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设计思维”推动创新，“共情”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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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对于设计思维这样“以人为本”的设计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意识到共情在企业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学会用共情思考问题。

《追逐创新》一书以印度企业家为例回答了“什么是企业家共情”这个问题。书中特别提到了德里设计咨询公司，这个以人为本的企业将共情作为一种可以激发灵感，引发关怀甚至促进团队合作的粘合剂。

这篇文章摘自《追逐创新》一书，探讨了创新者如何改进自己的创业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提到的共情并不是了解消费者具体想要什么，而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灵感。正如IDEO的定义一样：共情是“对设计对象的问题和现实的深刻理解”。所以，共情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更像是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它需要了解人们面临的困难，并发现他们潜在的需求和欲望以解释用户的行为。

运用设计思维来开辟创新道路时，共情是每个企业家都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在任何国家、任何企业，企业家都有必要在寻求创新的过程中引入共情，以此构建一个良性的企业发展模式，并与世界共同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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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编辑：刘新童学术顾问：张克俊作者：莉莉·艾拉尼（Lilly Irani）翻译与校对：朱凯丽、陈明真、杨木子、吴润凡、朱许静、刘新童

聪明人、公民热情和社会性投资能拯救世界吗？最近，这种想法受到诸如《赢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这类书籍的抨击。在这个充满不平等、权力和压迫的世界里，上述观点表达了对企业家精神、社会创新和思想领导力的价值的质疑。

然而，对这些想法的重新思考并不会仅仅局限于对话中，这也是基于发展和民主政体产生对私人利润的需求而诞生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催生出了新一代公民，他们在履行责任或主张权利的同时“增值”。

《追逐创新》深入到设计工作室、社会影响力中心和发展议题相关的会议。在这些地方，人们埋头苦干，希望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带来明显的积极变化。这种充满希望但最终不奏效的做法绝不仅是源自TED、IDEO和斯坦福的迷思或意识形态。当它对后殖民时期关于富人的义务、穷人的民主能力以及对专家或西方知识的批判等旧有的辩论提出了解决方案时，它就是成立的。设计研究、黑客马拉松、应用民族志和改革会议等具体实践都是为了将自下而上的知识纳入各种形式，这些形式能够在放弃挑战不平等现状或没有共享民主控制的情况下创造价值。

这本书展示的这些做法，体现了劳动和知识的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制度甚至早于资本主义产生，但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价值链中得以重塑。本书探讨了从印度德里开始的这些振奋人心的可以改变世界的实践，展示了国家建设中的中产阶级如何利用自身愿景、国家建设、以及性别、阶级和种姓实践的历史，以探索新的治理策略和知识产权制度，以及要求在创造金融价值的同时建立国家的投资生态。

在这本书中，五年多来，我每天都在德里的设计和开发领域中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我之所以加入这个项目，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斯坦福大学有创业和计算机科学背景，并在谷歌担任设计师。我在项目开始时对创新的乐观态度，经不起枯燥的例行公事与繁杂的社会关系在创新行动中重现的现实摧残。

在设计师们感到悲观、失望或扎心时，重看田野调查时的影像记录，是他们恢复对自己所做之事信心的方法之一。心烦意乱的人会灵感枯竭，受挫于不能将研究转变为产品的承诺兑现，或者对自己的工作价值感到失望。这些头昏脑涨的设计师们抽烟、吃零食、唠叨、通宵聊天，批评发展官员和企业家。在一次漫长的工作室会议上，克里蒂卡恳求穆克塔："如果五年后我还在做这个，就给我一巴掌！" 在这样的感慨中，作为用户体验和改善机会的观察者与收集者，设计师们重新观看和制作了新片子，能再度激发项目对自己的吸引力。克里蒂卡在看了我的一部关于一个在院子里洗碗的女人的影像记录时，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点。

在影片中，我曾抓拍到一个女人快速清洗楼梯并准备在那晾盘子的镜头。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这一幕意味着什么，但在我回顾视频时才意识到这种借用楼梯晒盘子的观察，可能会激发卫生项目的灵感，因为当地人没有地方晾干餐具。看到影片里女人打扫时挥舞的手臂，克里蒂卡深吸了一口气，对团队的其他成员说：“当我们头脑发热的时候，比如想不出点子的时候，我们再看一遍就可以了，就会有灵感。”

这是重整旗鼓后的机会前景，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一前景吸引了投资，并促使设计师和企业家更加努力地工作。此外，这也促进了对旧有系统共识的达成，即依照想象中的 "用户需求 "夸夸其谈，却拒绝处理用户明确提出的需求，如过滤饮用水中的氟化物等。

在工作室里，人本设计将共情作为灵感来源、体恤关怀，以及项目团队的社会属性粘合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慈善家们也将设计实践作为对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掠夺的道德救济。

在硅谷举办的2014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盖茨夫妇向雄心勃勃的毕业生致辞。他们承认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他们断言，解决办法就是共情。"如果共情能引导我们的乐观，"盖茨夫妇告诉观众，"我们会看到贫困、疾病和糟糕的学校，我们将用我们的创新回应，我们会让悲观主义者大吃一惊" (Gates and Gates 2014)。盖茨夫妇展望，共情可以让企业家公民与穷人站在一起。

本章记录的现实中的共情描绘了一幅不同的企业性结盟景象。在实践中，共情并不是了解消费者具体想要什么 (Akrich et al. 2002, 200–201)。人们想要过滤氟化物，而非政府组织和设计团队将这种愿望——甚至是需求——看作是一种“感知”。企业家模式中的共情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灵感，将道德感转化为生产性投资。

举个例子，当研讨会的参与者（经济学家，活动家，公司代表）想象出富有成效的行动方案，以及会危害到其利益和职位的成功与合法性的风险时，他们就会产生“共情”的感觉。简而言之，这种企业家公民的生产性共情，是通过一边保持对周围人的代表，一边远离人们的真实需求来完成的。

这种企业家的同理心为地缘政治目标服务。2009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发起了一个一年一度的全球企业家峰会，侧重于在穆斯林国家和美国之间建立“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 (Obama 2009)。

特朗普政府沿袭了这种做法，派伊万卡·特朗普前往印度海得拉巴，就女性企业家的力量发表演讲。美国国务院将这次峰会的目的描述为“展示世界各地鼓舞人心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为投资、伙伴关系和合作创造新的机会”。国务院的第二个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创业精神。希拉里·克林顿在奥巴马领导下的国务院培育了全球企业家网络，以此纾解可能演变为恐怖主义的恶劣情绪。比尔·盖茨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提倡这种新型软实力模式。克林顿2010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不能杀死、监禁或征服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拥有更多伙伴的世界。”(United States Senate 2010, 20)。

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创新倡导者通过会议、工作手册和工具包，以及资助项目和竞赛，来传播企业家精神的教学法。人本设计是关键的教学方法之一。它教会未来的企业家观察和倾听他人，将生活转化为机会，并乐于找到那些可能转变为可行机会的“共同利益”。

企业家精神同样是微观政治的。在管理阻抗力和感知的同时，人本设计也为创业者提供了一种业务流程与产品再造和营销变革的方式。几十年来，管理从业人员一直把共情能力作为一种 "软资本主义 "的技巧来使用(Thrift 1997)，即在不诉诸暴力、胁迫或官僚权威的情况下管理个人的能力。人本设计将这些能力引入到物品的设计形式和制度性组织的发展之中。这些项目将社会秩序和经济价值的产生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他们致力于确保项目目标和主题具有创造力、参与性和自由度。

2013年，梅琳达·盖茨在接受《连线》(Wired)杂志采访时表示，穷人“对什么才能真正帮助他们有着独特的想法”。但企业创新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想法——即使是来自穷人的想法。他们必须将投资者、制造商和强大机构的利益转化为潜在用户所期望和接受的形式。

这与共享控制相去甚远：对潜在用户共情并不意味着对他们负责。将他人生活视为灵感来源的共情，是一种扩大了商业公司、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家们个人利益和行动范围的共情；是一种尝试引导“不听话用户”采取让开发机构和厂商所喜欢的行为的共情；是一种试图在工作中保持某些习惯、又打破某些习惯的共情；这样的共情，是为市场开发（Cross 2013；Elyachar 2012a）和发展政府性（Li 2007；Scott 2006；Foucault 1991）的连环任务服务的共情。

为了理解共情政治（politics of empathy）是作为一种调节企业家公民影响力的技能，我们可以将这种大众式共情与另一种不同的政治伦理进行比较。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08）认为，跨越差异的政治合作需要在动物、人类和其他有生命的主体之间建立关系。设计团队可能原本对氟中毒一无所知，但是一旦他们了解了氟中毒，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责任去回应那些在长达几天的采访中说他们需要氟化物水过滤器的人？

我们看到，设计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呼吁的负有责任。设计工作、全球卫生工作以及大规模生产和分销的交错模式使人们拥有了反应能力（哈拉维称之为response-ability，而非responsibility)。这种反应能力，这最好的情况下，是免不了的祸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我和团队中的设计师们都没有讨论过在客户指示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比如与当地的氟病活动家合作。我们的职业习惯将这种可能性掩盖了。在那一刻，因为自己想象力的匮乏而没有去做什么的感受，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也促成了这本书。

创新者没有让自己对他人负责，而是把对别人的理解转移到工作室里和专家研讨会中。远看，创新者可以将他人的生活视为“灵感”——作为兴奋、令人回味的细节和新颖构思的源泉。作为灵感来源，这些生活截然不同的他者对专家们活跃的灵感和创新幻想上的创造力完全构不成威胁。他们无法质疑让创造者兴奋的优先事项和敏感性。

共情不是对他人的理解，而是一种去理解他人的感觉——一种作为记忆而不是作为他人生活现实的更稳定的感觉。一个来自美国，工作履历横跨非洲和亚洲的基金会官员，她能感同身受的是，她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想象到什么，以及她的受赠人会努力教给她什么。她来自一个将欧美公民的个人尊严、隐私和自我珍视视为普世价值观的世界。即使被聘为善解人意的调解人，设计师们同样受限于其阶级和背景。工作室里和研讨会上的工作，与那些会对其灵感提出质疑或问责的发展标的相比，可能相去甚远。

通过人本设计动员起来的企业家公民，刺激和塑造了那些被召唤其生产性及未来性回路的人的影响，即情感经济(Ahmed 2004)。

萨拉.艾哈迈德（Sarah Ahmed）将情感经济概念化，指出情感是在与历史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在艾哈迈德看来，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源于主体——它们在历史、媒介、以及对环境和事物的反应中形成，通过互动形成主体。例如，由DevDesign促进的共情设计，通过“令人心碎的便盆视频”大力推动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史发展。它满足了印度中产阶级的发展愿望，依托了非政府组织工作者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责任感，呼应了对律师、工程师、社工这类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讲述的民族主义历史——为印度的乡村服务，安抚了源于对国家和企业腐败的不满情绪，让创业主义像是一种修复性的直接行动（restorative direct action）。

企业家对公民身份的呼唤似乎是无止境的，这让他们能在这些不同期盼和历史中汲取营养。虽然议程的开放性使其似乎可以重新制定，但反馈、会议和研讨会使设计师和项目参与者的希望又回到了大型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上。这里的影响是由历史和文化因素促成的(Mazzarella 2009, 2004; Ahmed 2004)。

通过人本设计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各种渴望、希冀和流动性形式可以被归入各种研究实践中，这些研究实践是通过更加深入的知识与现有社会关系的融合来使发展的车轮保持运转的润滑剂。像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声称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在任何试图生根的地方都四处碰壁(Tsing 2005)。设计研究为企业家公民提供了一套可以试着减少这种摩擦的技巧，这些技巧甚至可以将摩擦转化为灵感并使机遇倍增。将单纯的感知与机会区分开的，是利益、能力与容忍度，而这则来自于具备资源积累、通过投资来引导发展方向的引航舵手。

作者：莉莉·艾拉尼（Lilly Irani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传播与科学研究副教授。她是数字劳工行动主义工具Turkopticon的联合创始人和维护者。 

【设计思维】专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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