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赤金峡摩崖石刻初步考证

王璞

（玉门市博物馆，甘肃 玉门 735200）

摘要：玉门是古代重要的边关要地，这里有许多重要的军事战略的遗存，为研究我国古代治边思想演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依据。文章就“柔远人”摩崖石刻进行了考证，并结合我国古代治边思想的历史演变，对其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赤金峡；摩崖石刻；“柔远人’

中图分类号：K87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18）03-0044-06

DOI：10.13874\j.cnki.62-1171\g4.2018.03.007

2017年5月，玉门市文博工作人员在玉门市赤金峡发现摩崖石刻。重刻时间有纪年，但首刻时间不确定。为此，笔者进行了多方考证，现将初步考证结果求教于方家。

一、赤金峡石刻及其书写特点

赤金峡位于古玉门县（今玉门市赤金镇）北5公里处，石油河从中穿过，峡谷长25公里，高山险峻，水草丰美。赤金峡被劳干[1]等学者认定为西汉最早玉门关的设置之处。清代设有驿站和军塘，历来是丝路古道必经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重修肃州新志》对这一代形胜有如此记载：“石峡东屏，名川西带，北控右地之庭，南扼诸蕃之阻，咽喉垣塞，表里藩维。”[2]

摩崖石刻位于赤峡驿站附近的大墩山山崖上，是赤金峡峡口。石刻位于一块长2米、宽1米的石面，坐南朝北，内容从右至左为：竖排“光绪戊寅”；横排“柔远人”；竖排“江右张汝学重刻”“关中王珪题”（照）。

赤金峡摩崖石刻

该石刻落款处有重刻字样，因此笔者认为此石刻为两个不同时期所刻写：“柔远人”“关中王珪题”为首刻；“光绪戊寅”“江右张汝学重刻”为重刻，其时间为1878年。有以下四个依据。

首先，石刻中有“重刻”二字及其时间、人名；其次，刻痕明显不一样。“柔远人”“关中王珪题”虽然字体大小不一，但刻迹一样，刀痕深凹粗润，字迹饱满，线条浑厚有力，清晰优美。而“光绪戊寅”“江右张汝学重刻”则刀痕细浅，手法平平，明显不是同一时期所刻；第三，时间“光绪戊寅”置于文首，而不是落款位置，有悖常规。唯一的解释是其刻制时间与中间摩崖内容不是同一时间所刻。“柔远人”“关中王珪题”这两部分石刻内容字距恰当、疏密有致，显然是对摩崖位置进行合理安排后，于同一时间所刻，是为首刻。而到了清代，张汝学只能见缝插针，于原来空档处重刻，导致时间“光绪戊寅”置于右侧，且摩崖整体横排与竖排字紧密相联，没有空隙，横排“人”字一撇与竖排“学”字紧密相接，竖排“光绪戊”三字有侵入横排“柔”字空间之感，明显是后期挤进来的；第四，石刻留名者一般为官宦之人，张汝学仿照首刻痕迹明显，首刻有“关中王珪”，他便有“江右张汝学”这样“地名+人名”的落款方式。

就石刻书法而言，“柔远人”摩崖石刻字属唐楷，但摩崖石刻属大字，字体有别于正规唐楷，与欧、颜、柳皆不相类，带行书意味倒与渚遂良相类，但相较又略“肥”了一些。而渚遂良（596——658）与王珪（570——639）为同时代同朝之人。这三个楷书字有明显的行书特点，如“人”的反捺，因而刻功体现出的“圆笔”比较多。“柔远人”三字，体势宏大，宽博雄放，有“典雅、正大、庄重”的特征，丰腴圆浑，结体严谨稳健。运笔中锋遒润，笔画互相呼应。空间的大开大合、取势造险恰到好处。整体上痛快淋漓且极具视觉摄敛力和震撼力，重刻字体已至清末，所以刻功已无魏晋，乃至隋唐石刻的“折刀头”风格。大字点化厚重，小字用笔空灵。

因此，笔者认为“柔远人”有圆畅跌宕，稳健自然的神韵。通观崖壁，虽经千余年风雨洗刷，造成摩崖石面粗糙不平，但笔触精微细节处毫发具见，隐含着淳劲冲融的气息。刻字工匠应是一名技术高超的刻工，否则，他不可能在坚硬的灰层岩碛石上刻得那样流畅自然，虽历经千余年，笔划处仍见锋锷状。

二、首刻“关中王珪”应为唐初名相王珪

1、“柔远人”背景断代分析

“柔远人”出自《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礼记》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因此，“柔远人”可释义为安抚远人或远方邦国。

摩崖石刻“柔远人”的首题时间，应在中原王朝汉文化为主的大一统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是不可能题写的，河西走廊以汉文化为主的大一统时期只有汉、唐、明、清四朝。其次，明代疏勒河流域属于蒙古部落占领，在明代国门之外，明人题写可能性不大。再次，重刻时间是光绪年间，那么他重刻同朝石刻的可能性也不大，原因在于同朝石刻年代较近，保存较为完好，无需重刻。第四，汉代“柔远人”治边思想尚未形成，石刻“柔远人”可能性不是太大。那么首刻时间主要考虑唐代，汉、明、清仅供参考。第五，唐代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吐蕃占领，“柔远人”首刻时间理应在吐蕃人占领河西走廊之前，这样首刻时间可以大致判定在唐前期。

2、“关中王珪”考

笔者遍查文献，在当地文献资料《重修肃州新志》《玉门县志》[3]《清实录.疏勒河流域（酒泉）资料辑录》等，均没有查到与“关中王珪”同名同姓之人。由此说明，赤金峡摩崖石刻的首刻之人不是本籍和外籍来过此地的人。

笔者又在《二十五史》《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等资料中中检索，发现唐、宋、金、明均有王珪。唐代王珪即唐初宰相王珪，《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宋代王珪为北宋名相，《宋史》有传，但此人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迁居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与关中无关；金代王珪，华阴人，华阴县虽属关中地区，但此时河西走廊在西夏统治之下，不可能会出现“柔远人”的题刻；明代有两个王珪，其一为1456年生人，长安人士，弘治三年进士。另外一个为1484年生人，地址不详。但当时嘉峪关外残破，明政府已无力经营嘉峪关以西地区，赤金属于赤斤蒙古卫属地，应该不会出现“柔远人” 题刻。因此，笔者认为“关中王珪”应与唐初宰相王珪最为相符。

肃州是州郡一级，肃州地方文献没有王珪，则题写者来自外籍，这个外籍自应来自更上层，只有朝廷官员符合，从刻迹水平也可看出关中王珪高出江右张汝学许多，王珪官至宰相，书丹后，自应选择高水平刻手刻写。由以上查找仅有唐贞观年间王珪符合，官至名相，书《五礼》。这一首刻比重刻早1250年。

3、关中唐初宰相王珪

王珪（570～639年），字叔玠，唐岐州郿县（今眉县马家镇车圈村王家台）人，唐初四大名相之一，南梁尚书令王僧辩之孙。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入召秘书内省，授为太常治礼郎，参与校定图书典籍。604年，受叔父王頍牵连，逃循终南山。

他情性温雅，安贫乐道，志量深沉，交友不苟，其人品和才智颇为人们称赞。唐武德元年（619年），被授太子中舍人，后转负责侍从礼仪、审核太子奏章文书的中允一职。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代父即位，十分赏识王珪的才识和德行，召拜谏议大夫。贞观元年（627年），迁黄门侍郎，参预政事。二年（628年），王珪任侍中，以宰相之职与房玄龄、李勣、温彦博、魏征、戴胄等共襄国政。贞观七年（633年），因故贬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但不久即被召回，拜为礼部尚书。任内经三年主修，编成《五礼》。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选珪兼爱子魏王李泰之师，珪对泰荷傅相训导，匡其过失之任，更是以师道自处，得到时议称赞。

王珪 一生崇尚儒学，以儒家忠孝仁义礼等自励，是唐初有名的诤臣之一，作为朝廷的最高礼官，奉君待友以礼为先，家礼亦然。贞观十三年（639），王珪病逝。王珪的著作，还有《北齐职官仪》五十卷。

唐初，朝野欣欣向荣，一派朝气，处于开拓疆土时代。“柔远人”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关中”一词的最早提出并大量使用，是西汉时期的《史记》。汉唐国都都在关中，因此关中代表朝廷。以后朝代，国都易地，关中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意义。题词中的“关中王珪”除字面意思外，似有宣示朝廷对外政策之意：“关中”代表国都，“王珪”曾任宰相之职，可代表朝廷发言，一语双关。因此，笔者认为该摩崖石刻的提名者只能是唐初名相王珪。

王珪是唐初名相，他的治边思想就是唐初朝廷治边思想的反映，在政治上采取柔性政策，在军事上采取积极进取政策，文治武功，显示了唐初的大国治理思想。

著名敦煌学者李正宇先生谨慎认为要判定题字者为唐相王珪，尚需再加斟酌。他认为此石质地不坚，千余年暴露于外，字迹早应剥蚀残泐，不得如此完好。建议从清乾隆——同治年代查找考证。这一地区清代文献资料相对较多，经过翻检，无有王珪之人，且全国范围内翻检相关史料，无有关中王珪之记载。笔者以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唐代630年的王珪题，则石刻经历1400年，为何石刻保存完好？主要原因是西北干旱少雨，空气干燥，字体不易受雨冲刷损坏。石刻坐南向北，石刻有字石面略凹，上部无字石面伸出30厘米以上形成檐部，保护字体受雨冲刷。另一种是张汝学在首刻“柔远人”字迹上重刻，再落款。

三、关于重刻之人张汝学

依据摩崖石刻内容可知，该摩崖石刻的复刻者为“江右张汝学”，时间为“光绪戊寅”年（1878年）。江西，指长江以西地区，古人以西为右，故又称江右。

张汝学，字海楼，清末江西萍乡人，由廪膳生，中式甲午乡试举人（《萍乡县志》：咸丰时举人），屡试礼部不第，改就捡选知县，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陕甘军务的左宗棠识见，留在军中充摺处办理文案兼管发审事件，及关内外已平，保留张汝学为甘肃补用知县，且优先补用。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又委张汝学以玉门县事。张汝学在玉门任上，清釐善后、兴利除弊，与左宗棠动协机宜，愈加得到左宗棠赏识信任。光绪五年（1879），题补为礼县知县。张汝学在玉门的四年里除暴安良，浇俗丕变，去任时，民立碑额以志不忘，甚至还为他建立了生祠以祀。调任礼县后一样勤政爱民，敕养兼施，礼民称颂。光绪七年（1881），调补敦煌。离开礼县的时候，绅民饯途为之塞。光绪壬午年（1882）派充乡试对读官，事竣，回敦煌抵任，未久婴疾以终。文襄公闻耗，每与同僚谭次，扼腕叹息曰，民之良吏，天不假年。不知者意仅为汝学惜，知之者意为民惜。卒年五十有三。

张汝学在玉门虽然仅仅三、四年时间，但其活动很多，并以石刻记载，这些碑刻和石刻遗迹，均在赤金。如清光绪五年（1879 年）重修红山寺碑、玉门县东界碑①等。

《重修红山寺碑》刻于1879年，为赤金峡摩崖石刻重刻第二年，为其在玉门最后一年。碑刻落款“萍乡张汝学撰”，与上年落款地名不一，可能是摩崖石刻与庙宇碑刻向众不同所致。

玉门县东界碑：光绪十七年（1891），陶保廉之父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新疆巡抚，奔赴乌鲁木齐就任。随从侍行的陶保廉对其沿途所见所闻予以记载。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记载：“二里玉门县东界碑。（光绪五年，知县事张某立。废屋一座，井为沙塞，无人。）二十里红山子墩，有汛房。”笔者判断文中张某为“张汝学”，但碑刻内容遗失，无从得知。

四、两次题刻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边疆治理问题，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的封建统治，维系国家统一，制定并实施了独具时代特征的治理边疆政策。前文提及，题刻“柔远人”具有怀柔远方，优抚近地之意。无论是唐初，还是清末，在当时边关重地题刻具有此涵义的文字，绝非一时兴起，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唐初的柔远治边思想

唐代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唐高祖李渊提出“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治边思想，在边疆推行羁縻州府制度。唐初的河西走廊，南有吐蕃，西、北有突厥，均为心腹之患。唐贞观三年（629年），突厥大举进犯河西，唐太宗派大军迎敌。次年东突厥败亡，其部众内徙者十万余口。太宗召集群臣“议安边之术”，商讨如何安置内徙突厥部众。唐太宗“怀之以文德”的思想成为治边策略，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4]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联如父母。”[5]玉门赤金峡“柔远人”摩崖石刻正是唐太宗这一思想的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边疆民族经济条件和社会习俗的尊重，并切实起到了稳固、开发边疆的积极效果。

唐代在赤金峡南10里交替设有玉门军、玉门县，这里是中原王朝的西部屏障，西连西域，东接中原，是进出西域的最后一座县城，北通突厥，南通吐蕃，西、南、北三面环绕着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唐代玉门军为河西节度使所辖的八军之一，唐代在玉门几番设县或置军，皆因当时的民族关系或边疆形势而变化。

在这一形势下，唐初一边在军事上设军防御，一边又以柔远政策治理新收之地，显示了唐初的文武并用的思想，为唐初这一带的稳定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保障。

（二）清代柔远治边思想

清代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较以往各朝更完善、更系统。自康熙统一台湾（1683）后的百余年间，清王朝的治边重心一直在西北地区。清初，“德泽洽夷”的思想非常普遍。康熙皇帝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6]“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6]认为采用怀柔政策，使得“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终清一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都是及其重要的治国理念。

清人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集中反映了清王朝关于治边、治外的观念和态度。“夫秦汉而还，多事四夷，往往兵连祸结，为累世隐忧”。鉴于历史教训，一般不主张采用武力多事四夷，因为这样会造成“兵连祸结”的局面，所以主要以“柔远”为术，“可以行久远而无弊者”。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今版改为《清朝柔远记》，约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年）前后，从中可见其对于中国自古以来在边疆问题上奉行的以德柔远思想的梳理，也代表了晚清时期一部分官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清中央政府主管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是理藩院。顺治十八年，理藩院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各置满、蒙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职。柔远司掌管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事务。乾隆二十七年，调整增设为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并成定制。

清人在治边政策上与前朝的高度一致性，在玉门等边地进行多种形式的与前朝一致的治边政策宣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柔远”在当地的广泛宣示
      玉门地处边关，是进入西域的最前沿。清代道光年间的《玉门县志》对玉门形胜有如下记载:“玉门东障，出入全省之咽喉；石峡西侍，表里极边之锁钥；新疆重地，四塞通衢[3]。”于玉门境地宣示这一统治政策，是最佳之选。在玉门及周边关于“柔远”“绥德”“柔远人”等民族政策的宣示，还有多处。例如：在明代嘉峪关，其内城开东西两门，东为“光化门”，意为紫气东升，光华普照；西为“柔远门”，意为以怀柔而致远，安定西陲，以实现长治久安[8]。 

《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有清雍正年间肃州城有柔远亭：“柔远亭在肃州北门外一里，仙姑庙之西。雍正七年，兴师西讨，凡馈运、征发、简阅，车徒行人于役，靡不在此行幄，频张风雪交侵。于是，军需道敛（去右边）事沈公与炜议，建亭障以治戎事，乃以雍正十二年冬落成，远人向化。总督冢宰刘公颜曰：‘柔远’，有文纪之。”[13]此外，该志还收录清人沈青崖《柔远亭》诗一首②，沈青崖在雍正十一年，以西安粮盐道，管军需库，驻肃州。

清康熙靖逆卫城城门上也有“柔远”题词。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记载：今玉门城长方形，止两门：南门在东南隅，题曰“柔远”，瓮城曰“厄阻群番”。北门在西北隅，曰“绥德”，瓮城曰“永奠西戎”，周三里三分。县署东辕题“玉塞名区”，西辕题“金天首邑”。此城首建于1718年，嘉庆年间重建[9]。

玉门及其周边是古代重要的边关、边地所在，在玉门等边地以不同的建筑形式出现不同时期同一治边思想的宣示，说明了唐、明、清一脉相承的治边思想。清代前期的“柔远”靖逆城楼、肃州的“柔远”亭，都是这一时期军事政治的需要。清代后期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期，张汝学巧妙利用唐人的“柔远人”摩崖石刻，再刻上自己的名字和年代，形成重刻，或许也含有重申和强调的意味。

小结

在玉门发现唐代“柔远人”摩崖石刻，意义重大，一是在军事上，唐初采取积极进取和防御策略，在河西走廊八个重要的祁连山口设置玉门军等八军，堵截祁连山南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北上进入河西走廊，进而与北方的突厥联合形成夹击之势，积极防御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和干扰。二是在政治上，在新征服之地，唐初采取柔性政策，安抚少数民族，成功配合了军事上的行动，为西北边疆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次在玉门发现“柔远人”摩崖石刻就是这一政治成果的集中表现。说明唐初开拓疆土时代十分注重治理边疆新收之地。文治武功，相得益彰。

明、清时期在玉门及周边又出现许多城门、城楼、亭、石刻等“柔远”政策的宣示，不但反映了玉门及其周边在治理西北边疆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同时更集中反映了唐、明、清三个重要的中原王朝大一统时期，中原王朝在治理西北边疆战略思想上的一脉相承性、高度一致性。

（2017年，玉门市旅游局局长高正升利用江西友人辗转从张汝学家乡获得其资料，热心提供，特表感谢！河西学院教授高荣就文章考证和补充完善提出了好的意见，特此感谢！）

注释：

① 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M]中记载：“二里玉门县东界碑。（光绪五年，知县事张某立。废屋一座，井为沙塞，无人。）二十里红山子墩，有汛房。”文中张某即“张汝学”。

②《重修肃州新志》[M]（第十四册）诗中录《柔远亭》：古塞通西域，岩城接大荒。一亭聊驻马，万里此离殇。风劲草痕白，山寒日影黄。征夫折鞭去，前路少垂杨。嘉峪分天堑，筹边陋昔人，斯亭才结构，西旅即来宾。庭杂乌孙座，犀牵大宛驯。与楼虽对峙，独喜靖胡尘。

参考文献：

[1]敦煌市博物馆，编.敦煌汉代玉门关[M].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2][清]黄文炜,编.《重修肃州新志》[M].酒泉县博物馆，1984年.

[3][清]赵麟趾抄本（复印本）.《玉门县志》[A].道光六年（1826年）.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一九七，中华书局，2012年。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一九八，中华书局，2012年。

[6]《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嘉峪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峪关市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9]陶保廉.《辛卯侍行记》[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The Primary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tone Carving of The ChijinGorge in Yumen City

Wang Pu

(Yumen Museum,Yumen Gansu)

Abstracts:  It is the Yumen and its surrounding frontier junctures areas that are not only the Military sit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but also the important remains of many important political strategies in ancient times. The discovery of stone carving and inscriptions by "Rouyuan people" in Yumen, coupled with a variety of Rouyuan’s policy state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reflects traditional governing thought in ancient united times and it is a much important bas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ing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ing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we tested the stone carving and inscriptions of "Rouyuan people" and interpreted its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Chijin Gorge; stone carving and inscriptions; textual criticism

作者简介

王璞，甘肃文博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内陆河河流与历史文化关系、河西史地。

本文于2017年“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2018年6月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第34卷 第3期。

编辑：白秀英                          审核：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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