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不容忽视！

十八世纪中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嗜专制独裁、对内残害异己、横征暴敛、对外则穷兵黩武东征西讨，几乎与欧洲的所有国家兵戎相见，其在位期间好大喜功的他毫不动摇地领导自己的臣民与周边的欧洲邻国打了几十年的大战恶仗，终于赢得了“欧洲霸主”和“法兰西伟大领袖”之盛名，但也给自己的儿孙埋下了可怕的砍头杀身大祸根。

为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与巨大的军费支出，路易十四国王委任了40个总督驻在全国各地，负责为他征税并维持社会治安（维稳）；为了广开财源，他还大肆出售“贵族爵位和官职”以牟取钱财（自1700年到1789年的89年中，他与路易十五出售的新贵族头衔竟多达5万人），导致外省人致富后纷纷放弃家乡的产业，耗巨资购买朝廷的官职、可免纳税的“贵族爵位”和巴黎的房地产以便移居首都尽情享受人生。

同样伟大圣明的接班人路易十五国王继位后，坚定不移地继承了“伟大领袖”的遗志，继续对其邻国大动干戈（其中大名鼎鼎者如“七年战争”），耗用了大量军费；为弥补国库的空虚则他更肆无忌惮地出售爵位官职（为大幅增加卖官鬻爵的GDP，他还创新出了“增设官职”和“不定期作废重新交钱确认爵位官职”等一系列荒唐的改革新措施）；继续大建特建运河、道路、桥梁、市政建设和林立的水陆收费关卡，为自己和忠实的部下大肆敛聚钱财。

为确保朝廷的收入，路易十五还积极推行“强化国有化及政府审批制”新政，把医院、学校、剧场、公园和教堂之类的机构全部收归国有（连偏远乡镇的小小孤儿收容所的设立也必须通过国王政府的严格审核批准），权力巨大的政府官员因监守自盗而赚得盘满钵满；强大的第一等级天主教依靠“什一税”大发其财，第二等级贵族则靠自己的巨量资产坐收渔利，他们无不欢喜雀跃弹冠相庆，因此都一致坚定不移地拥护他们的圣明领袖国王，而不堪重负的“第三等级”农工商民则生计惨淡，怨声载道遍野。

到立志实施“体制改革”的接班人路易十六国王继位入主奢华无比的凡尔赛宫后，国库早已空空如也，政府的外债（45亿里佛，一说20亿法郎）已超过年财政收入（5亿里佛）的900%（仅债务年利息即高达2亿里佛）。新国王不温不火操作甚至出尔反尔的“体制改革”拖延到了1789年，法国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轰轰烈烈的“世界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终于在路易十六提出议论增税事项的“三级会议”召开后，第三等级代表因议事内容遭国王及教会贵族百般阻挠后于开始日益激化了。

最初路易十六国王承认了对王权有一定约束力的新“制宪会议”组成，随后又承认了民众组建的“国民自卫军”；愤怒的群众举起革命旗帜和武器一举攻陷了代表波旁王朝威权的标志性建筑巴士底监狱）；但他却始终在拖延改革，甚至还企图秘密邀请普鲁斯等国军队前来救驾。愤怒的民众终于不高兴了，他们不得不举起了革命旗帜和武器，一举攻陷了代表波旁王朝威权的标志性建筑巴士底监狱。此后，马拉、丹东、罗伯斯皮尔、埃贝尔、泰里昂、拿破仑·波拿巴、圣·鞠思特、路易十八及查理十世等大批手持鹅毛笔或利剑的革命家、野心家及新独裁者你方唱罢我登场；三年后，路易十六国王及的政权被彻底摧毁，企图勾结境外敌对势力镇压国内革命的国王夫妇及大批贵族、教士与官员（也包括最初的一些革命领袖）也迅速被愤怒的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法兰西社会随后也陷入了近百年充斥着“政变、专政、杀戮、街垒战、广场革命和内外征战”的大规模混乱与动乱之中。

19世纪上半叶，法国贵族政治家兼眼观敏锐的历史学家思想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针对法兰西跌宕起伏的政治状况，不失时机地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生动犀利的笔触和以史警世的独特方法，采用与同时期英德意美等国家比较的方式深刻介绍并剖析了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状况，并做出了“伤筋动骨的大革命不会发生在社会最坏阶段而是在‘社会改革’已出现时期”的精辟结论。

托克维尔认为，在1789年法国第一次大革命爆发四年后被“激进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其实只是他专制暴君祖父路易十四的一个可悲且咎由自取的替死鬼，理应成为“改革明君”的路易十六国王，因其改革举措迟缓多变甚至玩弄阴谋诡计进一步退两步，拖延至1793年再次让法兰西人民忍无可忍了，更加血腥暴力的革命终于把他和玛丽王后一起送上了断头台。其后，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交替不止的激烈大革命严重蹂躏涂炭了法国社会近百年之久。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作者托克维尔在其书中如此描述讽刺大革命前的专制政权：“在法国，政府取代了上帝”；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改革自身的时候”；“坏政府之所以改革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以坏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其结果是加剧了政府的坏，积重难返。”

借助大量档案资料（如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各类奏章、指示、会议记录及陈情书等）以研究而非记录“革命”闻名世界知识界的的托克维尔在其力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告诫后人：“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他如此剖析革命为何一般不会发生在暴政巅峰期的原因：“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处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够忍受苦难，视之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贫穷，生活蒸蒸日上，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们对任何阻碍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期望和不满成为酝酿革命的土壤”。

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不难感觉到穷尽巨大精力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托克维尔先生显然厌恶任何形式的激进或暴力革命，也能明显感悟到他“革命是社会转型最应该避免的下下策”之真谛。

“改革”与“革命”这两个名词有时看上去都很美，后者在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们眼中甚至还充塞着火焰般的激情，但对任何一个国家及社会而言，“改革”理应是一种“由劣返良、由弊返利、由乱返治”的重大社会转型，只能前进，不容后退，对恶劣旧制度若不采取“蝮蛇蛰手、壮士断腕”的勇气加以彻底批判与摒弃，而只是对前期所遗留旧病顽疾做一些羞羞答答或治标不治本的治疗，则属于“毁锅砸灶后再不急不忙地修锅建灶”的大折腾或讳疾忌医之大痛，待积重难返之后再指望靠什么轰轰烈烈的“革命”去解决，“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大悲剧魔影重现的可能性恐怕真的就很难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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