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第三十三集：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学习，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现在大家都在讲，促进社会和谐，那么在中国古人看来，社会应该怎么样治理，才能达到和谐呢？
在《论语》上记载，孔夫子到魏国去考察，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子。孔老夫子就说:这个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了，冉有就问，说人口已经很稠密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子回答了两个字“富之”。那就是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使人们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又说了两个字“教之”。也就是说，“富之教之”这四个字做好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那么在《孟子》上也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也有了好房子住，过上了安逸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们不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这个时候就堕落地离禽兽不远了。
所以中国古人把道德教育，看得特别重要。当然很多人听到这里，不禁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那你看西方国家，也没像我们这样重视道德教育。人家就是靠制度建设，不是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挺好吗。所以我们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社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当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忽视了西方，民主法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西方历史上看，西方的制度，是建立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之上，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制度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教导的。所以他们的社会治理其实也是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只不过这个道德教育的主体，变成了教会。
但是我们在像西方学习党的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社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结果怎么样呢？制度是搬过来了，但是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什么是“异体移植”呢？这个制度在西方国家能运用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国来，就变样，就变味，就不灵了。所以在《群书治要·傅子》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到底是制度重要还是人更重要，你看傅子的一句话，把这个问题就讲清楚了。他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什么意思呢？说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那么换一句话说，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呢？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他同时强调，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还必须有好的辅佐人才，来推行这个好的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要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者，推行好的制度，这样才能够把社会治理得和谐。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制度有欠缺，有问题。那么它欠缺在什么地方呢？相对于古代的制度相比，就是我们现在的制度，没有把人培养成好人，并把好人选拔在领导的位置上，让他发挥作用。这个是制度的根本缺陷。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他不是空洞地说教，他恰恰是通过各种制度，来保障实施的。比如说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古代都有庠序，什么是庠序呢？就是乡间的学校。每一个乡村镇都有学校。那么到国都就有太学。这些学校所宣讲的内容，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古人从小接受的是圣贤教育，是道德教育。这就是符合《礼记学记》上所说的，“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个教育确实秉持了使人的善良增长，使人的过失挽救这样的目标。那么这和我们现代的教育，只追求升学率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在考试制度方面，我们知道从隋朝开始，就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而这个科举考试制度的内容，全都是圣贤经典。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那看了这一段话就会引人思考，为什么中国古人有
那么在《论语》上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孩子从小就熟读圣贤书，接受圣贤教育，你要考试的话，也要通达这些圣贤经典，所以你怎么样呢，你必须去学习。在这种圣贤教育的熏陶下，他自然会有圣贤人格。
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你用什么教，怎样教，别人说一个人，他从小就生活在小偷的环境中，他长大自然就是一个小偷，他从小就生活在恐怖分子的氛围之中，他长大自然也成为一个恐怖分子。从小受圣贤教育的熏陶，他长大自然成为君子、圣贤。这不就是看你用什么去教吗？
那么再看中国古人的用人制度，它也特别合乎人情的。孔老夫子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你看圣人的话多么的平实，多么的符符合社会的实际。他说谁不喜欢富与贵的境界呢？谁希望过一个贫贱的生活呢？所以他承认喜欢富贵，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国古人来设计制度的时候，他也是顺着人情来设置的。怎么设置的呢？比如说在《群书治要·傅子》中就记载，中国古代的用人秉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爵位，领导的位置，没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换句话说，你没有德行，你就不能够当领导。在考察一个人他够不够格当领导的时候，首先考察的是他的德行，而且你的德行越高，你的领导位置就越高。禄非功不与，这个禄就是俸禄。古人的俸禄都是用粮食给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俸禄，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资奖金等等。假设你对国家没有建功立业，那就不给予他俸禄。那么这样一个原则一设立，人们就不是简单地去追求富贵，而是通过追求德行，追求对国家的建功立业。那么这样人们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培养自己的德行上去了，转移到对国家多做贡献上去了。这就是在用人的时候，必须秉持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再看在选举制度上，我们前面讲了孝特别地重要。所以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个地方官负责把这个地方，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有国家培养，作为官吏的候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孝，他就会对国家忠，他廉洁就没有贪心。这是选拔官员的两个最重要的品质。而为了使这个地方官，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而不是谁给他送礼，他就举荐谁，谁是他的亲朋好友，他就举荐谁。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什么制度呢？这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也就是说，你所推荐的这个人，对国家确实有贡献，建功立业，德才兼备，那么你推荐的人，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那如果你手下有人才，你却嫉贤妒能，把这个人才给埋没了，蒙蔽了。这样的人一旦被发现，也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
所以中国古人他在评价一个地方官员的政绩的时候，就看他为国家举荐了多少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他政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这样的制度一设计呢，这个地方官会竭尽全力地，把德才兼备的人推选出来。而那些有问题的，德行不怎么好好的、不过关的人，他推荐的时候要小心了。因为这个人一旦出问题，他会牵连到我。所以你看这些制度，都保证了人们去追求德行。
在我们生活中，经常有人说：我们现在的腐败，都和传统文化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特别讲求“官本位”。那么如何全面地理解官本位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对于做官的人，确实非常地恭敬。
比如说在《孟子》上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天下有三种人是非常受尊敬的，哪三种人呢？第一就是有爵位的领导者，第二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第三是有德行的人。所以这个一就是要以他们为一，那就是尊敬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尊敬有爵位的领导者呢?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古代任命官员，它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没有德行的人不授予爵位，没有功劳的人不授予俸禄。那么这两个前提一建立，德行越高的人，他的官位越高，越受到尊重。所以人们看到这个人的官位，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德行也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反对这种“官本位”呢？为什么现在做官的人，他不受人尊敬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选官的时候，可能往往都是任人唯亲，任人为关系。当然很多人又问了，他说你看历史上也不是出现过很多贪官，遗臭万年吗。比如说和珅、严嵩、蔡京，他们也是贪污受贿，遗臭万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就是因为上位者没有彻底明理，他没有真正地做到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还是喜欢阿谀奉承。
第二就是这些人可能虽然读了圣贤书，但是并没有经得住利欲的诱惑。也就是我们说的格物致知的功夫没有做好，所以怎么样呢？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也把持不住自己了。所以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像我们这个药方已经开了，而且这个药方确实是一个好药方。但是首先你不信，第二你就不吃，第三你对它怀疑，你不用，那对你也就无济于事了。
那么从激励机制上来看，我们看中国古人，对于这个官吏怎么样才能够廉洁，思考得也很深入。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说：为政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官吏廉洁。但是为什么官员却做不到廉洁呢？虽然选了像许由、伯夷这样廉洁的官员，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刑罚，有贪必惩，有令必从。但实际上却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奸巧的事情越来越多，欺诈的行为也越来越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意思是说，知道应该让官吏清廉，但是却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让官吏清廉。所以官吏便“免而无耻”。做了坏事，还想方设法地免于法律的制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后面又说：“曰欲其清，而薄起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想让官员清廉不贪污，但是他们的俸禄，他们的收入却非常的微薄。微薄的俸禄不能够使官员保持廉洁。因为如果官员的收入太少，不能够维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和别的阶层对比，收入差额很大，这个时候，心里就不满了。而一个官员的俸禄微薄，又掌握着很高的权利。他批一个字就是几百万，上千亿的项目，他的心里能平衡吗。那么古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比作“饿犬护肉”，“渴马守水”。说这个人已经很饥饿了，像一个饥饿的犬一样，你还让他干嘛呢？看护着肥肉。这个马已经很渴了，你还让这个马，看护护水源。这样还能不贪污受贿吗？那怎么办呢？“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你想让官员清廉，但是却没有给他们提高俸禄，那么官员就会欺诈，官场的作风就会很污浊。很多贪污受贿的情形就会出现。那么这告诉我们，高薪养廉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养廉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官员的位置很多，很多人都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他们的俸禄人民就会负担加重，人民也会对这个现象更加不满。所以高薪养廉的前提就是必须“少其吏”。是官员的人数减少，而“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你也知道要减少官员的数目，也知道精简职位，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让这些官员，竭尽全力地做好本分。那么这个事情又显得繁多了，职位又显得缺少了。所以精简机构做好了，还要懂得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要让他们能够竭忠尽智地把工作做好。这样高薪养廉才是可行的。
那么在《魏志》上也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夫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例程，当今之所宜也”。也就是说，要把无事可做的官位废除，把不是急需的俸禄减损，奢侈的花销停止。职务重叠的要合并，职任其事的官员一定要有他应尽的本分。做了他的本分就要付给他俸禄。这是自古以来普遍适用的规律，在今天也可以借鉴。
相反如果职位繁多，职责混乱，就会使人浮于事，有的人无事可做，而有的人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官员职位很多，俸禄很微薄，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就会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贪污受贿，与民争利。
所以只有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腐败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他的薪水很高，一旦腐败了，被关进监狱，自己的收入没有了，那代价不是很大嘛。这样他才会珍惜自己的位置，廉洁奉公。这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你看中国古人也是从激励机制上，要保证官员廉洁，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保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并进而保持一定的职业操守。
那么在激励机制上，对于人民百姓也有一种激励制度。在《群书治要 韩诗外传》上记载说：“古者必有命民”，什么叫“命民”，就是君主下诏命封赏的平民百姓。那为什么皇帝要亲自下诏封赏他呢？下面有一句话告诉了我们原因，他说：民有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饰车骈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罚。哪些人皇帝给予“命民”的称号呢？就是在平民百姓当中，有能够尊敬长辈，怜悯孤儿，在利益面前能够退让，推让，礼让，做事竭尽全力的人。这样就会被君王下诏命给以封赏。所以你看这个平民百姓，虽然身份地位微贱。他可能没有能力，不能当官，但是他有德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引领的作用，给社会大众做出了一个好的表率。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可以被封为“命民”，给予奖励。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转向善良，转向醇厚。一旦这些人被选为“命民”，他在出行的时候，就可以坐两匹马拉的马车，这个马车还装饰得很好。那么其他人，你再有钱，但是你没有这样的德行，没有被皇帝给“命民”的称号，你也不可以乘坐这样的车子。如果你乘坐这样的车子，你就会被责罚。
所以你看中国古人的这个制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去追求有德行，而不是让你去追求金钱，金钱至上。所以从这些我们看到了，古代这个激励机制的设立，也都是鼓励人们向善的。
再有就是法律制度，那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孝经》上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我们知道孝很重要，所以也从法律制度上，来保证人们都有孝悌的品质。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儿子，把他的父亲给杀了。那么全国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个儿子当然被处死。他的县长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连降两级。这些还不算，说一个县出来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你们所以县人的耻辱。所以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城墙拆去一个角，以示惩戒。所以你看这样的举动一做出来，大家都会提起这个羞耻心，都不敢再去违逆父母。不孝父母会受到严惩的。
所以中国古人他弘扬什么，就要从制度上激励什么，保障什么，他反对什么，就要从制度上责罚什么。这样的话，才使制度建设和道德教育相辅相成。
那我们看在十八大之后，我们反对奢靡之风，为什么取得了成效呢？我们在
那么这是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育，它不是空洞地说教，恰恰是通过各种制度加以保证实施的。很多人认为中国人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制度建设，那也是一个误解。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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