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然的“女性命运共同体”，有的只是被社会文化制度分化的族群。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Belonging Space Author 竹子
9
本文仅代表作者立场，欢迎后台私信批评指正。
文丨竹子
1
在李靓蕾的微博控诉差不多休战之际，许多诋毁也随之沉渣泛起。一类是女权内部对变相维护婚姻制的女性的不满，尤其指摘她对婚外第三者的羞辱并不公义；另一类是对高阶女性争取婚内财产权益前后心口不一的攻讦，实质仍是期待女性符合某种二元的道德形象：不逐私利的独立女性，或是锱铢必较的复仇女神。而类似李阳家暴事件，“受害女方”的原谅被认为是对支持者的利用和背叛。
在所有的公共讨论中，我觉得尚有一大缺失，即对李王家庭的基督徒背景有意无意的忽视。理解和尊重这一深层信仰，或许可以更好地解释李靓蕾的诸多选择。从第一封信开始，她就在强调人必须担负自己的责任、知悔改才能“重生”，而对于王力宏婚前婚后多边性关系的揭露，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十字架我不会再帮你背了”。
要知道，在“十诫”里，“奸淫”、“贪恋人的妻子”、“作假见证陷害人”都是最严重的罪行，《箴言》里“当远淫妇”这一章，更是以通奸者的口吻说，“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但同时，基督教对待“罪”的态度，正是每个人都会犯罪，只有转向上帝祈求宽恕，罪才能得到赦免。
此外，在基督教看来，婚姻是与神所立的约，绝对神圣而受到祝福，“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婚姻中，丈夫是“带头者”，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顺服”的基础就是对基督的敬畏。（想到出现在圣诞节派对上的“准情敌”，更令人扼腕了。）
顺便祝大家平安夜&圣诞快乐！
之所以引用这些经文和教义，并不是宣扬基督教性道德观的绝对真理性，而是希望大家对女性的选择可以作更个体化和处境化的理解。包括针对李靓蕾拒绝“堕胎”的论述（“在我肚子里的是一个小生命，我不认为谋杀孩子是一种选择，我们的选择权只有在射精的那一刻”），有网友批评她的言论是对本已艰难的女性“堕胎权”的污名和踩踏，我认为实属苛责，毕竟那只是为个人选择铺陈的观念理据，脱离身份认知而作抽象化批评，恐怕有失公允。没有天然的“女性命运共同体”，有的只是被阶级、信仰等社会文化制度分化的族群。
倒数第二封长信附图中的细节，再次证明基督徒身份在这对夫妇关系中的重要性。标记为今年1月5日的信息，“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出自Jim Elliot，一位冒险前往印第安部落传教而被杀的传教士。结合《圣经》的典故，大概可以这样去解读：看得见的困苦是短暂的，上帝的荣耀则是永恒的；不愿分财产给穷苦之人的财主很难进天堂。就李靓蕾的最后一封信而言，诚实的道歉和悔改所得偿的公义，或许确实比钱财更重要。
2
这段时间我正好在看残障领域支持性决策的专业书籍，因而李靓蕾微博中彰显的那种自主性/主体性的气魄，是非常显明和打动我的。按照残障倡导的最新精神，残障更应被诠释为个人能力和对社区环境的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能力是一个成长波动的属性，因此更关键的是将精力集中于环境的改变，在其中引入个性化的支持，尤为重要。遭受亲密关系暴力（往往同时经历了精神创伤和困扰）的女性也可以视为身心受障群体，她们时常被剥夺了选择权和话语权。
因果代理理论认为，人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竞争性，关联性。自主需求是基于自我意志去行动的愿望；竞争需求是针对所处的环境成功参与、掌控或协商的愿望；关联需求是对亲密关系纽带、社会交往的联结的渴望。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可以激发自我决定的行为。一个自我决定的人能够承担其自由选择的结果，ta是自身“因果行为”的代理人，而不需要其他人来替代或接管。
李靓蕾八年来身处的夫家环境，从始至终都在打压她的自决权。非婚怀孕是被动的（单身抚育的方案也被否决）、单方面开放式关系是被动的、离婚申请也是被动的，作为商业/家庭合伙人，所有决策也由王力宏确定，而她的所有执行如果不是背锅，真正的受益人也只有他一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隐秘的权力支配形式，更多时候通过影响和塑造她的“真实需要”（而非强迫她做不想做的事），获得她的同意和顺从。（比如，连生三个孩子真的是“自愿”吗？）套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异性“一对一”浪漫爱的渴望，本身就是男权社会制造的“虚假意识”。
不能否认，凭借着自身的高知素养，李靓蕾一直在缝隙中争取和表现自己的能动性，比如借助心理咨询解决问题、搜集和保留出轨证据、面对不平等的婚前财产协议重新坐上谈判桌。然而，正如波伏娃所说：“女性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它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女人的悲剧，就是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之间的冲突。”
3
而另一边的王家又在被怎样一种潜意识所操纵呢？我在读《不只是厌女》这本书时，得到了更多启发。在批驳人道主义道德哲学的论点时，Kate Manne指出，女性在遭受性别暴力时，并不是被男性作为非人或次人类（或曰“生育机器”）去看待，恰恰相反，是因为她们“太像人类了”，她们完整的人性展现出和男人一样的天赋、智慧、野心，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竞争性的威胁，或者仅仅是由于突破社会性别规范和角色分工秩序的可能，男人就感到被剥夺了自视“理所应当”的安全感。
通过这层逻辑上的颠覆，Manne捍卫了女性人性化的主体地位，揭示了更深层的厌女机制。决定人的行动的观念意志绝不是产生于真空中的抽象，它根本无法剥离社会文化制度中某些族群的不平等优势。在他们眼中，女性当然是人，但必须是作为无偿的照护者提供情感劳动价值的特定社会角色的人。
种族大屠杀与其说源自政治机器“非人化”的宣传的胜利，不如说它成功激起了人对人的嫉妒心和求胜欲。所谓的缺乏共情力不是全然的无情，而是对于共情对象策略性的选择，我们有时会怜悯像我们一样弱小的人，有时也会为了避免同类共情的痛苦而选择情感隔离。前者可以对应王力宏提出离婚的原因（“如果遇见喜欢的女生，不想她受委屈被人家说是小三”，这种舍近求远的虚拟态价值排序显然是自私和虚伪的），后者则多少能呼应李靓蕾对其他相关女性的贬斥。
米尔斯说过，“ 对掌握权力的人提出要求并使他们对行动的特定结果负责，在社会学上是现实主义的，在道德上是公正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必需的。” 我认为，这段话完美地诠释了李靓蕾微博发声的本质。而李靓蕾作为比婚外情中的“第三者”更具道德权势的人，有理由接受女权主义者针对性的批评。
透过过去的网络反性骚扰运动，我们一次次看到鲜活的女性生命体验，通过网络发声，走出长久以来被迫的沉默和失语，本是一项极具赋权感的行动。在女权主义者不断的公共言说中，李王离婚纠纷事件的公共意义已经得到清晰的指认——重申女性的家庭劳动价值，将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暴力和不公上升为大众瞩目的焦点。但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必须回归到解决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源头，而不是制造新的性别暴力和霸凌。
值得欣喜的是，李靓蕾的“公共行动”已经感召了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勇敢发声，并让单身男女们一并严肃地思考这个“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一起省思的议题”。同等地尊重所有女性的主体性和情感劳动价值，加强两性间平等的协商和对话，是题中应有之意。
截图来源：脸书
购买周边支持作者
相关阅读
媒体报道
性别X精神健康 线上艺术展览
女性故事
我们曾聊过的关于性别的话题
我们曾做过的关于性别的活动
Belonging Space
关注性别与精神健康议题的草根团体，曾在位于上海地下的「闲下来合作社」运营常驻实体空间，近期转向在城市空间内游走。日常通过观影、讨论会、艺术工作坊等活动，推广性别平等和多元的价值观念。以艺术促进行动，以行动促进反思和自我疗愈，拓展身边的互助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