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企业家精神”？| 设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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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家精神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伴随着它的日益普及，社会企业家是什么？社会企业家做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却越来越模糊。”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明确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义——社会企业家作为社会创新的主体，是不同于商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社会行动者的。社会企业家具有开放包容之心，他们的成果力求能够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争取更多利益，并形成一个稳定的新平衡生态。
文章举孟买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的例子说明，尤努斯在创办孟买乡村银行的过程中体察民情的方式正是设计思维所提倡的“移情”。以移情之心，洞察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实需求，探索“接地气”的解决方案，是社会企业家不脱离服务对象的重要方式。IDEO执行官Tim Brown也曾多次指出设计思维能帮助社会企业家脱离自上而下的“局外人”思维，从“灵感、构思、执行”三个维度出发，围绕社会创新对象给出切实有效的实践方案。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含义呢？这是因为社会企业家精神引导社会创新者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贸然把商业企业家成功运用设计思维的经验移植到社会创新领域有偏离初衷的风险，因此，明晰社会企业家精神“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并在最后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生态”这一内涵，是界定设计思维实践边界的前提，也是更好发挥设计思维作用的根本。
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指引创新实践的路标，设计思维是指导创新实践的方法论。明确自己要前往何方，才能找到合适的创新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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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这一新兴领域正在迅速发展，并吸引了许多领域的关注。如今，这个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以及政府官员口中的词汇在大学校园里也很常见，同时也为一些著名的社会组织（包括印度阿育王以及施瓦布和斯科尔基金会）提供战略指导。
社会企业家精神流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企业家以及他们的故事本身就具有趣味和吸引力。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这类社会企业家吸引我们的原因，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类商业企业家吸引我们的原因一样——他们这些不平凡的人都想出了很多出色的想法，并不畏艰难，成功地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和服务，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人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兴趣已经不再是大众化迷恋的阶段了。社会企业家精神预示着推动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它带来的潜在回报及其对保持社会持久变革性的益处，使社会创新领域及其从业者脱颖而出。
尽管许多致力于推动社会创新活动的人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是胸有成竹的，但他们对社会企业家如何创造高量级的回报却不那么了解。事实上，如今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并不明确，这导致如今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变得非常具有包容性，好像它有一个巨大的帐篷，可以容纳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包容性可能是一件好事。比如，包容性能让更多资源投入到社会领域，或者让很多原本无法获得足够投资的项目带上社会企业家精神标签，然后得到支持。这种情况下，定义笼统一点也无妨。不过，我们认为这种定义是一个有缺陷的假设，一个不稳定的立场。
社会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具有好的前景。如果因为定义中包含了太多“非企业家的”内容而不能实现这一美好前景，那么社会企业家精神就会受到质疑，其真正的核心也会丧失。由于这种危险的存在，我们需要一个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更明确的定义，来帮助我们判断某项活动是否在“帐篷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传统社会服务组织的贡献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成果进行不公平的比较，而是要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
如果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严格的定义，那么支持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人就可以把资源集中在建立和加强某个明确的领域上。如果没有这种严谨的定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支持者就有可能给怀疑论者提供一个不断扩大的攻击靶子，让一些愤世嫉俗的人有更多的理由来否定社会创新活动以及推动社会创新的人。
No.1
从企业家精神开始
定义“社会企业家精神”这个词必须从明晰“企业家精神”开始。“社会化”这个词只是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修饰，如果企业家精神没有明确的含义，那么用社会化来修饰它，也不会有什么成果。
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双面性质的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与生俱来的能力，能够感知机会并采取行动，将发散性思维与独树一帜的判断结合起来，为世界创造新的东西。从消极的一面来看，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后验证的术语，因为创业活动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我们不把那些具有企业家个性，但却在创业中惨遭失败的人称为企业家，我们称其为经营失败者。即使是像红帽软件公司（Red Hat Software）的鲍勃·杨（Bob Young）这样的人，也只有在第一次成功之后才被称为“连续企业家”；也就是说，他之前所有的失败经历都是在第一次成功之后才被认为是连续企业家的工作。后验证的问题往往不够明确，这时要想把手伸向未经证实的东西，简直是难上加难。当然人们可以以企业家自居，但如果没有取得阶段性成功，自诩为企业家的人很难说服投资者。反过来，这些投资者在评估企业家的可信度和成长型企业的潜力时，必须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即使考虑到这些困难，我们仍然认为将企业家精神应用于社会企业家精神这个词中，需要对企业家精神的实际含义进行深入思考。企业家精神仅仅是对机会的敏觉力吗？是创造力吗？是决断力吗？尽管类似的行为特征是概念的一部分，并为潜在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线索，但它们并不是全部。这些词也可以用来描述发明家、艺术家、企业高管和其他社会行为者。
与大多数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学生一样，我们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Baptiste Say）开始定义企业家精神。这位学者在19世纪初将企业家描述为“将经济资源从一个低生产力领域转移到一个高生产力、高收益率领域”的人，从而将法语中“承担者”的字面翻译扩展到包括价值创造的概念。
一个世纪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企业家精神最有影响的思想。熊彼特在企业家身上找到了推动经济发展所需的力量，失去这种力量的经济会结构性停滞并走向衰败。他提出的企业家精神Unternehmer（德语，意为企业家），是发现材料、产品、服务或业务中的商业机会，并组建企业去实现它。他认为，成功的企业家精神会引发连锁反应，鼓励其他企业家对创新成果进行迭代，并最终发展到“创造性破坏”阶段，此时新企业及其所有相关的企业会让现有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过时。
尽管熊彼特塑造企业家的术语颇具戏剧性，他的分析却将企业家置于一个体系中，赋予这个角色一种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生成性的矛盾形象。在熊彼特眼中，企业家看是大经济环境中的变革者。另一位学者彼得· 德鲁克（Peter Drucker）则认为，企业家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变革的推动者，而是精明且坚定地利用变革的人。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总是在寻找变化，对变化做出反应，并将其当作机会加以利用。”以色列人柯兹纳（ Kirzner）为此还给出了一个前提假设，他认为“警觉性”是企业家最关键的能力。
无论理论家们把企业家视为突破性的创新者还是早期的开拓者，他们普遍都将企业家与机会联系在一起。创新者被认为具有发现和抓住新机遇的特殊能力，具有追求新机遇所需的责任和动力，还具有承担内在风险的坚强意志力。
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描述了一个集合体，包含机会所发生的环境、发现和追求机会所需的一系列个性特征，以及特定的创造性成果。
为了探讨和解释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我们将仔细研究当代美国的几位企业家（包括来自同一公司的企业家）：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易趣的皮埃尔·奥米迪尔（Pierre Omidyar）和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斯诺格利的安（Ann）和迈克-摩尔（Mike Moore）以及联邦快递的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
No.2
创业环境
▲由左至右为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史蒂夫·乔布斯
创业的起始点是创业背景。对于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而言，创业环境是一个计算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用户依赖于中央IT人员像神龛一样守护着的主机。用户只有排队等待着使用IT人员专门设计的软件才能完成计算任务。如果他们想要软件程序做一些新鲜的任务，就需要花半年时间等待新程序编写完成。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种体验是低效率且不尽如人意的。但由于集中式计算模式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所以用户只能忍气吞声，把计算机延迟和低效的问题纳入正常工作流程中，形成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平衡。
系统动力学家将这种平衡状态描述为“平衡反馈循环”，因为没有力量会使系统脱离其平衡状态。这就类似于空调上的恒温器。当温度升高时，空调开机把温度降低，然后温控器再把空调关掉。
用户忍受使用集中式计算系统的不便是一种特殊的平衡：一种不理想的平衡。这就好像温控器把室温调低了五度，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觉得很冷一样。人们因为可以预测到温度偏低，就干脆多穿一件毛衣，当然他们可能更希望自己不必这么做。
▲eBay公司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
易趣的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和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发现也了一个不理想的平衡：基于地理位置开放的市场无法优化买卖双方的利益。卖家通常不知道谁是最好的买家，而买家通常也不知道谁是最好的卖家。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利益都不是最优的。
例如，卖二手家居用品的人举行旧货拍卖只能吸引近距离的买家，来的买家的数量和类型可能并不是最优的；还有想要购买稀罕物件的人只能在电话黄页中搜索，不停地打电话来寻找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结果也常会买到不那么完美的东西。当时，买卖双方都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所以这个稳定的但又不尽如人意的平衡状态一直存在。
斯诺格利的安（Ann）和迈克·摩尔（Mike Moore）则注意到：宝爸宝妈日常照顾宝宝也存在不平衡现象。
那些想要一边干活一边照顾婴儿的父母只有两个选择：用一只手和孩子戏耍，同时用另一只手料理家务；或者把孩子放在婴儿车中，然后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干活。这两种选择都不太理想。众所周知，让新生儿与父母的身体紧密接触可以加强亲情连接，但即使是最细心的父母也不可能一直抱着宝宝。无奈之下，父母们只能抱着孩子一瘸一拐地走路，累了就从一个手臂转移到另一个手臂，然后熟练地进行“单臂挂子”，或者尝试在孩子小睡期间完成任务。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
联邦快递的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看到的次优平衡案例是长途快递服务。
在联邦快递（FedEx）出现之前，跨国邮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地的快递公司要将包裹取走，然后运送到承运人那里，再由承运人将包裹空运到遥远的目的地城市，然后交给第三方进行最后的运送（如果是全国性的公司，包裹可能会到公司在该城市的业务部门）。这个系统的物流很复杂，中间涉及到很多的交接工作，邮递时间由承运人的需求决定。这种方式经常会出现问题，但没有人负责解决问题。用户因此渐渐学会了与缓慢的、不可靠的、不尽如人意的服务共存——这种现状让人不满但十分稳定，因为没有用户能改变它。
No.3
企业家个性特征
企业家被这种次优平衡所吸引，认为其中蕴含着新的机会。为什么企业家会把这种情况视为创造新事物的机会，而大多数人却将其视为可以忍受的不便呢？因为企业家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灵感、创造力、行动力、勇气和毅力。这些特质是创新的根本。
企业者会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受挫的用户，或者他们对受挫的用户具有同理心。有时候，企业家会被改变现状的机会深深吸引，以至于他们有一种摧毁现状的强烈渴望。
在易趣的例子中，受挫的用户是奥米迪亚（Omidyar）的女朋友，她喜欢收集佩斯（Pez）的糖果盒子。
企业家会创造性地思考并开发一个能极大破坏现有方案的全新解决方案。他们并不会试图对现有的系统进行小规模优化调整，而是会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奥米迪亚和斯科尔并未提出更好的方法来推广商品。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没有开发更好的算法来加速定制软件的开发。史密斯也没有发明一种让快递公司和承运人之间更高效、出错率更低的交接方法。他们都找到了一个具有颠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眼前的问题。
企业家一旦受到机会的启发并掌握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会直接采取行动。企业家不会等待别人介入或试图说服别人来解决问题，他们会直接采取行动，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并大胆地提升解决方案。
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并没有发起反对大型计算机的运动，也没有鼓励用户推翻IT部门；他们发明了个人电脑，让用户能够从大型机中解脱。摩尔没有写书来告诉妈妈们如何用更少的时间来完成更多的工作；她发明了一种可前背或后背的背包Snugli，让父母们背着宝宝的同时解放双手。
当然，创业者确实需要影响他人：首先是投资人，哪怕他们只是朋友和家人；然后是队友和员工，与他们一起和睦工作；最后是客户，说服他们购买新产品。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创业者参与的直接行动与其他间接的支持性行动区分开来。
企业家在整个创新过程中都会表现出勇气，以及敢于承担风险和直面失败的特质。这往往要求企业家冒着很大的风险，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例如，史密斯需要说服自己和全世界的人：在孟菲斯收购一队喷气式飞机，并建造一个巨大的机场和分拣中心，能让包裹在联邦快递的监控下次日送达。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竞争对手都只有卡车队来提供本地取件和邮寄服务，他们当然不需要运营飞机场或维护大量的飞机。
最后，企业家要有毅力来推动其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取得成果并被市场采用。任何创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挫折或意外的转折，企业家需要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应对出现的障碍和挑战。
史密斯必须想办法让投资者相信联邦快递最终会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以支付新模式所需的卡车、飞机、机场和IT系统等庞大的基础设施的费用。联邦快递在实现正向现金流状态之前，必须经历数亿美元的亏损，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掌舵，联邦快递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就被清盘了。
No.4
企业家的成果
当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将其个性特征应用于次优平衡时，会发生什么？他或她将创造了一个新的平衡，为系统中的参与者提供一个满意度更高的平衡，创造一个从低质量平衡状态到高质量平衡状态的永久性转变。新的平衡是永久性的，它会生存并稳定下来，不过原平衡中的某些方面可能会持续存在（例如，昂贵且低效的快递系统、传统商品拍卖等）。新平衡的发展不会局限在初代企业家和创业企业内。大众市场的接受、大规模模仿以及在新平衡周围和内部建立的生态系统使得新平衡逐渐稳定下来并平稳地维持下去。
当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创造出个人电脑时，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削弱用户对大型计算机的依赖——他们打破了这种依赖，将控制权从“玻璃屋”转移到台式机。一旦用户看到新平衡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不仅接受了苹果公司还接受了众多跃跃欲试的同行竞争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开创者们创造了整个生态系统，其中包括无数的硬件、软件和周边供应商；分销渠道和增值经销商；PC杂志；贸易展览会等等。
由于新生态系统的存在，即使苹果公司在几年内退出市场也不会破坏市场稳定。换句话说，新平衡并不依靠于单一企业（例如，苹果公司），而是依靠于对系统模式的挪用和复制，以及催生出的许多相关企业。用熊彼特的话说，这种综合效应牢固地建立了一种新的计算机秩序，并让大型机系统过时了。
对于奥米迪亚和斯科尔来说，易趣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了一种更优的沟通方式，创造了一个更高质量的平衡。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业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个不会被轻易拆解的强大生态系统由此诞生。同样的，史密斯创造了一个新的邮递世界，它提高了邮递标准，改版了商业惯例，催生了新的竞争者，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词“to FedEx”。
在每个案例中，旧平衡和新平衡之间的质量差距都很大。新平衡很快就能自给自足，最初的创业企业也会催生出无数的模仿者。这些成果确保了每个受益者都能稳居高位。
No.5
转向社会企业家精神
同样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部分，社会企业家精神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家精神之间有何区别？首先，定义社会企业家精神最有用最详实的方法是确立它与企业家精神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家精神同样以三个要素为基础的。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是混乱且无益的。
为了深入理解两类企业家精神的区别，我们必须消除一种简单的观念：即把两者的区别单纯归结为动机的不同——企业家受金钱驱使，而社会企业家是利他主义驱使。事实上，企业家很少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动机，因为从赚大钱的几率上看，他们显然很不利。无论是商业企业家还是社会企业家，都强烈地被机会所驱使，坚持不懈地追求理想，并从实现想法的过程中获得可观的精神回报。无论他们是否在盈利背景下运作，大多数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风险、精力和资金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回报。
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区别是价值主张。商业企业家的价值主张是预见并服务于能够负担得起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因此，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是为了创造经济利润而设计的，目的也是企业家及其投资者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盈利是必要条件，对任何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也是实现大规模市场采用和新平衡的最终目的。
然而，社会企业家并不为其投资者——大多数是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或为自己创造大量的经济利润而筹谋。相反，社会企业家的目标是以大规模的、变革性的利益形式，为社会上的相当一部分人或整个社会创造价值。与商业企业家假设市场可以为创新买单甚至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可观的收益不同，社会企业家的价值主张以缺少服务、被忽视或高度弱势的人群为目标，这些人因为缺乏经济手段或政治影响力而无法独立实现变革性收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企业家需要放弃以盈利为目的的价值主张。社会企业家所创建的企业当然也可以获取收入，可以组织成非营利性或营利性的企业。社会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社会效益的首要性，杜克大学教授雷格·迪斯（Greg Dees）在其关于社会创新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中称之为追求“与使命相关的影响”。
我们所定义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1) 发现一种稳定但本质上不公正的平衡，这种状态导致排斥，边缘化或者让缺乏经济手段或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无法独立获取任何变革性收益；
(2) 在这种不公正的平衡中挖掘机会，形成社会价值主张，并发挥灵感、创造力、行动力、勇气和毅力来挑战旧状态稳固的霸权。
(3) 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平衡，释放被困住的潜能或减轻目标群体的痛苦，通过模仿并围绕新平衡建立的稳定生态系统来确保目标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美好未来。
▲尤努斯
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创始人、小额信贷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是一个展现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典型例子。他所发现的旧平衡是，孟加拉国的穷人在获得哪怕最小额的信贷方面也少有可选择空间。由于无法通过正规银行系统获得贷款，他们只能向当地收取高额利息的放债人借贷。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索性在街头乞讨。这是一种最不幸的稳定平衡，这种平衡使孟加拉国的地方性贫困和由此产生的苦难长期存在，甚至不断加剧。
尤努斯与旧体系进行了对抗。为了证明穷人的风险信用极高，他自掏腰包拿出27美元借给乔布拉村的42名妇女，这个故事现在非常著名。最终这些妇女都还清了贷款。尤努斯发现，即使只有极少量的资金，妇女们也能把资金用于投资以创造收入。例如，只要有了一台缝纫机，妇女们就可以裁剪成衣，偿还贷款，购买食物，教育子女，摆脱贫困。孟加拉乡村银行通过收取贷款利息来维系生存，并通过资金再利用来帮助其他妇女。尤努斯把灵感、创造力、行动力、勇气和毅力带进了创业项目，证明了其可行性。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由其他组织组成的全球网络逐渐形成，将他的模式复制或改编到其他国家和文化中，将小额信贷牢固地确立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业。
还有著名演员、导演、制片人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的例子，大家或许不太熟悉但也能说明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雷德福离开他成功的商业电影事业，转而为艺术家们开垦电影行业的天地。雷德福遇到了一系列反对力量。他发现，好莱坞的工作方式尽管是一个稳定的平衡，却存在一种内在压迫性，其商业模式越来越受金融利益的驱使，其作品倾向于华而不实的暴力大片，而由制片方主导的体系也越来越集中地控制了电影的融资、制作和发行。与此同时，他注意到了新技术的出现——更简单更便宜的视频和数字编辑设备——让电影制作人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作品。
看到机会以后，雷德福抓住了培养新生代艺术家的机会。首先，他创建了圣丹斯学院（Sundance Institute），掏钱为年轻的电影人提供发挥创意的空间。接下来，他举办了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以展示独立电影人的作品。从一开始，雷德福的价值主张就是把目光投向那些新兴独立电影人，这些人的才华既没有被好莱坞制片体系所禁锢，也尚未被市场认可。
雷德福将圣丹斯学院打造为一家非营利性公司，利用他的人脉聚拢导演、演员、编剧等人担任志愿者导师，并将他们的经验分享给初出茅庐的电影人。雷德福还向参加圣丹斯电影节的人定价收费，使其能够吸引广大观众。25年后，圣丹斯电影节被誉为独立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如今它确保了“独立”电影人的作品能够得到制作和发行，也确保了电影人有更多选择：从发人深思的纪录片到前卫的国际作品到有趣的动画片。一个在十年前还觉得很不稳定的新平衡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维多利亚·哈尔（Victoria Hale）也是一个社会企业家创业的例子，尽管她的项目仍处于早期阶段，我们的标准也同样适用。哈尔是一位制药科学家，她对主导制药行业市场的力量越来越感到沮丧。尽管大型制药公司拥有能够治疗各种传染病的药物专利，但这些药物没有得到开发，原因很简单：最需要这些药物的群体无力支付这些药物的费用。在为股东创造经济利润的要求驱使下，制药业把重点放在了开发和销售治疗富人疾病的药物上，因为这些富人大多生活在发达国家也有能力支付药物研发的费用。
哈尔决心挑战这种稳定的平衡，她认为这种平衡是不公正且无法容忍的。她创立了寰宇一家健康（OneWorld Health），这是第一家非营利性的制药公司，其使命是确保在发展中国家，治疗传染病的药物能够送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药物的费用。哈尔的创业项目现在已经成功渡过了概念验证阶段。他们成功地开发测试出了首款药物——帕罗霉素（Paromomycin），并获得印度政府监管部门的批准，该药物为内脏利什曼病（visceral leishmaniasis）提供了一种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这种疾病每年导致20多万人死亡。
虽然现在判断哈尔能否成功创造出一个新平衡，以确保更公平地治疗困扰穷人的疾病还为时过早，但她显然符合一个社会企业家的标准。首先，哈尔发现了医药行业中一个稳定但不公平的平衡；其次，她看到并抓住了干预的机会，运用灵感、创造力、行动力和勇气，发起了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的创业项目；第三，她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早期的成功证明了新模式的潜力。
哈尔的创新是否能激励其他人复制她的工作，或者说寰宇一家健康本身是否能发展到实现永久平衡转变所需的规模还有待观察。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有希望的。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哈尔的投资者——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可以展望到寰宇一家健康将创造出一种新的制药模式，这种模式与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小额信贷和独立电影行业一样，将会具有持久的社会效益。
No.6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边界
在定义社会企业家精神时，还必须确定界限并举例说明哪些可能非常有价值但不符合定义的活动。如果不确定边界，就会使社会企业家精神这个名词的范围太广，以至于基本上没有意义。
我们认为，有两种主要形式的社会价值活动需要与社会企业家精神区分开来。第一类社会创业活动是提供社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勇气和决心的人发现了一个不公平的稳定平衡。例如，为非洲的艾滋病孤儿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比如为孩子们建立一所学校，以确保他们获得照顾和教育。这所新学校肯定会帮助它所服务的儿童，甚至很可能使其中一些儿童摆脱贫困，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除非它的目的是拓展规模，或者它的成功吸引了大量模仿者和复制者，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更优的新平衡。
这些类型的社会服务企业从未突破其有限的框架。它们的影响力受到限制，服务领域仅限于当地居民，服务规模取决于能够吸引到的资源多少。这些企业天然就很脆弱，这意味着服务可能会被干扰甚至消失。世界上类似组织有数以百万计之多——他们有良好的意图，高尚的目标，很强的执行力，堪称典范——但不应将其与社会企业家精神混为一谈。
将艾滋病孤儿学校改制成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事业是有可能的。但是，这需要一项计划，从一所学校开始，复制、激发，从而形成一个学校网络，并以确保为其提供持续的支持为基础。最终结果将是形成一个稳定的新平衡，即使有学校倒闭了，也会有一个强大的系统确保艾滋病孤儿能够定期接受教育。
具备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行动与其他社会服务的区别既不在于最初的创业背景，也不在于创始人的个性特征，而在于成果。试想一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只建了一个图书馆，而非构思出了今天为无数美国公民提供服务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单个图书馆显然能让它所服务的社区受益。但是，对整个图书馆系统的设想，则能创造一个永久的新平衡：即确保全美公民都能获得信息和知识——这才是使卡内基作为社会企业家声名在外的原因。
第二类社会事业是社会活动。在这类事业中，支撑活动的同样是不公正的稳定平衡，而且活动家几个方面的个性特征是相同的——灵感、创造力、勇气和毅力。不同的是活动家的行为取向。社会活动家不像社会企业家那样采取直接行动，而是试图通过影响他人——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消费者、工人等的间接行动来创造改变。在行动上，社会活动家可能会创建企业或组织来推动他们所寻求的变革，但也可能不会创建企业或组织。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可以对现有的制度产生实质性的改善，甚至会导致新平衡的产生，但这种行动强调的是影响而不是直接行动，其战略性质与众不同。
为什么不称这些人为社会企业家？因为这样的人早已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崇高的名字：社会活动家。假如把社会活动家们称作“社会企业家”，已经知道什么是社会活动家的普通民众就会混淆定义，这对社会活动家或社会企业家的事业都没有帮助。
No.7
灰色阴影/中间地带
在确定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并将其与社会服务提供和社会行动主义区分开来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实践中，许多社会行为者都采用了与这些纯粹形式相关的战略，或创造了混合模式。在纯粹的形式下，成功的社会企业家采取直接行动，产生新的、持续的平衡；社会活动家影响他人，产生新的、持续的平衡；社会服务提供者采取直接行动，改善当前平衡的结果。
尽管区分这些社会创业企业的形式很重要，但在现实世界中，混合模式可能比纯粹的形式更多。尤努斯利用社会活动来加速和扩大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影响，可以说是混合模式的经典案例。他使用了一种连续的混合模式——先有社会企业家模式后有社会活动家模式——将小额信贷转化为全球性的变革力量。
其他一些组织则同时使用社会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行动主义的混合体。标准制定组织或认证组织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标准制定组织本身的行动并不能引发社会变革——那些被鼓励或被迫遵守标准的人采取的行动却产生了实际的社会变革——该组织可以通过创造令人信服的标准并向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推行标准来展示社会企业家精神。
例如，英国“咖啡直达”（Cafédirect）和美国公平贸易组织（TransFair USA）等机构为咖啡和其他溢价出售的商品创造了日益增长的利基市场，以保证小型生产者能获得更公平的报酬。
▲凯拉什·萨蒂亚勒希曾获2014届诺贝尔和平奖。
凯拉什·萨蒂亚勒希（Kailash Satyarthi）的地毯标签（RugMark）活动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混合模式的例子。萨蒂亚勒希在认识到他过往拯救印度毛毯编织业被奴役童工的工作有其固有局限性以后，将目光投向了地毯编织业。萨蒂亚勒希创建了RugMark认证项目，旨在通过公关活动教育那些不知不觉中助长了奴役童工问题的消费者。萨蒂亚勒希采用社会活动家的间接策略增强了他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的影响力。带有RugMark标签的地毯意味着卖家向买家保证这些地毯是在没有奴役童工且公平的劳动条件下生产的。萨蒂亚勒希认为，只要教育足够多的潜在买家，就有机会改变整个地毯编织行业。RugMark项目处于社会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行动主义的十字路口。标签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需要直接行动，但是它也是一种教育和影响他人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并稳定一个新的更令人满意的市场生产平衡。
社会服务的提供与更多战术层面的社会活动相结合，也可以产生与社会企业家精神相同的结果。例如，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为贫困群体开办一所学校，为一小部分学生创造了巨大的成果。如果该组织利用这些成果创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运动，争取到政府的广泛支持，并大范围地采用类似的项目，那么，该社会服务机构就可以产生一个整体的平衡变化，并产生与社会企业家相同的效果。
比尔·斯特里克兰德（Bill Strickland）的曼彻斯特·比德韦尔公司（Manchester Bidwell Corporation）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市中心艺术教育和就业培训项目，该公司已经发动国家艺术与技术中心有计划地在其他城市复制推行他们在匹兹堡创立的模式。斯特里克兰正带头发起一场宣传运动，旨在利用联邦政府的支持来扩大模式影响范围。截至目前，四家新中心已经在美国各地运营，还有几家正在筹备中。随着在全国各城市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中心系统，斯特里克兰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平衡。得益于这项运动，斯科尔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正在投资斯特里克兰的事业。
为什么要纠结于各种纯粹模式和混合模式的区别呢？因为有了这些定义，我们能更好地评估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了解一项活动产生社会效益的手段以及对应社会效益的性质，能让投资者——例如斯科尔基金会，预测效益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程度，知道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组织调整，并对创业成果的潜力作出更合理的预测。
No.8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社会企业家精神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兴趣更多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由价格驱动的模型，这些模型更容易用数据驱动的方法解释，因此，企业家精神长期以来一直被经济学家所回避，不过近年来，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学家之间迎来了一次兴趣热潮。以熊彼特所提出的理论为基础，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和其他一些学者试图恢复企业家在“生产分配”理论中应有的位置，并在此过程中证明了企业家的开创性作用。尤因·马里昂·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的首席执行官官卡尔·施拉姆（Carl Schramm）认为，企业家“尽管被忽视或明确地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仍是自由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担心，严肃的思想家会忽视社会企业家精神；我们担心，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一术语会削弱其意义和潜在的重要性，并影响到那些试图了解社会如何变革和进步的人。我们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进步的作用一样重要，它应该得到更认真严肃的关注。
显然，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了解，包括为什么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不被重视。让社会企业家精神有一个更明确的定义将有助于该领域的发展。社会企业家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关注不公正但稳定的平衡的人，这个平衡会导致一部分人被忽视、边缘化或受苦；他或她将灵感、行动力、创造力、勇气和毅力投入到这种情况中；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新平衡，确保目标群体和社会的永久利益。
这一定义有助于把社会企业家与社会服务提供者和社会活动家区分开来。在我们看来，社会服务提供者、社会活动家和社会企业家往往会互相调整策略，发展出混合模式，这比胡乱使用这些术语更容易让人产生混淆，也更容易受到尊重。我们希望，我们的分类将有助于澄清每一种方法给社会带来的独特价值，并最终使那些致力于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的人更好地理解社会创新活动，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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