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源水: 我的三大娘

枣乡纪事

以继母身份，带着一个女孩改嫁到我们村的三大娘，是位被“为官”前夫抛弃的善良女人。她干净利落又有些文化，善于察言观色和说话讲究分寸的素养，深受四邻八舍大人孩子的喜欢和爱戴。

因为我们两家的直线距离不到60米，在了解到我的母亲，具有好又乐于助人的品格，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三大娘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当我的母亲得知，她“带来”（随娘改嫁的意思）的女孩“新起”，随着年龄的增大、与继父居住在两间小屋多有不便时，母亲就主动让其住在我们家与她作伴。

有一次，我和她大我一岁的女儿在一起“揽”地瓜时，因为我没作声就帮她“扒拉（用手拨土）”揽出的地瓜时，她不小心用三个齿的“挠子”刨透了手掌。父亲得知后，在地里就用自行车将我，直接赶到公社的卫生院诊疗。还没等我们没回到家里，三大娘就带着鸡蛋到了我们家。我那不知内情的母亲，被她突如其来的行动闹蒙了。正在三大娘擦眼抹泪，向母亲咒骂自己女儿时，我和父亲已从医院回了家，看到父亲面带笑容的样子，三大娘这才放下心来……我知道，这是父亲看到三大娘在有意装出来的。他明白三大娘的处境，深怕为带来的孩子惹事为难。其实，我当时右手的伤势并不小，整个被扎透手掌，到现在还留着清晰可见的伤疤。

在我们两家所处的村西南角上，三大娘先是倡导四邻八舍，改变晚辈对女性长辈拙口笨声的称谓。将“大奶”改为“大娘”；将“婶子”改为“婶婶”。她还倡导做长辈的人们，改变对女性晚辈的称谓，由“老大家”“老二家”，改变为叫大号。实在记不住的，就称“某某他娘”等等。尽管，三大娘当时并没有推行文明称谓改革的行政约束力。但是，当人们逐步感到文明要比粗鲁好的时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应该说，有恩于我和我们家的三大娘，当年倡导称谓改革的行动，也算是给我们村带来了一丝乡村文明的春风。

三大娘的丈夫是村里出名的勤快人，他在不误生产队出工的同时，在屋后面的小院里种植秧苗、蔬菜。为浇菜园他时常是在天亮之前，就用大木桶、从三四十米外的深水井里挑完40担水。天气干旱时，水位下降的老井，时常被他掏干。好在他深知乡邻用水的需要，便起来的特别早，待打水做饭的人们来挑水时，清凉的井水又长到了能打满桶的水位。农活的收拉打轧、井园管理样样精通。生产队的井园里，他条（方言，扶或筑的意思）的畦背（埂）笔直一条线。甚至，连踩在畦埂上的脚印，都整齐的像花一样。他们家凡是干农活常用的工具样样都有，对架（标准）、好用不说，而且在用完后总是擦拭的铮明瓦亮。三大伯这人就是脾气比较内向、古板，从不求人也不愿与别人交往。所以，是再好的邻居，也不愿到他那里借用工具。

 三大娘进了这个家门之后，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改了一些“家门”。比如，她看到我们家在收拾庭院、种点果菜没有应手工具时，就主动回到家中取来应手的工具让我们用，用完后再拭干净拿回去。每逢她们家后院的蔬菜瓜果成熟了，她还会在三大伯看不出来的情况下，怀揣兜装的捎给我解谗。

真正“沾”三大娘的大“光”（沾光：方言，受帮助），是在我母亲去世之后。因为，我在公社当临时工没时间回家，家里孩子小又特别的人。妻子在多数情况下，是借孩子睡觉的空忙着做好早饭。赶上孩子就是不睡，哄孩子和做饭就出现了矛盾。

记得，在我儿子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我女人为侍候闹病的孩子做晚了早饭。在村中担任支部委员的父亲，回家后一看饭还没熟，又急着要到公社开会就埋怨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没熟饭。往后一定得让饭等人，不能让人等饭！”。这时，正好三大娘就在我们的里间屋里。她以老嫂子的身份对父亲说，你的孙子不“（舒服）”，哭闹的太厉害了。我隔着一个大道听见之后，才赶来的帮侄媳妇腾出手来的。

从那天之后，三大娘每天早晨，早早做好自己家的早饭之后，就悄悄来到我家，帮我女人看着孩子做饭。并时常解劝我为难发愁的女人：当女人哪有不难难的啊——，当年，俺家那个没有良心的，抛下我和两个孩子，找小女人享清福去了。多么难，只有个人知道。

其实，当年妻子带着一个抓手的孩子做饭确实不易。那时候没有足够的柴禾，多数情况下是用烧煤的“拉炉子（简易灶具）”。一手往炉子里加煤，一手拉着（箱）。赶上买到“不肯着（劣质）”煤时，

心就会自行熄灭。夏天，妻子在（饭棚）南屋做饭时，赶孩子哭闹，为防止煤火热锅烫着孩子，只得将哭闹缠身孩子放到北屋门上，小跑着到南屋拉风（箱）做饭；当孩子爬到南屋门时，再将他抱回北屋门。这样往复抱走、爬回三四次，才能做熟一顿饭。

听着妻子的哭诉，三大娘如慈母一样地安慰道：孩子啊，你跟我不一样。要不是你婆婆走的早，要不是源水为奔前程，一心铺在公家的事上，你也用不着这么为难。你眼下受得这种，不会太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熬出来的。这人那，都是先苦后甜……你啊，心好，命也一定会好。

直到我的继母来到我家，三大娘才语重心长地对我女人说：“你有了后婆婆，家务事就多了一层。有事尽管叫我一声，没么事我就不来了。免得给你们家添事非……”

尽管这样，每逢遇到我女人抱着孩子，三大娘总是赶过来替她看上一阵子。在与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孩子一些见识，亲近的程度不亚于自己的亲生骨肉。

分地到户的头几年，队上的干部不愿担当责任，在分地时不管每个地块的面积大小，都是户户抓阄分一份。最多时我们家连同、路边共分了32块。这其中，就有两份面积只有几厘的，零星地片与三大娘家为邻。当时，我在公社办公室当临时工，我们几个人家里都有地，好不容易轮到回家，大片的地都忙活不过来，小地片就更顾不上了。有好几次，三大娘来到我们家告诉我女人：抽时间到跟俺地邻的那里种上点东西吧，你三大伯给你“拾倒”（方言：耕翻、整治的意思）好了。要是实在顾不上，你们就把种籽给我，让他捎带着给你们种上就行了……不用说，为这事三大娘还不知为我们说了多少好话。

    ……

后来，三大娘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为答谢三大娘的恩德，我们事先做好三大伯的工作，让他将已经很瘦弱的三大娘，背到我们家的炕头上，为她包了一顿羊肉丸的水饺。吃着水饺，说话已经不太利索的三大娘，一会儿用手指着我和妻子，一会儿抚摸两个孩子，断断续续地说：“你们是一家子好人……你们的好时候，在后头了……”

再后来，三大娘被远嫁外地的姑娘接走了。那一顿水饺，就成了我们夫妻二人，与三大娘道别的最后一顿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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