励理论”的模型，瑞典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宽容的父母之一。瑞典鼓励宽容和放任的教养方式，认为孩子应该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慈爱的瑞典父母们认为，要求一个学龄前儿童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是有违基本人权的。
瑞典幼儿园明确不会提供正式的教学，正式教育要到7岁才开始，小学生在年满13周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社会的共识是：让孩子承受压力和焦虑是罪大恶极的。
瑞典孩子的竞争精神仅仅局限于体育活动。竞争心太强的父母们不被社会认可。除了体育运动之外，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在瑞典很少见，父母们不愿逼迫孩子去上音乐课或者数学班，人们认为应该寓教于乐，过早的正式教育是拔苗助长。
北欧的父母们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教养方式都有点疯狂。
德国
在北欧父母的眼里，德国父母可能过于严格，但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视角里，德国人可以说是“宽容放任的教养方式”的典型。
如果一位美国母亲在德国，会惊讶地意识到：德国的幼儿园不注重学业，德国父母也不敦促他们的学龄前儿童学习读书和写字。最大的冲击是孩子可以无人看护地在社区里到处闲逛。
在德国，与北欧一样，大多数家庭都信任公立学校，很多学生在四年级或六年级之后会分流，去考学术型高中，或者进入职业训练的学校。课外活动在录取流程中不发挥作用，而且大学的质量相对统一。
与我们认为德国人“努力勤勉”的印象不符，只有30%的德国父母赞赏“勤奋”的价值观，但这和德国很低的不平等水平是相一致的。
英国
不是所有欧洲人都相信宽松的教养方式可以培养独立性和想象力。在英国，“密集型育儿”的人气在不断增长。
自17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未发生过革命和被入侵事件，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英国社会动荡比其他国家少，因而社会流动性低，阶层差异对比其他欧洲国家而言更大。
在英国，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应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最高，而放任型父母的子女则不太可能提升阶层。因此英国人的教养方式，特别是在那些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上层阶级，比德国人和北欧人都要更为“密集”。
在英国，“直升机育儿”的人气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高速增长，就像许多美国家长所做的那样，越来越多的英国父母在孩子的学业道路上扮演积极角色，努力推孩子上更好的大学。
当英国通过了《教学和高等教育法案》，废除了助学金，高等教育的学费不断增加，顶尖学校的竞争也越演越烈。改革后的经济因素更重要了，因此英国父母的育儿态度也更加“密集”了。很多父母把课外活动看作是孩子的教育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这在之后会帮助孩子进入顶尖大学。
甚至在2016年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父母和学校不惜一切代价向孩子灌输“勤奋”的美德，传达“不断努力、相信自己、屡败屡战”的信念。而“勤奋”的育儿价值观，在北欧国家，只有11-17%的父母认为是重要的。
美国
在美国，过去30年里的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尤其明显，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天，最富裕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38倍，65%的美国父母肯定“勤奋”是最重要的育儿价值观之一。
美国也是教育回报率极高的国家。在美国，与排名低的大学相比，毕业于精英大学的人有很高的“收入溢价”。被排名高的美国大学录取而获得的额外收益，比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不同大学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
在美国，精英学校的录取不仅仅和平时成绩及考试成绩挂钩，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课外活动和社会经济背景，因此孩子们看似“全面发展”，其目的也是在为大学入学竞争做准备。
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巨大差异，极少数的名牌大学提供有限的入学机会，录取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于2021届学生来说，常春藤盟校，还有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录取率都低于7%。
因此，美国父母有强烈的动机逼迫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努力学习，事实上，竞争压力已经反应到早期教育上，无论是选择优质幼儿园还是买“学区房”，美国父母的教育焦虑从孩子的幼年就开始了。
日本
日本的经济情况与美国不同，收入不平等在日本比较低。日本父母强调勤奋的程度低于美国，只有33%的日本受访者把“勤奋”当作育儿中最重要的价值观。相反，日本父母把“想象力”放在了更高的位置。
“独立性”被超过80%的日本受访者列为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远高于美国，在美国这一比例是56%。日本孩子很小就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搭乘公共交通、为父母跑腿、自理午餐等等。
日本文化中存在极强的社会信任和社区意识，犯罪率非常低，因此独立性非常受欢迎，孩子们很早就被教导，他们可以在需要帮助时依靠其他社区成员。
但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很关心教育，密集型养育方式仍然在扩张，这是因为高等教育的质量有差距。日本母亲负责确保孩子的学习进展，“说教妈妈”一词多年来被用于指代这一角色。
中国
如果有一个“密集型教养方式“最常态化的国家，那就是中国。中国家长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业成就。中国父母大约每天花十倍的时间对孩子进行学业训练，相比之下，西方的孩子更有可能去参加运动队。
90%的中国受访者肯定了“勤奋”的价值，这是所有的国家中最高的。严格的育儿方式在中国很受欢迎。
不平等程度在今天的中国相对很高，而教育回报率也非常高，大学的质量有很大差异，从顶尖大学毕业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
“勤奋”是跨越阶级的有效手段，再加上“一考定终身”的教育制度，整个中国的教育系统围绕考试而展开，这更加促使了普遍的“直升机父母”的教养方式。
这样的经济和教育的环境给父母、老师和学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参加PISA的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令人印象深刻，但2015年中国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自评”排名很低。
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教养方式抑制了学生的创造力，而中国的经济模式从模仿和制造正在技术转型为更多地依赖创新创造，那么独立性和创造性其实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密集型教养方式的育儿陷阱
越来越密集的教养方式，其适用性受经济环境影响，有它的内在逻辑，但它也可能会成为一个“育儿陷阱”。
1. 牺牲孩子的幸福感
联合国儿童基因会(UNICEF)对各国儿童进行的一项研究，将荷兰儿童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紧跟其后的是挪威、芬兰、瑞典、德国、瑞士和丹麦。
这些都是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父母普遍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并且不太执着于对孩子灌输严格的学业规划。这些国家的父母对成功的态度更为宽松，但会与孩子互动，回应需求，并且十分关心孩子的健康。
幸福的孩子并不是富裕国家的专利。比如捷克孩子的幸福感领先于奥地利，葡萄牙领先于美国。事实上，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富裕大国的排名相当糟糕，英国排名16位，美国仅为26位。
在教育回报率较高的国家，父母更多为权威型和专断型，在教育回报率较低的国家，父母更多为放任型。宽容有爱心的父母最终可能会有更快乐和更独立的孩子，尽管孩子们可能不太愿意面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
2. 牺牲孩子的创造力
在权威和专断的教育方式下，父母更有可能要求孩子循规蹈矩，不去标新立异，这样，有可能会阻碍孩子的独立性和想象力的发展。
高度密集型的教养方式，可能会通过限制自发性、创造性以及整体上降低了孩子的幸福感，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在宽容的养育方式下，父母更有勇气让孩子随天性发展，因而促进了创新驱动力的批判性思维和非常规思维的发展，而且更能够促进合作。
瑞士和德国者两个盛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国家，在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中名列前茅。
3. 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当中上阶层的父母们面对不平等的增加和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时，采用了密集型教育方式，那么弱势群体进行相同规模投资的能力就会恶化。育儿方式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并长期阻碍了社会的流动。
密集型养育方式费用高昂，比如高质量的托儿所、音体美启蒙、补习班提高课程、或者为孩子高考请家庭教师。不平等加剧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它扩大了收入分布的最低点和极高点的家庭可用资源的差距。
这样的密集型教养方式对富人来说变得相对便宜，而对其他人来说则变得难以负担，而且全社会的学费和教育服务价格会随着富人需求的增加而增长。
“经济激励理论”模型揭示了一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可能性，这种机制将加剧高不平等和持续贫困。
不平等的加剧增加了育儿的利害关系，恶化社会中的育儿差距，而且对中产阶级影响的可能是最大的。反过来，育儿差距将产生更多的不平等，这预示着下一代之间的差距也会日益扩大，育儿差距变成了育儿陷阱。
作者也给出了避开育儿陷阱的政策建议，比如利用赋税来增加财富的再分配、建立公立幼儿园和提供育儿补贴、侧重于弱势群体的儿童早教干预、以及学校系统的变革。
经济学解释了一个复杂的生态，单独的个体也许无力摆脱“育儿陷阱”，但需要整个社会的意识觉醒和努力。
安潇 2021年5月 于 伦敦
PS.今天的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前文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