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美国中期选举后的政治新生态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势

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022年中期选情分析

这次中期选举可以用民主党的“小输即胜”和共和党的“小赢即输”来概括。所谓的“红色浪潮”并没有出现，而是成为了一种“红色涟漪”。在中期选举之前普遍预测共和党会以非常大的优势赢得众议院，就是所谓的“红色浪潮”。但是从选举结果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因为共和党占据非执政党的红利，包括在选区重划优势的前提下，很多之前的民调、媒体都预测共和党在众议院会大幅翻盘，但最后民主党不仅守住参议院，成功翻蓝宾州等多个关键席位，还把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胜利压制在非常小的范围，维持两院目前的均衡状态。虽然众议院被共和党控制，但是参议院还是由民主党掌握，所以确保共和党在立法层面的阻挠能力有限。

在有所谓历史魔咒、拜登执政成绩差强人意的情况下，为什么最后共和党没有能够在众议院实现“红色浪潮”？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一是候选人角度，候选人质量问题在此次选举中非常重要。例如参议院候选人质量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造成共和党在摇摆州接连失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众议院党内初选时，很多人得益于特朗普的支持而取胜。但这些所谓的“特朗普派”候选人大多为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政治素人，因此在两党对决中没有优势。

二是从竞选策略来看，共和党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例如，今年6月份最高法关于美国堕胎权判定的“罗伊诉韦德案”，当时是保守派大胜，基本推动了限制女性生育自由权的法案。但此事对共和党有利有弊。当时共和党在国内保守势力上升，但到了后期中选时，普通选民对这一议题非常在意。然而，共和党没有在后期选举期间对堕胎议题作出很好的回应，民主党抓住机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打压共和党。共和党始终聚焦攻击民主党的经济议题，宣传自己在教育和犯罪议题上的成就，但对堕胎三缄其口，导致后期在相关议题上出现失误。

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视角是关键选举人物和群体。特朗普主义具有极端倾向，无论在堕胎、移民问题，还是外交政策上，包括选举期间美国出现了很多极端暴力事件。由于特朗普很多支持者否认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这对很多美国民众及民选制度造成极大冲击。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的极端主义将一些中间选民逐渐推向民主党阵营。

此外，针对关键人物和群体有很多可研究对象，包括少数族裔在这次中期选举的表现。传统少数族裔一般投民主党，但这次在中期选举有很多拉美裔也投了共和党，超越身份政治以外的阶层、经济收入、获得感等因素发挥了影响作用。对于年轻选民，一般规律为越年轻越支持民主党，年纪越大越支持共和党。此次中期选举18岁-29岁区间63%的人都投给民主党，年纪越大的逐渐摆向共和党。一种说法是，年轻选民对《通胀削减法案》比较支持，因为拜登推了一些取消学生债务的政策受到年轻学生欢迎，在控枪问题上年轻人也更加愿意推动。

从两党舆论操纵上，可以总结为“新鲜的恐惧”最终战胜“陈旧的愤怒”。“陈旧的愤怒”是指对拜登执政的不满，“新鲜的恐惧”是指对特朗普主义候选人上台的担忧。两党都在拿这种情绪做宣传，共和党主要是打愤怒牌，民主党打恐惧牌，最后看来还是恐惧战胜了愤怒。

中期选举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一）美国内政

首先，对当前美国极化局势的影响。中期选举后美国内政极化并未结束，很难看出所谓的中间派回归以及极化逆转。或许部分领域出现了逆转苗头，但整体上美国政治极化趋势依然存在，两党斗争短期内难以解决。政治极化也让摇摆选民的数量急剧缩减。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各有输赢，未来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内两党斗争格局并没有因中期选举而颠覆。

其次，美国国内身份认同的政治根基出现潜在变化。中期选举的投票结果中，多数工人阶级的非洲裔、西班牙族裔等传统上可能会用身份政治投票的人群出现了一些变化。少数族裔不一定投民主党，白人也不一定投共和党。阶级认同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消磨身份认同的政治根基。   

最后，中期选举牵涉2024年大选走向，而这与特朗普有很大关系。第一，中选不仅是对执政党的公投，也是对特朗普的民意测验。这次共和党初选里有很多人是特朗普的代言人，通过中选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出美国国内目前对特朗普的支持度。第二，特朗普在党内初选中推举能力非常强大，这证明了他对共和党的掌控力截至中期选举前非常强劲。第三，结合特朗普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背书的输赢情况，现在特朗普所支持的候选人不一定能赢，所以特朗普的支持成了一把双刃剑。第四，共和党人开始反思与特朗普绑定的代价。

当前，共和党面临非常严峻挑战，即如何能够既能利用特朗普依旧强大的号召力，又能管控特朗普的破坏性影响。特朗普的极端主义在中期选举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共和党内部关于特朗普是否是“造王者”也出现分化。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南卡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还有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扬金等比较关键的几个共和党人可能在将来挑战特朗普。

民主党后期面临的挑战也不小。拜登执政前期表现多引发国内不满，包括经济表现、阿富汗撤军、乌克兰危机等。未来两年的机会窗口，关键在于他能否做出成绩，比如将前期推动的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法案落地，加强制造业回归，调整供应链，拉动经济走出衰退前景等。

（二）国内政策

美国国内政策也将受到中期选举很大影响。首先，由于众议院现在归给共和党，而众议院拥有拨款权和预算权，共和党可能利用“钱袋子”权力给民主党已有的政治议程添堵。共和党掌握众议院以后，就有权力为民主党推行的政策设置障碍。比如之前两党已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虽然不会也很难推翻，但是共和党有权力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加以阻拦，让民主党难有所成。

其次，在政治层面，共和党可能会加大对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的打击报复，加剧两党斗争。包括解散之前的“国会山骚乱”调查委员会，该调查委员会是当时民主党针对1月6日“国会山骚乱”对特朗普及其亲信进行调查而成立，主要由民主党主导，设置在众议院之下。因此共和党掌控众议院之后，很可能会解散调查委员会。另外，共和党可能会反向对拜登进行调查，包括围绕海湖庄园搜查事件的反调查。

最后，共和党在掌握众议院后，也会推出一些对自身有利的议程。为体现自身政策主张，共和党将要推出一些相关议程，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加强能源独立，增强边境安全，提升供应链安全，打击非法移民等政策，接下来会继续推进。

（三）对外政策

第一，麦卡锡大概率会成为众议院议长，而他重要主张为聚焦内政。这是因为共和党认为外交事务在未来两年中不是重要议题，选民很难因为外交议题被打动。随着未来两年进入到大选模式，共和党的更多重心会放到内政，但也不代表完全搁置外交。

第二，中期选举后两院格局的变化将对乌克兰问题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因为把乌克兰危机一直拖入到2024年对共和党有利，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乌援助，在大方向不会有调整。但共和党目前想在援乌上有更多的参与感和主导权，包括期望拨款等援助方式走国会合法程序，与共和党商量，且希望在对乌军援和资金援助上设置限制或附加条件。

第三，基于对华事务负面感知上升，中期选举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潜在影响。首先，共和党可能会加大推回民主党对华合作议程。拜登推出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一些与中国的合作议程，这些领域可能都会成为共和党的打击对象，例如毒品管控问题、气候治理上进行的合作。其次，未来拜登政府与国会合力推动的涉华法案可能更加负面。最后，两党在涉华议题上的共识将增加中美在具体议题的风险。拜登谋胜2024年大选面临国会和政府分立的状况，所以必须与共和党保持接触，谋求两党在涉华议题上的勾兑，以换取国内政治上更重要的议程。例如对中美双向投资的审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由于美国当前泛化国家安全，美企对华投资只要涉及到敏感领域都将受到限制和审查，其重要目标意在继续推动中美市场的脱钩。     

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生态的新变化

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没有特别多的新生态，更多的是一些老生态延续下来并出现一些新变化。一个是“否决政治”，这是福山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在立国之初的设计是非常精巧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就是国会、白宫、最高法院三者之间形成了权力制衡。比如国会简单多数的议员同意通过一个立法，总统可以对此进行否决，将其打回国会。而国会也可以否决总统的否决，不过这需要2/3以上的议员一致同意才能实现。

否决政治就是互相在利用否决权利搞事情，国会内部的否决政治也是愈演愈烈，比如特朗普任内三次政府关门。2021年有一个援助计划法案，这个法案的背景是说美国当初处于新冠疫情高发的情况，经济上也缺乏活力，政府就想给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困难家庭一些补助。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可以看到最后这个法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参众两院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支持这个法案，完全就是政治站位。那这个法案如何通过的呢？当时民主党利用了调和程序（conciliation）打破了冗长辩论（filibuster），绕过了可以阻拦这个法案的程序性的障碍。

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21年11月15日签署的基础设施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其实是特朗普任内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也是共和党特别想做的事情。而当时共和党没有做成就是因为民主党的阻拦。结果到民主党想推进这件事的时候，共和党又开始不断设置障碍。最后也是非常地胶着，对峙很严重。但是这件事也证明，同样是一个基础设施法案，共和党本身就是想推进的，但是一旦民主党上要来推进，共和党就百般阻挠。所以根本不是两党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认识上的本质不同，就是不能让这件事在另一个政党执政期间做成。这种否决政治已经出现了异化，在起初的设计中，否决这种手段不是要和彼此作对，而是说一旦一方执政出现了什么偏差，需要有一个制衡的结构来防止它出错。立国之初设计的这个体系现在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异化，而且目前看无论是两党还是美国其他的政治力量都没办法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美国未来政治生态中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另一个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就是社会撕裂。我们客观来看，不将美国跟哪个国家比，起码和美国自己比它社会撕裂的程度是在上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控枪问题。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两对矛盾：一个是集体安全和个人权利的矛盾，因为持枪的权利是天然地写在美国宪法修正案里的，所以人们会觉得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被剥夺。而且一旦要修改第二修正案，流程非常复杂，很难在法律上做出整体的调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和控枪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些军火集团，还有NRA（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都是支持持枪的，这些利益集团会给很多政客输送大量的金钱。所以一旦有军火集团支持的政客上台，他在出台控枪政策的时候必然会畏首畏尾。

（一）拜登执政理念及其未来挑战

作为一个资深政客，拜登29岁时已经成为了特拉华州参议员，并且6次连任。他于1988年、2008年两次竞选总统，2009年担任了奥巴马的副总统，2020年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了美国总统。拜登的世界观比较传统，和奥巴马比较相似。一个是“伸手外交”，即沿袭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做蠢事”，阿富汗撤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是重视同盟，支持多边主义；还有就是崇尚价值观外交。对待中国，拜登的观点立场还是不放弃接触，但是竞争肯定是主题，另外就是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开展合作。后来布林肯等人提的三点论、三分法也是对这种观念的反映。

中期选举后的未来两年，拜登政府最大的执政阻力来还是自于国会共和党人。他们会对拜登个人以及团队层面发起一些调查，无论是针对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团队，或是追究他阿富汗撤军的问题，多少会耗费拜登一部分的精力。中期选举之后各方都切换到了2024年大选模式，都想要出成绩，对拜登来说尤其如此。他要改变选民对他执政成绩不佳的看法，因为中期选举的获胜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在拜登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多好，而是来自于选民对于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派上台的一种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后续还是需要落实之前提的一些法案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通胀削减法案》《科学与芯片法案》以及制造业回流。他面临的很大阻力还是来自于共和党不想让他成功落实这些事情，因此不管是在拨款预算这部分还是一些决策的推进都可能会被共和党下绊子。

外交方面阻力倒不算很大，就是继续推进一些长线的事项，比如印太经济框架以及处理乌克兰危机等等。总体上共和党在外交层面给他的阻力相对较小，更多的还是在国内议程上。

（二）中美关系走势

中美关系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有好几次波动。2015年-2016年的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是整个中美关系发生所谓质变的一个起点。当时这场辩论并没有一个定论，因为2016年特朗普横空出世，对华战略大辩论整个就被当年的特朗普现象以及围绕特朗普现象的讨论所淹没，但是这场辩论中所提到的观点很多都被后来的美国政府所延续下来了。

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对华接触，也就是所谓的engagement是否失败了？如果失败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如果看中美关系史的话，会发现中国大概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中美1979年建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是前后脚的事情。其实当时中美都有各自的考虑，中国当时要改革开放，要融入国际体系，需要和美国接触。美国想要改变中国，就是通过接触的方式把中国拉入到国际体系，利用体系的力量来改变中国。于是乎，中美在当时就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共识，就是一个想要融进去，一个想要把对方拉进来。一拉一融就形成了中美在接触问题上的战略共识。因此我们看到在中美建交之后，尽管中美有大大小小很多风波，但是大体上都维持了战略稳定的态势，因为中美双方对接触都是有共识的。

但是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基本完成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在2008年中国成功召开奥运会，再到后来美国逐渐发现中国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接触而出现美国想要的变化，所以美国就开始反思这个接触到底对不对。在2015年的时候，这种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形成了遏制派、容纳派和接触派，当然遏制派是主流观点。但无论如何，至少当时有接触派和容纳派的声音。现在再看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有人会这么想，却不敢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亲华人士都被打上了标签，很少有美国学者敢站出来说美国要容纳中国的崛起，给中国一定的空间。在当今的美国，这种话语是政治不正确的。因此中美关系的变化其实早有征兆，不是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突然就改变了，而是通过美国战略界人士的不断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

（三）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新动向

拜登执政后，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几点很重要：一是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是重抓民主，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三是重塑巩固盟友关系。最后是重返多边主义。中期选举不会改变这些外交方针，因为总统的外交权力毕竟是非常大的，来自国会的制约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些外交方针的指导之下，与中国相关的一个领域就是在印太地区的投入。拜登团队早在2021年初执政后不久就在印太地区进行大量布局，开展大量活动，为后续拜登的亚洲之行奠定基础。哪怕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也没有因此延误了在印太地区的投入。

有关最近中美关系的新动向，一个是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本次会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方对形成指导美中关系的原则表示认同，并希望能够在已有共识基础上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在具体议题上的分歧外，没有一个战略性的认知。双方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共识？如何建立一个必要的战略框架？其实本次元首会晤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有展开。

下一步中美双方应该跟进，努力达成一些共识，因为现在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当然也存在一些挑战，比如说磋商时间还很紧张，美方政策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来自共和党的干扰不容忽视。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抓住拜登任内最后两年的机会窗口对中美关系进行框定。

文章2022年12月24日首发于“民智国际研究院”，根据作者线上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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