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朋朋先生：如何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

如何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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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中國文字學”

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

張朋朋

北京語言大學

【提要】中國文化的特質是孔子宣教的儒家思想，文化認同所產生的凝聚力是國家統一，長治久安的基石。今天中國的國家安全隱患主要不在國防安全，而在文化安全。因中國廢除“讀經”（讀儒家經典）已百年，中國出現了文化斷層。為了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我們要用“中國文字學”，而不要再用“西方語言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了。因中國文字學是由“讀經”產生的，是服務於閱讀漢文經典的；而西方語言學是不研究漢字的，近代中國引進“西方語言學”險些給漢字和漢文教學以及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造成滅頂之災。

【關鍵詞】確保  文化安全  中國文字學  讀經  反思  西方語言學 

中國文化的特質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兩千多年前孔子所宣講的仁、義、禮、智、信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中國文化是海峽兩岸以及全球華人共同的精神家園。文化認同所產生的凝聚力是國家統一，長治久安的基石，是中華民族面對外敵入侵和分裂國家的勢力，同仇敵愾的強大精神力量。

中國經濟和國防實力的迅速提高，外部力量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武裝攻擊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今天中國的國家安全隱患主要不在國防安全，而在文化安全。因為中國廢除“讀經”（誦讀儒家經典）已經百年了，今天很多中國人沒有接受過中國文化的教育，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文化斷層。因此，國家的“文化安全”面臨空前的危機。

如何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

無疑要復興中國文化，而復興中國文化就要從傳承中國文化做起。那思想文化是如何傳承的呢？是靠語言嗎？不是，是靠文字。因為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文字是記載和傳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載體，沒有漢字就沒有《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沒有漢字就沒有《道德經》和《黃帝內經》，也就是說，沒有用漢字著成的漢文典籍就沒有中國文化，沒有漢文教學，中國文化是不可能傳承至今的。

中國為什麼出現了文化斷層？錢穆先生在《國史新論》中指出“今天，我們東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錯誤，是一意模仿西方，抄襲西方。不知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須有自己的一套。”我認為中國“自己的一套”就是用中國人自己創立的文字學來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而“模仿和抄襲西方”就是用西方語言學理論來指導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字教學。

為了傳承中國文化，為了糾正教育上的錯誤，我認為，我們要用“中國文字學”，而不要繼續用“西方語言學”來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了。

一、為什麼要用“中國文字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

因為“中國文字學”是由“讀經”產生的，是服務於閱讀漢文經典的。自中國人創造出漢字，中國就有了漢字和漢文教學。漢代“獨尊儒術”，漢文教學要教儒家經典。最初教的儒家經典是用隸書寫的，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先秦的儒家經典大多焚毀了，後來人們在孔子故里發現了用古文字書寫的儒家經典（“壁中書”），但古文字和隸書在字形上區別較大，為了使人們讀懂用古文字書寫的儒家經典，漢代許慎對古文字字形進行了長期研究，於西元121年寫就《說文解字》，總結了漢字造字法，提出了“六書說”（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創建了中國文字學。許慎的《說文解字》是研究漢字字形如何表意的。《說文解字》的問世促進了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和教學，對傳承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許慎為什麼不研究語言，而研究文字呢？因為人聽說語言的能力是在語言環境中自然生成的，不用教，孩子自然會說話，但人光會說話，不具有讀寫文字的能力，就是文盲，而國家需要讀書人，所以中國古人非常重視研究漢字和漢文教學。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可見，我們中國文字學家很早就認識到了文字的重要性，認識到語言和文字的功能是不同的：聽覺的語言一發即逝，而視覺的文字是超越時空，溝通古今的，是傳承經典的。

中國人自漢代開始，是先教孩童識字，後教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以及詩、詞、歌、賦。中國人先“識字”後“讀經”，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使孔子的儒家思想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白話文出現後，為什麼中國人不教白話文，還是繼續“讀經”？

因為白話文不用教，“讀經”的人都具有讀寫“文言”和“白話”兩種能力，是一舉兩得。清代出生的曹雪芹和魯迅都是只學經典古文，但都成了白話文大師。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白話文不用教呢？因為漢文不是漢語，古文不是古代漢語，見下圖：

“漢文”是用漢字寫的文章，古文和現代白話文都是用漢字寫的文章。“漢文”是以漢字為基本單位，是“字本位”。古人造字，由獨體到合體，由簡單到複雜，為了表達更豐富的意義，造的字越來越多，漢字造到一定數量時，中國古人就不再造字了，而是根據漢字的造字原理，用已有的字造表示意義的兩字詞和多字詞。也就是說，先產生的古文是漢文的基礎和源頭。沒有古文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怎麼會有白話文的“矛盾”一詞呢？“老師”的“師”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師”，“朋友”的“朋”就是“有朋自遠方來”的“朋”。白話文中大量表示現代人文和科技方面的詞匯：如數學、物理、化學、經濟、自由、民主、科學、法制等是先由日本人翻譯西文時用漢字造的，而後由梁啟超那代留日學人引入我國現代白話文。也就是說，構成現代白話文辭彙中的漢字都是源於古文的，因此，教了古文也就教了現代白話文的漢字。另外，古文不是古代漢語。中國音韻學告訴我們“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①]同一個漢字，先秦有先秦的讀音，唐宋有唐宋的讀音，今天有今天的讀音，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人是用不同的語音朗讀古文的，今天我們是用現代漢語的語音朗讀“有朋自遠方來”的。也就是說，學古文不是學古人說話，而是獲得閱讀古文的能力。因為教師是教孩子用現代漢語的語音來朗讀古文的，而孩子自然會說話，白話文讀出來和說話一致，會說話的孩子在古文中學了漢字後自然就能讀寫白話文，白話文可以無師自通，所以不用教。清代以前不教白話文，並不是說我主張今天也不用教以傳授民主、法制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白話文，我要說明的是：把經典古文作為漢文教學的基礎是符合漢字和漢文教學規律的。教古文和讀寫白話文並不矛盾，反而是教經典古文，既傳承了中國文化，又使學生能在短期內快速獲得全面的漢文讀寫能力，更有利於學生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美國著名漢學家衛三畏對中國這一傳統的漢文教育給予了極高評價：

孔子的學說對中國人的心靈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中國聖人的思想對其同胞的良好影響力之所以遠遠超過西方的聖人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究其原因是因中國的教育是把教少兒識字讀書與傳授孔子的儒家思想合為一體的。[②]

可見，把教漢字和漢文與傳承中國文化合為一體，讓孩子把學習聖人的經典作為人生的第一課，這種教育是聰明、智慧的，是合理、有效的，不僅是獨特的，還是超越西方的。

漢字和用漢字記載的孔子的儒家思想還傳播到了韓國、日本、越南並被這些外族人自願接受，形成了以漢字和漢文為媒介的“漢字文化圈”。

因為中國傳統的漢文教學是教經典古文，才使明、清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學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他們不僅對中國文化給予高度評價，還自願把漢文經典翻譯成西文，使中國文化傳播到了西方，使西方人知道了孔子和老子。他們還在西方建立了漢學，使中國文化傳播到了全世界，對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文化傳播到東亞和遠播到歐美是被外族人自願接受的，這種傳播方式說明：中國文化是具有普世價值的。

二、不要繼續用“西方語言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了！

為什麼我提出，不要繼續用“西方語言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了？因為長期以來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的理論已不是“中國文字學”，而是“西方語言學”了。

西方語言學認為“文字表現（代表）語言”[③]“文字是語言的符號”[④]“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⑤]於是中國語言學家就認為“白話文是現代漢語”[⑥]“古文是古代漢語”[⑦]。認為古文是古人說的話，今人怎麼能學古人說話呢？因此，中國語言學家主張廢除古文，要“我筆寫我口”，怎麼說話就怎麼寫文章，像西方一樣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話文。因此，長期以來，我們大陸小學主要教白話文，多年沒教經典古文了，很多人是半文盲，文化盲，傳承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出現斷層。對外教學方面，也是只提教“漢語”：如“對外漢語教學”、《基礎漢語課本》、《實用漢語課本》，不提教“漢字和漢文經典”，雖然我們在國外建立了孔子學院，其實並沒教“儒家經典”。

根據西方語言學理論觀察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認為“中國人的語言生活是一種畸形現象，嘴裏說的是方言，筆底下寫的是文言，兩不相干？”[⑧]於是中國語言學家就用西方語言學理論全面改造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

中國語言學家不僅主張教白話文，還要把漢字改成表音文字。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第一任所長羅常培就認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須在語音學的科學理論指導下進行設計，才會是科學的，完善的文字，”[⑨]於是中國語言學家就根據普通話用拉丁字母設計出了取代漢字的《漢語拼音方案》。使用拉丁字母文字要會說普通話，因中國語言不統一，暫不能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漢字，只能先簡化漢字，於是他們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簡化漢字。也就是說，他們把漢字判了死刑，要緩期執行。2000年中國語言學家把中國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寫進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要用法律手段保障他們實現中國文字改革的最終目標。

令中國人沒想到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漢字沒滅，但國家富強了，普及了基礎教育，消滅了文盲。因此，“漢字亡國論”“漢字落後論”“中國文化落後論”不攻自破了。今天中國人明白了，過去中國文盲多，並不是因漢字難學，而是經濟落後，孩子沒有上學的機會。過去科技落後，並不是漢字落後，而是因閉關鎖國。今天中國人明白了，封建獨裁統治是應該被批判的，但因歷代帝王尊孔并用儒家思想治國就全盤否定儒家思想是不對的，正確的態度是：“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我們應對儒家思想的價值給以充分肯定。今天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又找回了自信。《人民論壇》發表專欄文章“中國的文字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今天中國人意識到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文化斷層，中國有被外來文化同化的危險，文化認同面臨空前危機，於是很多有識之士呼籲要“復興中華文化”。2018年9月26日中國教育部下發了一個重要文件《中華經典誦讀工程實施方案》，稱這是固本工程、鑄魂工程和打底色工程。

文件是下發了，但實施了嗎？

沒有。今年九月開始使用的新編小學《語文》第一課還是白話文《上學歌》。教材編寫思路還是教白話文，應做為基础的“中華經典”成了課外讀物。對外教學方面，雖然由“對外漢語教學”改稱“漢語國際教育”了，但還是不提教“漢字和漢文經典”。

作為固本的、鑄魂的、打底色的“中華經典”怎麼成了課外讀物呢？這樣怎麼能傳承和傳播中華文化呢？為什麼“經典誦讀工程”不能實施呢？原因是制定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是中國語言學家，而中國語言學界對西方語言學理論和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的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並沒有進行深刻反思，見最近在京召開的“海內外中國語言學者聯誼會”的總結發言：“70年的中國語言學支撐了國家語言規劃的實施，”“早年支持國家完成了推廣普通話、簡化漢字、制定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等語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務’。”[⑩]這樣的發言說明：中國語言學家至今不承認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是錯誤的。居然把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看作是他們的“成就”。這簡直令人震驚！難道中國應該把漢字改成拉丁字母文字嗎？中國應統一語言，還是應統一文字？今天都進入電腦時代了，呈現字形的主要方式已由“書寫”變成“打字”了，漢字“書寫難”問題已不存在了，中國還應推行“簡化字”嗎？難道還讓海峽兩岸和全球華人不“識同文”嗎？這利於國家統一嗎？漢字字形是有理據和文化的，簡化漢字破壞了字形的理據性和文化性，繼續推行“簡化字”有利於中華經典誦讀嗎？中華經典是用漢字書寫的，廢除“漢字”是從根上毀滅中國文化。因此，廢除“漢字”比廢除“讀經”更危險，這是真正要革“中國文化”的命呀！目前中國語言學家集體發聲：還堅持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這說明中國的文化和文字的危機並沒有解除。為了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真正的中國人不僅要堅決反對文字改革的“終極目標”，也要否定其階段性的“三大任務”，否則，何談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的理論基礎是西方語言學，目前西方語言學理論已成為“復興中華文化”的最大障礙。因此，我們必須對西方語言學理論進行反思：從西方引進的語言學到底是不是一門“普遍、通用”的學說？

首先要質疑的是：西方語言學認為“文字表現（代表）語言”“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這一文字觀指的是“漢字”嗎？白話文是現代漢語嗎？古文是古代漢語嗎？

西方現代語言學之父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認為“只有兩種文字體系：表意體系和表音體系。”“漢字是表意體系。”[11]“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漢語各種方言表示同一觀念的詞都可以用相同的書寫符號。”[12]索緒爾在其代表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明確指出“我們的研究將只限於表音體系，特別是只限於今天使用的以希臘字母為原始型的體系。”[13]（原文為：Nous bornerons notre étude au système phonétique,spécialement à celui qui est en usage aujourd’huiet prototype est l’alphabet grec.）

也就是說，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指的是“表音文字”，並不是中國的漢字。索緒爾建立的西方現代語言學是不研究漢字的，他認為漢字和漢語是兩種不同的表示意義的符號，但中國老一代的語言學家卻接受了表音文字的文字觀。

呂叔湘認為“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14]徐通鏘認為“文字是用‘形’通過‘音’來表示‘意’的。”[15]如下圖：

中國語言學家認為漢字是漢語的符號，是把表音文字的文字觀套在了漢字頭上，而漢字不是表音文字，是“表意文字”，漢字的本質是字形，是以“形”示“意”。表意文字的文字觀認為，語言和文字的關係，如下圖：

字形是視覺的，語音是聽覺的，語音和字形是有聯繫的，漢語有多少方言，漢字就有多少讀音，因此，字形和語音的聯繫是不固定的，是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學過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讀出語音，也可以聽到語言寫出文字，這是語言和文字通過人腦進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現象，因此，漢字不是漢語的符號，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漢語是包括普通話在內的多種方言的總稱，中國人講多種方言，但使用一種文字，因此，漢文不是漢語，白話文不是現代漢語，古文也不是古代漢語，而是漢文的基礎。

今天我們要反思的是：不研究中國“漢字”的學說是一門“普遍、通用”的學說嗎？當然不是。索緒爾把漢字排除在外，還稱自己講的是《普通語言學教程》，這不是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嗎？西方語言學是不研究“漢字”的，我們怎麼能用不研究漢字的學說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呢？漢字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沒有漢字就沒有中國文化，用漢字記載的儒家思想是中國的文化長城，廢除“漢字”和廢除“讀經”，這不是自毀長城嗎！

西方現代語言學是不研究漢字的，那中國為什麼會引進西方現代語言學呢？為什麼中國語言學家會接受表音文字的文字觀？西方語言學是怎麼取代中國文字學的呢？

清末，“西學東漸”，中國引進了西方很多學科，其中就有西方很重要的一門學科“語言學”。因為清末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不少中國人認為中國的一切，包括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漢字都是落後的，不科學的。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是靠“讀經”傳承的，所以他們掀起了一場以尊“白話”廢“文言”為宗旨的白話文運動。他們不僅廢除了“讀經”，還要把漢字改成像西方一樣的表音文字，認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而此時引進的西方語言學正好在文字理論上為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於是接受西方文字觀的中國語言學家成為了廢除“讀經”和改革“漢字”的中堅力量，西方語言學也就取代了中國文字學，成為了制定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一門重要學科。

理論和實踐證明：西方語言學並不是一門“普遍、通用”的學說。因此，我們就不要繼續用“西方語言學”來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了，西餐廚師再高明也是不會包餃子的！由於中國語言學家至今堅持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不反思白話文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還想繼續推進文字改革，這對國家的“文化安全”構成了極大威脅。因此，為了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為了復興“中華文化”，我們國家就不能繼續讓中國語言學家來制定國家的語言文字政策了！就不能繼續讓西方語言學理論來主導我們國家的文化教育事業了！否則，中華文化斷不能復興！

結語

綜上所述，西方語言學不是一門“普遍、通用”的學說。這門不研究漢字的學說是當年我們國家在失去文化和文字自信時從西方引進的。在西方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險些給漢字和漢文教學以及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造成滅頂之災。今天我們呼籲：國家要用中國文字學取代西方語言學，恢復其原先的學科地位，要根據中國文字學理論修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用法律手段保障我們用“中國文字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只有這樣才能“復興中華文化”，才能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資訊時代，我們要用現代科技手段發展中國文字學，使中國的漢字和漢文教學插上電腦和互聯網的翅膀，以實現中華文化的早日復興。

參考文獻：

顧鈞：《衛三畏與美國早期漢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亞理士多德：《範疇論》，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胡裕樹：《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王力：《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64年版

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呂叔湘：《談語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版

見中國社會科學網，作者：張潔；搜狐網首頁[文化]，2019，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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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第（1541—1617）：古代音韻學家，被稱為中國研究古音的第一人。

[②]顧鈞：《衛三畏與美國早期漢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③]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7頁。

[④]亞理士多德：《範疇論》，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5頁。

[⑤]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頁。

[⑥]胡裕樹：《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⑦]王力：《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64年版。

[⑧]王開楊：《漢字現代化研究》，齊魯書社出版社，2004年，第310頁。

[⑨]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頁。

[⑩]見中國社會科學網，作者：張潔；搜狐網首頁[文化]，2019年，7月25日。

[1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0頁。

[12]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1頁。

[1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館，1982年版，第51頁。

[14]呂叔湘：《談語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年，第1期。

[15]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頁。

作者：張朋朋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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