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我們有更大的使命

據臺灣“中央研究院”消息，余英時先生已於2021年8月1日早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

【主編按】學習過余先生的一些文章著述，獲得了有關中國文明的新知識。余先生承傳錢穆先生、陳寅恪先生等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對專政制度的批判，對民主和平的倡導，對優秀傳統的弘揚，對文化自信的堅定，厚載典冊，照耀萬世。茲錄余先生《我們有更大的使命》，以志悼念。

我們有更大的使命

2011年，余英時先生獲“人文諾貝爾”之稱的克魯格獎後，《東方早報》對余先生的訪談。收錄在余英時《學思答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大國崛起”有誤解

東方早報：您贊同“大國崛起”的概念嗎？您怎樣理解這種觀點？

余英時：“大國崛起”作爲一個概念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好像說，整個世界永遠是被幾個“大國”管制，“大國”此起彼落是世界舞臺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國”都微不足道，只有聽“大國”支配的分。這恐怕不是未來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現方式，更不必說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國崛起”的潛臺詞是“中國崛起”，那麼問題更大，使人感覺到中國要取西方大國的“霸權”而代之。中國原有的“大同”觀念，重點在“仁道”不在“霸道”。這一點希望有人展開討論。

東方早報：在以前的採訪中，您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的看法，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您的這種觀點呢？

余英時：我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這樣的提法，其理由與我不贊成“大國崛起”、“中國崛起”這樣的提法基本相同。但並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國在下個世紀變成一個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國家。事實上許多西方國家，還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滯不動，等著中國超過它們。以文化、學術、藝術、內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現有的先進各國都有很深厚的基礎，不是短期內便能完全趕得上，更不必說超過了。如果因爲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壯語，則難免“暴發戶”之嫌。

我們還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經濟成長的背後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國的科技、生產力已超過了西方各國？是中國的政治、法律、社會秩序上比西方更先進了？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藝術成就已高於西方？這些問題似乎不能不先認真討論討論。

中國前途在革新

東方早報：有人形容您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學貫古今中西，一直著眼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結合對歷史的認識，您對當代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嗎？您認爲中國的前途在於什麼？爲什麼？

余英時：從歷史角度觀察，我對於中國前途既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冷眼旁觀，看中國究竟要走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首先在於能不能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情形下，在國內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體秩序。

中國前途最重要的便寄託在制度更新、文化創造等等動向之上。“內”是本，是體，“外”是末，是用。漢唐之所以成爲盛世，成爲“大國”，首先因爲有了“文景之治”、“貞觀、開元之治”。這是先將中國內部事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政治、經濟、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後才有漢武帝的開邊、唐太宗成爲東亞的“天可汗”。但這已是過去的歷史，無法照抄。以西方“大國”言，英美都是在憲政、法治、科學革命、思想創新等等方面奠定堅實的基礎，然後才能向外擴張。美國過去長期顧內不向外，所以有“門羅主義”，威爾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伸向國際事務，很快便遭到國內的反對，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對外開啟戰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國家的戰爭糾紛。羅斯福眼看英國可能被希特勒擊潰，也無法援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襲，第二次大戰也無法出現。二戰之後，美國是被形勢所逼而成爲世界兩大“霸權”之一的。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義不能氾濫

東方早報：在美國居住這麼多年，您有沒有感受到國外對於中國或者中國人看法的改變？

余英時：美國這幾十年種族歧視的觀念變化很大。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國的時候，常常聽說白種人不肯租房子或賣房子給有色人種。但今天已聽不到這樣的故事了。這是因爲黑人的民權運動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實的成就。歧視是違法的。中國人在美國的處境也在這一大運動下越來越好。個別白人也許偶然仍抱著種族偏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碰到這樣的情況。

東方早報：您在著作中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您怎樣看待當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引導這種情緒使其促進中國的發展？

余英時：我在著作中並不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我僅僅強調中國有自己的民族傳統，不能完全拋棄掉，一切唯西方的馬首是瞻。我又認爲中國傳統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論之。

中國對外來文化是比較開放的，佛教傳入中國，終成中國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證。十六、十七世紀基督教士到中國來，他們傳入了當時西方的天文曆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覺得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受侵略時期所必須提的，一旦沒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義“崛起”的，其苦難已人人皆知。

我主張人人都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但又必須同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樣才能吸收別人的長處。如果採取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那麼中國便必須放棄一切源於西方的科學與技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個人層次上，我主張中國人個個都有一種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義今天不能氾濫爲大規模的、集體的“運動”。

知識人要做批評者

東方早報：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個不同的時代，各有其知識人特爲關注的問題。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使命感。那麼您認爲，對於當今中國的發展，知識份子應當肩負怎樣的責任，應該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時：知識人在中國是從傳統之“士”轉變而來的，必然負有更大的使命。過去的“士”有特權，現代的知識人則沒有特權，但仍有監督、批評各方面的責任。過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來自知識人階層，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會必須改進。這個責任首先落在知識人身上。所以知識人不能再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心態面對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扮演批評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識人必須各有專業，在學術領域中不斷創新，提高中國的學術與文化水準。美國的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是一代大師，但它批評美國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餘地。我不一定贊同他的觀點，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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