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第三十二集：管理的三境界

那就是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那么子贱他治理单父，到底有多好呢？他有一个同学叫巫马期，他就想去了解一下。于是，他就趁着夜色，到单父去微服私访。结果来到单父，一看有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但是很奇怪的事是，这个人捕上了很多鱼，看了一看，又把鱼给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觉得奇怪，他就上去询问，他说我看您捕鱼，但是为什么捕上了很多鱼，又看了一看，把它放回到河里去了呢？结果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呢？这个人说：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所捕上来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又把它给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地感叹，他回来向孔子禀告：说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即使没有人监管，也没有严刑峻法。你看在夜色下捕鱼，没有人看到，但是就像有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不知道他是靠什么样的方法，达到这个效果的。孔老夫子说：我听子贱说过，一个人对身边的人事物，有至诚恭敬之心，有精诚之心，这种影响自自然然地会波及到远方。我想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单父的。

我们看这个捕鱼的人，可能并没有见过他们的长官子贱，但是子贱那种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心，能够为他所了解，所体会。因为他信任子贱，他相信子贱所制定的每一个制度、政策，都是有利于整个百姓的利益的。为了整个地方的长远发展，所以他所制定的每一个制度、政策，老百姓都愿意去遵守，愿意去执行，愿意去配合。所以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特别地重要，他说“信”这个字至关重要，“民无信不立”，必须让人民信任政府，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你做的事情，颁布的制度政策，他都怀疑。你是不是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愿意去配合。这个时候国家就很难治理好了。

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取信于民。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了“君仁臣忠”的管理理念，告诉我们领导者仁慈，关爱下属，属下就会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是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一体的关系。

所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互相感恩，互相合作，团结互助。而我们把这种一体的理念，运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个问题冲突矛盾，都会化解在无形之中。所以它不是靠那种对立的思维，来解决问题的。

你看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辉煌灿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先进的理念。已经把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已经把人们的权利维护得很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个理解呢，也是从考察一些企业中得到的。比如说北京有一家企业，在学习《弟子规》之前，这个企业的人际关系不是很融洽，经常抱怨。结果养花都养不活，这个办公室的磁场、气场、氛围，都不是很好，后来他们集体学习了《弟子规》，力行传统文化，结果几年之后，这个企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一年在发年终奖的时候，有一位中层管理人员，看了看老板给他的奖金，他就不满意了，他为什么不满意呢？他找到了老板这样说：老板，你今年给我的年终奖，实在是太多了，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意料。我能不能把更多的钱省出来，用于弘扬传统文化，用于企业的进一步再生产呢？所以你看，学习传统文化的企业遇到的问题，和没有学习传统文化遇到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学了传统文化，他有一种知恩报恩的心。他拿到这么多奖金，先扪心自问，我自己的工作，对公司的付出，配不配我领到的薪水和奖金。我们从中也看到这个领导者，对属下也是一种仁慈关爱之心。他做了“仁”，所以属下才做到了“忠”。而且这个老板，不仅仅关心属下的经济收入，还关心他们的家庭幸福，儿女教育，甚至是养老。那么这些员工呢，对老板的态度，就是感恩戴德都来不及，那么对待这个企业，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

所以什么叫家族文化呢，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奠定在家族血缘的基础上，现在呢，这种大家族不存在了，所以传统文化，也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实呢，中国传统的家族之所以能治理好，七代同堂上百口人，长幼有序。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靠血缘维持的，而是因为有良好的家教。是靠道义来维持的。

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即使是兄弟姐妹，也会吵上法庭，如果有了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即使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也可以是其乐融融。

所以什么是企业家呢，就是把企业视为一个大家族，像照我们自己的亲人，家人一样，去照顾来自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员工。这个就叫企业家。

所以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它依然有适宜生长的土壤。如果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态度，是功利的，利害的，甚至是剥削的态度。那怎么能够把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呢。怎么可能有和睦出现呢？

有一个代表团，它到一个企业去参观，他们是中午来的，结果到了企业呢，就先去考察食堂，考察之后，他们就很不满意。他说：给员工这样的饭吃，员工都不应该给老板工作。那么下午考察完之后，又来考察车间，结果考察完车间，他们的火气就更大了，更不满意了。他们说员工用这样的态度给老板工作，老板都不应该给他们饭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做领导的没有想到，我们的企业之所以有利润的增长，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都是一线员工辛苦地付出。所以我们起码要把食堂办得好一点。把饭菜搞好，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负责任。那么员工呢，感受不到领导的体贴关心，那么去工作的时候就是混时间，只要把钱拿到手就够了。有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呢？也不会尽心尽力地把这个工作做好。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和这个企业，或者是和领导是一体的关系。这都是不能够换位思考所导致的。

那我们看一看在《群书治要》中，这些领导者是怎么样来对待人民百姓的。在《群书治要·六韬》中就记载记载着：周文王来向姜太公请教，说我怎么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姜太公就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人民，就像父母慈爱儿女，就像兄长慈爱弟弟。那我们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父母怎么样慈爱儿女呢？如果我们家比较贫寒，吃不饱穿不暖，这个父母，宁愿自己挨冻，自己挨饿，也要让儿女吃饱穿暖。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对属下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态度，是“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看到老百姓饥寒交迫，就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劳苦奔波，也要想方设法地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给他们提供帮助。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视民如伤”。怎么理解呢？有人说，就是把人民视为伤病一样，加以体恤，加以关爱。实际上这个程度还不够。有人说呢，是把老百姓视为自己的伤病，加以体恤，加以关爱。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是想方设法四处求医，要把自己的病治好。那么你对待百姓的疾苦呢？就应该像救治自己的疾病那样心急如焚。一个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是这样的态度，那么被领导者回报的自然是感恩戴德。

在《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也总结了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这样写到：“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忘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就是因为把人民，视为自己的伤病。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而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践踏。这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产生灾祸，甚至被灭亡的原因所在。

那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他都是从小熟读圣贤书，所以这些君主帝王呢，对这些道理了如指掌，并且运用在他们的管理之中。

在《群书治要·鬻子》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你颁布这个政令，施行这个制度措施，目的是为了给老百姓带来利益，这个就叫“道”。那么这个“道”呢，就是他颁布的政令，要为天下人带来福利，而没有偏私。他的起心动念，念念在为天下人能够福利，这就被称为道义。那么道义之君，必然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就像邹穆公一样，为天下人所爱戴。他是怎么样发布政令的呢？邹穆公有一个命令，说你喂养野鸭大雁，一定要用秕谷，而不能用粟米。这个粟米就是脱了壳的小米。脱了壳就是小米。那么等到粮仓里的秕谷，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间，用小米去换那个秕谷。结果怎么样呢？两石的小米才能换一石的秕谷。官吏们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太浪费了，得不偿失。就向他请示说：那还不如我们直接用小米去喂养它们。这不是更好，更划算吗？邹穆公说：你们说的不对，你知道吗？百姓是光着脊背辛苦地耕作，不敢懈堕，才种植出这些粟米。种植这些粟米，难道是为了喂养这些鸟兽吗？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怎么能用来养鸟呢？你只知道算小账，却不知道算大帐。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粮仓里的小米，转移到百姓的家里，难道就不是国家的小米了吗？让鸟吃这些秕谷，目的就是为了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小米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是在人民那里，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人们听了他的这个话就知道了，他们所私积的粮食，和公家的粮食是一体的。这才是真正的富国之道。

正是因为邹穆公发政施令，都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出于自私自利，是一位有道之君。所以邹穆公，他受到了国人的爱戴。那么他过世的时候，即使是邻国的人，都朝着邹国的方向礼敬。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发布政令，制定国策，制定制度，都是要想到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仅仅想到自己的乌纱帽，这个才叫道义。

下面一句，“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人民没有提出要求，做领导的，做君主的，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需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仁爱之心。他的心念，念念都在关心着人民的福祉，念念都想把百姓给带好。所以这个叫做“信”。

如果一个君主，能够主动地看到百姓的需要，在百姓还没有提出需要的时候，就已经满足了他潜在的内心的需求，那民众肯定是对他感恩戴德。

比如我们看到北京的禹杰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的企业文化，提出了六项要求，第一呢，就是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事情。第二呢，每天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努力改正。第三条，以利他之心多行善事。第四条，全力以赴地把工作做好。第五条，每天都要感恩身边的一切。第六条，一定要谦虚，唯谦受福。当然，我们相信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员工也会有不理解，甚至有抱怨。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看到老板的真诚之心，他自己身体力行，把这六条原则都一一做到。确实感到，领导者提出这些原则，是为了每一个员工自身的幸福着想，确实做到了“民不求而得所欲”。员工没有对老板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老板已经为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全了。那就可想而知，他们工作起来，责任感恭敬心自然与众不同。他对领导的回报，也自然是竭尽全力，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这都是以心换心的结果。

下面还说“除天下之害，谓之仁”。能够除天下之害，这个叫做“仁”。那么“天下之害”是什么呢？《大学》上也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所以做人民的父母，做人民的领导，应该是知道人们喜好什么，自己也喜好。人民厌恶什么，自己也厌恶。那么人民喜好什么呢？人人都喜欢人际关系和谐，人伦关系稳定。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安乐的人生。不要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那我们领导者知道了，人们的这样的需要。就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们不喜欢颠沛流离，不喜欢战争。做领导的也要解民之忧，济民之困。不要动不动就挑起战争。

所以你看在历史上呢，这些武王伐纣，汤王伐夏桀，都是解民于倒悬，他发起战争，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称霸，而是要为天下人除害，这才被称为“仁君”。当然呢，这个“天下之害”，不一定是在外面，可能就是君主本身。为什么说是君主本身呢？假设这个君主本人，利欲熏心，骄奢淫逸，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那就会去盘剥残害百姓，伤害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本身就成了天下之害。所以要除天下之害呢，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不合适的欲望给去除。

那么最后还说呢，“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这个仁爱和诚信，和睦与道义，都是帝王治国的法宝。所以为什么能够达到不忍欺呢。就是因为这些古圣先贤，把这些法宝运用得很好。

所以我们看古书，看经典，这些理论，它都不是纯粹的理论，都能够在实践中被运用，能够做出效果，所以才让人生起信心。比如说讲到这个“信”字，在历史上，有一个郭伋候亭的故事，他就把这个“信”字，做得淋漓尽致。郭伋这个人，在王莽时，是做并州牧，到了东汉建武九年，他拜为颍川太守，到了十一年，他又重新回到并州任刺史，因为郭伋以前在并州的时候，平日的所作所为，对百姓都有恩义，所以后来，他再到并州境内的时候，路过的县邑，都是什么样的情景呢？这个老幼，扶老携幼，都来在道上迎接。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他都要询问民间的疾苦。而且要去聘求德高望众的老人，设几杖之礼。从早到晚地向他们请教，商议政事。那么郭伋开始巡行的时候，就路过了西河美稷这个地方，恰好看到有一些小孩，几百人，干什么呢，正骑着竹马在道路上迎拜，郭伋就问：说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这么远跑过来，这些孩子就回答说：听说您要来，我们都很高兴，所以特地来欢迎您。郭伋就向孩子们道谢，等他把事情全办完，这些孩子们，又把他送到城外。而且还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郭伋算了一下日程，就把归期告诉这些孩子，说我哪号哪号回来。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却早一天到了，早到了一天。那么郭伋怎么做的呢？他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了下来，等到说定的时间到了，才又进入美稷。所以你看呢，这个郭伋做官呢，即使是对孩童的承诺，他都能够信守。确实做到了一诺千金，非常地诚信。

所以在《体论》上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管理，它怎么说的呢，“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那么在远古时期，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他们都能够正己化人，重视道德。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转向善良。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都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这是最高层次的。

第二就是用礼法来治理，人们即使身处劳苦，也没有怨言，而且还能够做到相互礼让，这是次一等的治理。最下一等的呢，就是用法律来端正。让人们因为喜欢赏赐，获得利益，而欢喜去做善事。因为畏惧刑罚，而不敢去做违法乱纪的事。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所以你看我们古圣先贤，所追求的是什么政治呢？叫“圣贤政治”。它通过正己化人，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最后达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

而我们现在呢，是放弃了这样好的管理形式，管理方式，而要去追求那些低层次的治理，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

所以很多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他根本就没有长期统一的历史，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他们是一个移民国家，就像一些“小摊贩”一样。那怎么把这个移民国家治理好呢？他们想到了民主选举，通过民主推选一个候选人，这个制度适合于美国，而不适合中国。

中国自古以来，已经形成了长期统一的历史，就像一个超级市场一样，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做的事是什么呢？我们放弃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去学习小摊贩的管理方式。还认为这是很高明的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培养人们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这确实是非常及时而必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