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普遍秩序的退潮与空间决断的兴起

普遍秩序的退潮与空间决断的兴起

文：叙拉古之惑；来源：公众号 叙拉古之惑

山川异域，何以同天？这是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

人是空间中的动物，不同的空间形式，天然的塑造着不同的人类行为，异质性的接触必然伴随着冲突。但另一方面，人类的理性又不断通过同质性归纳，进而发展出一种普遍主义精神。时至今日，我们人类的命运依然无法摆脱历史空间辩证关系的裹挟。

▍横向展开的“现代性”

大概半年前，我在朋友圈里写了一篇政论文字《把自由主义打回原形》：

这几天刷了刷朋友圈，看到西部滚滚长江东逝水，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经常水深火热的地区，和一个常年风调雨顺的地区，他们对于政府的理解和需求是截然不同的，这分别属于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也许昭示着毕希摩斯和利维坦的永久缠斗。

既然如此，不如将自由主义打回原形，将其还原成为地方性知识，这也许这是自由主义的未来。

近来越来越怀疑那种宏大的普遍性理论是会导致北橘南枳的适用性问题，自由主义积极乐观的进步主义认知同样犯了比它更激进一派的错误——再强大的工具理性的线性思维在进入混沌的演化场中都会泥牛入海。

制定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乃至于建立一套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政体，大概是简单到照葫芦画瓢的程度。但是如何维持一个自由主义的均衡状态，实在涉及太多的要素：平和的地缘政治、稳定的生态环境、畅通的交通网络、分散的资源配置、同质的成员构成、可欲的神圣文本……这绝对是需要人类最高智慧去把握的领域，千万不要把这当作成功学来理解，如果你不信读励志文本就能够读成第二个马云，那就千万不要以为拿出奥派、普通法、新教伦理的“三字经”能念出第二个瑞士。

美国大约是真要完蛋了。当华盛顿像落地，市长向佛洛依德下跪哭丧的那一刻。美国的神圣文本的可欲性就失效了，我们不要再指望它能再现神奇的自愈能力，作为共同体公倍数（向心力）的神圣文本的垮塌，意味着其所蕴含的社会资本再也无法无限复制出超人公民，转而沦为向公约数看齐的末人政治，逆淘汰机制开启。

这一次自由主义失败的教训，使得后人应当警惕依赖逻辑去展开普世政治的自由主义。逻辑必然反噬主体，消解权威，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也就是失去涵化能力，被迫承认多元，实则异质化的沉沦为沙质共同体。

现在回望，我无意修正以上观点，但又产生了新的延伸观点。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发来他的一篇讲稿《从臣民到公民》让我点评一下。从文章来看，这位朋友延续了纵向时间演进展开的一般性论述。我并不否认某个空间存在这种时间线性的演进展开线索。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现代性”的横向展开面。

我越来越倾向于将世界上大部分区域的“现代”转型理解为一种空间的扩张的结果：一种空间生态——空间权力——空间体系对于另一个空间的压制和塑造的结果。换句话说，所谓的“现代性”至少有一个面向，其实基于特殊的地方秩序，被幻化为普遍纵向展开的线性时间观。如果失去了一些外部条件，它是会逆转的。

在环境史研究中，提到过一个概念，就是“生态帝国主义”，提出欧洲的植物伴随着欧洲权力的上升在全球有一个明显的扩张过程，这在环境史研究中颇受追捧。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个观点做一个广义的延伸，提出一个空间结构的扩张概念？这里的空间结构包含了空间形态、生产方式、生产作物等层面。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形态是类似的，火车站、高速公路、大型的购物中心等，这种相似绝非出于偶然，而是一种权力的塑造，如果将人塑造成一个维度的同质人，那么就会产生类似的空间结构。而这样的空间结构的母型无疑是源自西方城市形态的演化和扩张（传统中国也有类似扩张，江南研究中有一个“流动的江南”的说法，比如说“塞上江南”，不过这个概念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具体阐述尚未成型。），这里自然是一个空间权力扩张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权力的扩张，又何来“现代性”？而没有这种扩张，又哪来的普遍性？——如果铁路不通，贸易不通，那亚马逊里的野人该吃人还是在吃人，阿富汗的牧民该放羊还是在放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这个世界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即一种生存秩序绝不是一个时间线能解释的，一个上海CBD里的商业精英和一个亚马逊雨林中饮血茹毛的野人是共存在一个物理时空维度中的。但是对于亚马逊里的野人来说，今夕是何年？他们的社群传延可以用“古代”、“近代”、“现代”来划分吗？答案不言而喻。

▍海陆缠斗的历史哲学

延续之前海陆缠斗的话题线索，来审视世界古今之变的都市史，会明显感知到海洋权力的崛起。在古代，都城往往是政治体中的政治、经济权重所在。定都的地理亦是平衡空间内部矛盾冲突的均衡点，或者接近这个均衡点。但是海洋崛起之后，就出现了另一个现象，海滨工商金融城市的崛起。纽约、洛杉矶、釜山、香港、上海、新加坡、孟买、鹿特丹、汉堡等，原本都不是大地历史空间中的权重中心。但是随着海洋秩序的崛起，这些城市作为一个联结各个陆地空间的世界体系强势崛起。这种世界体系的实质其实是跨帝国空间的海洋秩序。

资本工商业的扩张需要打开市场，但是一方面又要安顿开拓空间的异质性，于是在生存哲学上，以下探公约化，总结普遍性来化解差异（普遍性产生的现实需求始终是基于空间扩张背后的异质性调和，无论是早期的自然法、天或者佛教。）。由此，迎合海洋体系扩张所形成的空间秩序、知识效用、生存哲学，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整全的自由主义理论。

虽然资本工商的扩张依然是以原始的暴力扩张为前提，但是一旦成型的空间生态的内部又是反暴力的，海洋空间生态不同于大地空间生态的地方在于：信息通达、交通成本低，促成离散资源整合，降低暴力功效（也有调合的自由主义者用“文明论”为海洋空间扩张背书。但是暴力优势逐渐丧失后，自由主义的后继者则提出多元论进一步调和，一般思想的产生都有着现实目的性。）。去暴力的政治，其结果就是任由路径随意组合，孕育出无根的“世界公民”，其哲学根基，看似是一种抽象概念演绎的产物，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附于海洋空间的身份概念。但是这种身份其实隐含一个自我反噬的缺陷，作为一种下探公约化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去神圣化、去暴力化，最终会丧失涵化能力而涣散解体。

从人类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海洋秩序的崛起，是农耕定居现象之后，又一次生存范式的剧变。海洋体系的崛起制衡了陆权暴力。形成全新的权力均衡现象，使得人权前所未有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因为空间距离的社会界面的更多维度的接壤，冲突亦由此酝酿。基于空间的异质性，海洋权力扩张覆盖大地的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反复的缠斗。

事实上，海洋和大地之间的冲突关系，暗合沃勒斯坦所提出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视角。如果我们将空间概念融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就会发现空间的天然差异会导出优劣势竞争，海洋的交通成本优势导出了信息组合的可能，为产业竞争优势提供基础性条件，造就了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带”。但是另一方面，在交通不发达的大地世界，则沦为“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空间的差异，导出各种生存哲学的差异，最终落实为意识形态冲突。越是接近核心区域的政治社会文化越趋向个人主义，反之越趋向集体主义。一般情况下，“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会保持一种等级的均衡关系，但是，“核心地带”的竞争优势却受限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限制。

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经济波动周期，是基于一个科学原理和技术原理的关系。以我的理解，依托海洋的核心地带，因为信息发达，容易形成科学原理突破，并由资本转化为技术量产，而占据产业链的上游，但是资本扩张获利的过程中，技术会向边缘地带输出，边缘地带能够迅速的掌握技术原理，从而追赶甚至反超核心地带。这种竞争就会导出一场周期性的海陆争霸现象。直到海洋地带基于空间特性，又一次完成科学原理的提升，拉出竞争身位而告终。

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的政治史，看似存在多条斗争主线：生产方式、阶级斗争，民族革命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斗争线索，都引出了政治意义上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边缘向核心挑战的过程。虽然，我无法就政治冲突意义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给出统计线索，但是经济上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存在一条耦合的政治波动线索是不难想见的。

余英时先生对于中国20世纪革命提出“边缘人革命”的论述，这个解释如果我们放在世界史上去考察，就会发现，类似边缘人革命案例比比皆是，无论是德国、苏联的革命都是一场边缘人领导的革命，而放在更宏大的视野下，德国、苏联、中国这些半边缘世界乃至边缘的第三世界的形成无不是一场广义的边缘人革命。这种“边缘性”不仅仅是阶级意义的，同样也暗合世界体系中的空间冲突。

▍空间决断的兴起

施米特在二战后，被占领者革除学术建制，后半生都在致力于思考他的敌人——海洋权力的兴起及其现象。在他那里，对于海陆对峙有着重要的历史哲学意义。他后半生学术思考的三部重要著作《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大地的法》和《游击队理论：政治概念的附识》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海陆分野的敏锐感。前两部书是聚焦海陆对峙线索的通俗史学和法律史的解说，而第三部则是基于空间意义的政治法学意义的创见。施米特所提出的“游击队”具有的“大地品格”，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大地空间权力对于海洋空间权力的反抗。两种权力空间有着本质的性格差异，海洋及其覆盖和感染的势力范围的空间，具有一种我们一般论述的“公共性”，而大地权力的势力范围的空间性格，则是一种“领地性”，这就决定了大地权力反抗的韧性（这种权利空间的差异理解，可以参考当年的2002年的“黄碟事件”。这里属于典型空间的理解差异以及海陆法权的微观紧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具有“公共性”的空间，并非没有专属性，而是这种由海洋权力覆盖塑造的空间，之于人存在明显的脱嵌无机感，其专属性质由民族国家来统摄，有别于前现代空间，人有机嵌入式的领地感（这或许是我读书不愿死磕文本的习惯，不求甚解的误解或者创造性解释，施米特文本中是没有这类概括解释的。）。也正是这种韧性，使得施米特带有某种情绪寄托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去拒斥海洋权力的“抽象正义的绝对诉求”。

当老右派施米特神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时，我们无须发出讶异的问号。事实上，德国曾经所处的政治空间和中国有着相当的吻合。这种空间结构的吻合促成了中国左翼知识界在知识生产上与德国思想家的亲缘性。这种亲缘性，更多的表现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对于德国“反现代的现代性”（我并不同意这个陈旧的概念，此处只是沿用。）思想资源的汲取，但偶尔也存在反哺现象，施米特即是经典一例。

在十多年前，中国思想界曾经对于德意志道路爆发过一场小规模的思想论战。但是这场论战的清晰意义直到今天才逐渐显现出空间的宿命感。对内的均质社会主义财政转移支付，对外的生存空间诉求，都在昭示这中德之间作为“半边缘空间”的相似性格。

丘吉尔曾经直白的说出过他对于德国的观感：“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句话作为敌对一方的评价，固然存在着偏颇的视角，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当莱茵联邦的歌德、贝多芬在箪食壶浆迎接拿破仑时，作为普鲁士人的费希特却在大声疾呼，德意志民族应当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促成政治决断。这种籍贯差异的政治选择，可能是一个巧合（毕竟普鲁士是康德故乡。），但是，一个普鲁士化的德国，作为半边缘空间崛起去挑战核心空间的过程中，确实是作为德国这个空间权重的策源地。

这种深层次的紧张，其实就是基于空间差异而来的交换路径差异所形成的。俾斯麦曾经担忧“帝国内部的自由主义的发展，有可能从德英合作中产生。”换句话说，如果缺乏外部的交换路径，德国的自由主义就成为了无本之木。在政治上来看，大地空间交换路径有限，趋向零和博弈，暴力高效垄断资源，催生同质群体，塑造公倍数的神圣文本产生，这是政治决断的社会知识论基础。反之，而作为海洋交换路径发达，趋向正和博弈，暴力垄断的生产财富效率低下，面对异质空间采取公约化的抽象统战策略，消融使用暴力决断正当性的神圣文本（这种选择偏好经常被左翼革命家嘲讽的“资产阶级软弱性”。）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不同的具身知识经验，最终系统性的幻化出一种空间政治哲学，也就是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论域中所见的诸神之争。

有鉴于此，1947年，作为战胜者的盟国监督委员会发表一项敕令：

普鲁士国家历代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代表，它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以维护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的思想为指针，并怀着确保德国在民主基础上进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的意愿，监督委员会兹规定如下：

第一条：解散普鲁士国家及其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门。

作为希特勒上台的铁票仓，即使已经事实上终止了普鲁士行政建制运行，也要将其朽躯挫骨扬灰（大概彼时的施米特听闻这一消息后，会发出一声：“天丧予！天丧予！”的哀嚎。）看似出于和平意愿，实则隐藏着海洋权力对于大地权力建制记忆的警惕。不过现在从一些迹象看来，消灭行政建制易，改造空间难。现在，曾经的普鲁士区，依然是德国纳粹滋生的土壤。空间之间的矛盾，往往会系统性的层累出上层政治冲突。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海陆空间的合作缠斗，往往是跨民族国家建制的。正如德国的莱茵河区域因为繁荣的交通有着发达的工商业，但是在易北河区则是容克贵族的八旗之地。换句话说，民族国家权力虽然涵盖海陆张力，但是也无法消融空间的张力。因此海陆冲突不仅仅发生在国际之间，也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有些具有大地情怀的文学评论家，往往会去批评海洋体系中的“世界公民”是“身在梦里不知客，直把他乡当故乡”。其实是基于同质民族国家的视野前提，而忽视了民族国家内部海陆空间的差异性。认同选择取决于个人生存能力和路径在各种权力分配体系黑洞的适应力，从生理科学的人性论来说，并无政治忠诚问题，也无道德高下之分。

在此，我试图对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提出一个修正解释。我认为“半边缘空间”在承接技术输出之后，通过技术积累，未必不能集群式的突破科学原理。但是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缘紧密关系，使得半边缘地带会受到耦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政治波动而吞噬。以20世纪的德国为例，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但是伴随着纳粹的上台，大量学术精英的出走，造成了学术中心的洲际转移。当特殊空间所形成的权力去侵吞一个空间后，必然发生一场对被征服者的知识清算。正如希特勒趾高气扬的答复德国科学界那段话："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而讽刺的是，作为苏联经济学领域为数不多的明星经济学，康德拉季耶夫本人就是死于政治运动。所以在这些现象背后，科学原理的产生，受制于空间宿命。

▍结论：空间的宿命

不同于沃勒斯坦、施米特，他们带着本身边缘身份情绪去理解海陆对峙这个结构。我具身的经验知识无法站队他们的空间感受。我承认空间差异的天然性会导出各种不平等。但是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星际维度或者虚拟维度，对面不公，我们可以吐槽，但是又是无力反抗的。短暂的兴奋之后，政治学家们又会成为那个尾随屠龙勇士的看客，见证着屠龙勇士慢慢长出鳞片。

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历史空间中，出现过权力现象不断毁灭重建的循环，这是基于传统中国这个特定的空间结构。曾经我们以为海洋势力的渗透，改变了一种治乱循环，那是因为我们缺乏世界史的视野。其实当人类进入全球模式后，依然无法摆脱一个全球空间局限的宿命，资本工商产业依然无法解决饱和的困境——虽然我对于开放的信息组合最终能突破升维充满盲目的信心，但是并不代表我认为这是人为理性层累叠加可控完成的，还需要时间长河中冒出的机缘作为条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凭借着信息产业兴起的上扬波段，以及中国加入西方阵营，扩容了全球产业市场容量（或许也可以说中国挽救了资本主义），使得海洋体系的声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于是出现了“历史终结”这样盲目的论断。现在看来，基于地球空间的瓶颈或者差异，我们最终所面临的依然还是“历史的反复”。

▍后记

本文为我和浩哥在这一整年对话的系统总结版，原本打算根据一些未公布的对话，继续以对话形式发布，但是在整理过程中，我又提炼升华延伸了许多观点，所以已经不适合作为对话体发布。当然本文的形成，离不开浩哥几年来对我思想和学识的激发，他总是饶有兴致的将社会心理学的前沿动态与我讨论分享。虽然我们关注的领域不尽相同，但他无疑是我大脑思考的主要养分来源。在此，如果本文受到认同，那么一切赞扬无论从学识贡献或者我个人的情感角度，都应与他一同分享；如果本文面对吐槽，那么这些糟点则由我个人的冒进而一力承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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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