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我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追索
據臺灣“中央研究院”消息，余英時先生已於2021年8月1日早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
【主編按】學習過余先生的一些文章著述，獲得了有關中國文明的新知識。余先生承傳錢穆先生、陳寅恪先生等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對專政制度的批判，對民主和平的倡導，對優秀傳統的弘揚，對文化自信的堅定，厚載典冊，照耀萬世。茲奉余先生的文章《我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以志悼念。
我對中國文化
與歷史的追索
如果歷史可爲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能夠成爲2006年“克盧格獎”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覺榮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後我才明白，今天我得獎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彰顯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爲一門學科的中國知識史；前者系我終身學術追求的一個學科，後者系我選擇專精的領域。
我開始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發生深厚興趣是在1940年代，當時中國史觀正處於一個反傳統的模式。中國整個過往被負面看待，即便中國獨特的發明，也在西方歷史發展的對照之下，被詮釋爲偏離普遍文明進步的正軌。當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贅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學教育，並前往我現已歸化的國家——美國繼續攻讀研究所。
中國“道”概念反映現實世界
這些年來隨著知識領域逐漸開闊，我才認清要清楚認識中國文化，必須知道它獨特的傳統。中國文化形成清楚的輪廓是在孔子時代(西元前551年至479年)，這在古代世界是一個關鍵年代———西方稱之爲“軸心時代”。根據學者的觀察，好幾個高度發展的文化，包括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臘，在這段期間都發生了一種精神覺醒或“突破”，其產生形式不是哲學論辯，就是後神話宗教想像，或者如同在中國的情形，是一種道德、哲學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識。這種覺醒導致現實世界與超現實世界產生區隔。對超現實世界的新視野提供有思想的個人，不管他們是哲學家、先知或聖賢，必要的超越觀點，從而檢視並質疑現實世界。這就是一般所知的“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但其精確形式、經驗內容和歷史進程則每種文化各不相同。這種超越的原創性在於它對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響力。
在孔夫子時代，中國的原創超越系以“道”這個最重要的概念出現，道是相對于現實世界的超現實世界的象徵。但這個中國超現實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時就與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點與軸心時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圖認爲有個看不到的永恆世界，現實世界只是這個永恆世界的拷貝，但早期中國哲學絕未提到這種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爲二，但中國宗教傳統也沒有這種清楚的劃分。早期佛教文化極端否定現實世界，將其視爲虛無，中國的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類似的觀點。
認識中國文化須靠比較觀點
相對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國的認知中一直與人的世界不遠。但“道”的觀念也是由軸心時代中國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莊子所共用。他們一致認爲，“道”隱而不現，但在人的世界中無所不在的運行，就連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道”。軸心時代創生的概念影響力日漸深遠，特別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觀念，幾世紀來對中國人的影響無遠弗屆，從這點看來，要說“道”與歷史組成中國文明的內在與外在也不爲過。
在把中國文化傳統視爲本土起源且獨立發展的產物的前提下，過去數十年我嘗試沿著兩大軸線研究中國歷史。第一個軸線是認識中國文化必須在其自身的環境之下，但有時也要靠“比較觀點”。我所謂的“比較觀點”系指印度早期帝國時代的佛學，以及16世紀之後的西方文化。20世紀之初以來，中國思想界一直不能擺脫中國對抗西方的諸多問題；如果缺乏比較觀點，只在中國的環境下詮釋中國歷史，很可能墮入中國中心主義的古老窠臼。
中國改朝換代與歷史延續性
我對中國知識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蓋古代乃至20世紀，而我的第二個軸線始終把重點放在改朝換代之際。和其他文明比較起來，中國的特點在於其漫長的歷史延續性，延續性與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攜手並進。因此我爲自己設定兩個研究目標，其一是辨識中國歷史上知識、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其二是盡可能辨識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是否有其獨一無二的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深遠變遷往往超越了朝代的興亡；“朝代迴圈”在中國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暫流行，但這個名詞具有高度的誤導性。20世紀初年，中國歷史學家開始以西方的歷史模式重新建構及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從此一般都認爲，中國一定也曾經歷過和歐洲類似的歷史發展階段。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歷史學者採用早期歐洲的斷代方式，把中國歷史分爲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這種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麼優點，都不可能充分闡述具有地域性傳統的中國文化。敝人深信，只有著重于中國文化變遷的獨特進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是如何被其內在的動力鞭策，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
1940年代開始思索中西的對抗
接下來容我轉到另一個問題：作爲兩個不同的價值系統，中國與西方如何在歷史的脈絡下對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1940年代晚期，當時中國對抗西方這個大問題籠罩了整個中國知識界，從此時時縈繞在我心頭。因爲在美國生活了半個世紀，且不時出入於中、西兩個文化之間，這個問題對我已經具有真實的存在意義。經過初期的心理調適，我早已對美國生活方式樂在其中，但同時仍保留我的中國文化認同。然而關於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核心價值相容，最好途徑還是要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
中國與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紀末期，當時耶穌會教士來到東亞傳教，其中對文化敏感的利瑪竇很快就發現，中國的宗教氣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釋、道基本上被視爲一體的，就是在這種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瑪竇才得以使當時許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認爲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這樣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國基督教徒宣揚一種基督教與儒家的合成體，等於讓中國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進去。
19世紀晚期，一些心胸同樣開明的儒家熱心接受在西方當道的價值和理念，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個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權。當他們之中有人前往歐洲與美國，並停留足夠時間去做第一手觀察時，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憲政民主的理想與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類尊嚴
到了本世紀初，中國出現兩個對立的儒學派，一是現代儒學(或稱新儒學、當代新儒學)，一是傳統儒學，兩個學派都鼓吹民主，並對早期儒家經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開有系統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顯然已經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兩個價值系統的相容性視爲理所當然。
最後我對“人權”要說幾句話。“人權”和“民主”一樣，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詞，原本不存在于傳統的中國儒家論述。然而如果我們同意，“人權”這個觀念正如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下的定義，是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的雙重承認，那我們也大可宣稱，雖無西方的術語，儒家思想已有“人權”的概念。在《論語》、《孟子》和其他儒家經典中，都載明瞭承認普遍人道和尊重人類尊嚴。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紀，帝王諭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對人類尊嚴的觀念作爲禁止買賣或殺戮奴隸的理由。在這兩份年代分別爲西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諭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說的，“天地之性人爲貴”。儒家從未接受奴隸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義之賜，晚清的儒學者才會欣然領會西方有關人權的理論和做法。
如果歷史可爲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注：本文系華裔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接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盧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時的演說全文。翻譯自余先生親自刪定的受獎演說全文，尹德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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